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均产生了有趣的影响。尽管媒体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进行了讨论，但对于企业不平等来说却缺少关注。如果我们回到异质企业和贸易的模型，那么两者之间有类似的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生产率高、拥有技能员工的大企业在不成比例地获益。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两者是相关的。雇用员工超过1万人的美国制造企业只有824家。157在雇员不足1万人的美国企业中，不平等上升中的84%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工资差异的扩大来解释，而不是企业内部的工资不平等。这项研究的作者还发现，工人所属企业被分为高工资企业或低工资企业时，企业内部工资差异降低。158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竞争加剧似乎对美国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影响。

这里我们应该提出问题，即目前基于主要经济理论的政策讨论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我们生活在一个次优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一个最佳结果根本不可能，或者，通常的情况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具有政治可行性。我们需要承认，如果没有可以改善现状并有机会实施的政策，那么让部分社会成员状况恶化的自由市场路线是不可接受的。过去几年关于制造业的政治讨论突出了这一点。在2016年选举中，不是只有一个主要党派的候选人放弃支持自由贸易，另一位候选人走得更远，甚至主张完全背离战后美国的政策，并利用关税解决国内问题。由于现代供应链的复杂性跨越国界，我们很难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即大部分人口不会因使用关税而在经济上变得更糟糕。

虽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公众对这种政策的支持要么因为大部分人是无知的，要么因为他们是非理性的，实际情况是，这恰恰是一种理性反应。工作对于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来说至关重要，工作场所将人们置于一定的规范和企业文化之中。159在小城镇中失去一份工作或一个产业可能威胁到其身份。对许多人来说，这提高了那些许诺取代衰落产业的政策的吸引力。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公众同意补偿那些因贸易而失业的人呢？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为市场自由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时，由于低估贸易效应，削弱了解决分配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从这些角度出发，调整成本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政府应该在财务上支持那些在经济冲击和转变过渡期间换工作的人的观点，变成了这些人应该找到其他工作的观点。鉴于这个长期存在的现实，似乎前进的一条良策就是关注一个创新的、包容性的经济。(www.daowen.com)

如上所述，除非通过扩大教育更加系统地提高人们的技能，否则不平等问题会加剧。但是，除非出现一个相应的基于创新的增长，否则这种方法的效果将被削弱。虽然制造业创新政策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法。由此，受到竞争挤压的小型制造商有机会接触到研发成果，在效率和竞争力方面取得相应的进步，这些原本是它们靠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大型制造商受益于大学研究对制造业的参与，这些是大学自此开始重视的领域。劳动力教育和发展努力为各级员工提供了发展自己技能的机会，这些技能正是制造商提升生产价值链所需要的。其目的是提高劳动力的技能，从而提高工资。通过整合更小型制造商的创新技术，这些企业有机会朝着技术前沿迈进，提高生产率，缩小与大企业的差距，降低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同时相应地降低工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