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我国政府开始把启动内需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则较小。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并使腐败有机可乘。商务部的调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供过于求，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亦即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过剩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产出或产品过剩，反映在市场上就是供给过剩；二是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过剩；三是劳力过剩，表现为就业率下降或失业率上升。

由于内需不足，我国许多商品的供给是过剩的。国内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长期过剩的就有620余种之多，导致全国40%的产品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才能“低价倾销”。

供给过剩是生产过剩的初级形态，很容易转化成产能过剩。事实上，产能过剩的现象在我国已经非常普遍。但是，中国过剩的产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尤其美国消费信贷支持下的过度消费），通过出口实现了对接，这种对接消化了中国部分过剩产能，减小了中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是，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倘若发达国家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相关商品的出口，或者因国家之间发生纠纷与争执，导致经济制裁问题出现，就有可能使我国的产品由于出口不畅而发生严重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什么抑制了内需呢？马克思指出：“一切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从根源上来讲，抑制内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收入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没钱消费。(www.daowen.com)

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该报告也指出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这表明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我国消费长期低迷不振。

世界银行也认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日本的经济发展始于1955年。从1955年开始的“神武景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消费热逐渐升温。从1957年开始，消费品的“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迅速普及，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用工业品的增长率中，电视机达到47倍，电冰箱达到24倍，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即可买1台电视机。日本的消费时代开始来临。接着，从1958～1961年，日本经济又经历了一场长达42个月的景气，超过了“神武景气”，日本人称为“岩户景气”。

从“神武景气”到“岩户景气”，日本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内需的启动为基础的，而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内需的成长注入了勃勃生机。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0%以上。随着工资的提高，食品消费比例下降，耐用消费品、娱乐和交际费用比重增加，娱乐消费意识上升，保龄球、高尔夫球、滑雪、旅行成为时尚，追求生活舒适成为时代潮流，日本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由于消费内容趋于均衡和一致，在将近一半的国民中产生了“中流阶层意识”。可见，日本经济起步，内需的贡献功不可没。

内需是安国之本，是渡过危机的最可靠办法。拉动内需，要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要么解除其消费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