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新制造业创新政策的部分原因在于历史上主导美国国内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对于制造业存在许多误读。如第三章所述，一些经济学观点认为，制造业下滑将被其他经济收益所抵消。国家失去制造业工作并不是因为制造业的落后，而是整体生产率改善的结果。以制造业为中心经济将自然而然地被服务经济所取代；低工资、低成本的海外生产者必然会取代国内的高成本生产商；商品生产的损失不足惧，国家的创新优势将永远使其保持在高价值和先进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自由贸易的好处总是超过短期的贸易不利影响；创新不同于生产，所以即使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创新能力依然存在。不幸的是，实践证明，这些观点无一正确。

第四章深入研究了经济学如何对待制造业，包括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如何使制造业深陷泥潭的。早期的经济学与工业革命同步发展，亚当·斯密明确指出了工业革命的经济意义，但近几十年来，这个观点日益沉寂。虽然增长经济学让我们理解了技术创新（及其相关的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基于测量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以经济学术语处理围绕技术创新的复杂系统时存在很大困难——技术很重要，但是是“外生的”。“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试图将创新重新放回“内生”经济模型中，但是这个理论并不完整。这意味着经济学家迄今还不能对创新体系进行建模，更遑论作为其中组成部分的制造业。生产率思维有所帮助；有证据表明，低生产率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可能会拖累经济的全面增长，即巴莫尔的成本疾病。减缓这个拖累的有效方式是通过强大的创新体系来提高生产率。没有健康的制造业，可以说，创新体系会崩溃。信息技术革命只是创新相互依存的一个例子，其生产率增益表现在制造和服务部门中；“硬”技术是服务交付的赋能者。(www.daowen.com)

从李嘉图开始，经济学家认定自由贸易会导致普遍获益，但近期的新贸易理论将生产率作为贸易的核心竞争因素。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首的经济学家指出了贸易输家将面临潜在的长期不利后果。戴维·奥特尔及其同事对制造业受到的影响进行了追踪。新贸易理论已经从国家视角转移到更聚焦的产业层面，考虑异质企业（规模不同的企业）。所发现的是，随着竞争的加剧，创新型企业往往会比大公司更加蓬勃发展，而规模较小、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无法承担研发成本，会逐步衰退。为了提高不同规模企业的生产效率而组织的先进制造创新等政策可以理解为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些政策似乎是基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充分考虑新增长理论、生产率观点以及新贸易理论及其对制造业新经济的可能影响。主流经济学似乎还没有超越当前的概念，因此无法真实地反映诸如制造业等特定经济部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