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学科已经占据了社会科学的统治地位。因此，经济学构成了大部分政策讨论的框架，政府中并没有社会学顾问委员会。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建立在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所称的“一种类似于科学解释的内部结构规律”之上。107从个体是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出发，有可能构建优雅的数学模型。这使得经济学学科能够将自己呈现为一种更接近于具有数学精确性的物理学而不是更接近于法学的社会科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意识形态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经济学分析社会秩序。但经济学家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本身就是社会秩序的成员，他们无法完全把自己从他们的分析中抽离出来。108然而，经济学家所做的假设作为输入对模型输出结果起着重要作用。面对一个市场结构，他们可能会采用完全竞争的模型，而不是试图解释市场扭曲。对微观经济学中唯一最重要假设——人是理性行为者——的怀疑，导致了行为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109保罗·罗默指出，经济学家们大多倾向于不公开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110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导主流经济学，尽管从1972年开始，雨果·桑尼辛（Hugo Sonnenshein）和其他研究者就阐明了把个人行为简单加总的理念的缺陷。111

在经济大衰退之前，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预见到，甚至没有考虑过市场经济中出现结构性灾难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至少可以引起专业人士对此进行更客观的评估。在2009年的一篇题为“经济学家如何错得这么离谱？”112的文章中，克鲁格曼指责自己的经济学专业“把漂亮和打扮得很像数学当成了真相”。他说，

随着对经济大萧条的记忆逐渐消退，经济学家们带着装扮高级的方程式，转回头又沉浸在那个陈旧的、理想化的经济幻象中。在那里，理性人在完全市场中互动。当然，这种理想化市场的浪漫复兴，部分是对政治风潮转变的反应，部分是对财务激励的回应。尽管我们对胡佛研究所的学术休假和华尔街的工作机会嗤之以鼻，但这个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建立一个包罗万象、智力优雅的方法。这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显示自己数学本领的机会。

真实经济的混乱需要在制定政策时考虑主流经济学以外的思想和学科。

我们首先从考查贸易理论开始。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近年来最突出的贸易话题。基于一个非常基本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人们期望看到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以及美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就业正是如此，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02年的约8 600万增加到2009年的9 900万；113但在美国，同一时期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 560万下降到1 200万左右。114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已将这种就业急剧下降标记为“中国冲击”。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共识是，由贸易导致失业的工人将转移到另一个部门。115然而，正如上述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这次“冲击”远远大于过去那些经验分析研究过的冲击。

经验证据表明，简单的模型无法描述真实的影响。不仅是那些现在不得不与中国竞争的产业出现失业，他们所在的社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在失去这些工作的同时，资本密集型出口行业（如航空或非贸易部门）中并没有明显的就业增加补偿。如前所述，奥特尔、多恩和汉森的研究也涉及贸易对收入分配影响。尽管在美国，高技能劳动力往往会看到收益，但在低技能岗位，终身收入减少的比例更多。116对于这些个人和社区而言，贸易带来很高的成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格沃蒂批评说，这不是你所生产的，而是你所消费的东西遭遇现实的政策问题。在过去的25年间，工资一直在两极分化，这通常由技术进步来解释。117但贸易导致进口竞争性行业（通常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流失，也是工资两极分化的原因。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推荐的理论经济学解决方案是收益再分配，最好是通过一次性税收解决，因为这不会造成市场扭曲。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一次性税收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理论上可以设计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税收，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在不让别人更糟糕的情况下变得更好。118这些理论上的可能性只表明存在乐观的空间，但未能解决可行性问题——在政治上这是不合情理的。

贸易能够取代一部分工人的认识，在经济理论中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政策制定者也没有忽视它。贸易调整援助（TAA）最初是在1962年肯尼迪总统的《贸易扩张法案》中颁布的。最初该提议获得了国会支持，以进一步实现与欧洲共同市场的贸易自由化。119在该计划的头几年，很少有工人获准得到这项援助，在1962年至1975年期间，援助预算为7 560万美元，总共只用掉了53 899美元。1974年的《贸易法案》增加了符合该计划资格的工人数量和他们获得的现金；仅在1976年，就有131 765名工人获得了共1.625亿美元的援助。120 1981年，该计划扩大到每年约16亿美元，援助超过50万名工人，这促使国会开始限制援助资格。1982年到1919年间，只有30 000名劳工共获得1.03亿美元援助。121到2007年，援助金额仍然远低于1981年的金额，援助的约15万名工人几乎完全来自制造业部门，总金额是8.551亿美元。122这是相当高的覆盖率，因为2007年制造业总失业人数约为26.2万人，123尽管失业随后加速增长。不幸的是，人们参与该计划并不特别积极。

部分原因是失去的工作往往集中在低技能制造业岗位。124分析表明，虽然TAA提供了一个小的收入安全网，但总体而言，这并不会增加TAA参与者获得一份与失去的工作收入相当的新工作的可能性。125发展长期失业保险制度可能是比TAA更好的解决办法。从理论上讲，进口竞争性行业部门的失业者可能会进入增长行业部门，但正如奥特尔和多恩所言，这些人更有可能转向低技能的服务行业。这表明我们需要比失业保险更全面的方法来帮助贸易产生的失业工人。

那些看到自己收入因贸易而下降的失业工人是不平等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更大。1954年美国实际家庭中位数收入为32 101美元，到2015年底，已增至70 697美元。然而，必须指出的是，2000年中位数收入为69 822美元，表明收入增长停滞已近15年。126在同一时期，收入最高的1%和10%的那部分人，其收入占全部收入的份额分别从9.39%和32.12%上升至18.39%和47.81%。相应的，后90%的人的平均收入从21 852美元增加到33 218美元，而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从93 095美元增加至273 843美元。127尽管2015年人口普查中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显示中低收入者取得了更多的收入，但尚不清楚这是否仅仅为一个统计异常值，抑或他们的收入仍然保持在2007和2000年的中位数水平。128所以，现在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个温和的趋势，并且在反对过去超过15年的停滞。可能的政策清单相当宽泛。标准的政策建议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重修税法来帮助低收入工人——这将通过增加高收入纳税人的税收来抵消；以及增加对教育的支持，改善社会安全网，以及恢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129有各种观点试图解释过去半个世纪不平等的加剧，其中最常被提及且我们将要关注的，是技术进步。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Katz）指出，美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这里简要予以回顾。正如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那样，迅猛的技术进步导致对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的分享程度远远超过19世纪。戈尔丁和卡茨观察了高中和大学两个教育水平。基本上，当技能工人的供给高于需求时，工资溢价下降，不平等程度缩小。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占比的迅速增长解释了1970年之前不断增长的平等，但之后的几十年，供给（大学毕业生比率停滞不前）落后于需求，工资溢价流向技术岗位，不平等程度上升。130正如分析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所发现的，新技能和教育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劳动力发展一章中更深入地予以探讨。(www.daowen.com)

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不平衡增长问题上。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了，高技能工作得以维持，但失去了低技能工作岗位。这些被替代的工人最终将进入缺乏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服务行业。131考虑到高技能人才获得的溢价，是否有可能提高大学毕业生比率？2015年，25至29岁的人中有91%持有高中文凭，46%持有副学士或以上学历，25%持有本科或以上学历，9%持有硕士或以上学历。132这表明仍然存在增加高等教育比重的机会。事实上，作为奥巴马政府跨部门优先项目的联邦STEM教育五年战略计划，正是为了在制造业直接相关领域实现这个目标。133但是，即使劳动力技能水平增加了，能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工资的两极分化就会下降，中等收入工作强劲增长吗？这是以持续创新推动增长为假设的，没有考虑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另一个大问题是，在大多数的经济模型中，制造过程与研究和开发脱节。这可以在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创建的模型中看到。值得一提的是，在把创新嵌入经济学学科话语这份工作中，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过去二十年里可能比其他任何经济学家做的都多。实际上，他们的模型显示一个拥有两个部门（研发和制造）的经济体，拥有不同技能的工人分配在两个部门中，如何导致了不平等，且这种不平等在该国开放贸易时会增加。134商品交换模型倾向于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解决空间问题，即加入运输成本。但是，跨距离传输技术、想法或概念是否有成本？一个合理的回答是：曾经是。现在，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不仅让成本变得很便宜，而且可以以多种形式传播知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可以实现快速的数字传输，大大降低了设计和生产相距甚远的成本。问题在于设计和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仍然有很多因素，如速度、竞争力和成本，会影响到决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没有有效的最优算法，会出现难以处理的问题，需要依靠尝试方法。135复杂性限制了某些问题可以解决的程度或信息被完整编码的程度。在很多情况下，生产和设计之间的接近成本仍然很高。

科学家兼哲学家迈克·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在著作《隐性维度》中探索了隐性知识的理念。他指出，“我将重新思考人类知识，从我们能知晓的远比我们能讲述的更多这个事实出发”。136企业内部隐性知识的传播通常是直接接触和个人关系的结果。信息技术允许跨越距离协作，但似乎不能在直接接触上发挥同样作用。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对那些没有建立起强大的信任和合作文化的组织来说，共享的隐性知识要少得多。137似乎有证据表明，更先进的通信技术——视频会议和电子邮件——对人们的沟通能力的损害不大，但仍不如面对面互动有效。138身体接近程度在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历史上，这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制造业不是一个有别于创新体系其他部分的过程。半导体产业制造工艺的发展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某些情况下，半导体有分离的开发设施和生产设施，当开发了一个新工艺时，它会被转移到生产设施。但是，做中学是在开发阶段发生的，其中的大部分在转移到生产中时丢失。哈奇（Hatch）和莫维利（Mowery）发现，如果开发设施和生产设施靠得很近并且有相同的机器系统时，那么引入新技术会更有效率。新工艺中的缺陷也需要被转移到生产设施中。139由于产品和工艺创新的相互作用，在两套设施之间建立了反馈回路。

如上所述，仅仅依靠创新管道的思路过于简单化。这个线性流程包括：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然后是企业研发，之后是设计与生产。另一种是诱导创新，通常由产业主导，遵循市场信号或政府法规。美国政府，通常是美国的军队，不仅支持科研，而且还支持开发，并创建试验台和初始市场，推动产品跨越“死亡之谷”。这种延伸管道创新在促进进步方面显得更加高效。换句话说，跨部门创新参与者的接近及他们的连接似乎很重要。制造技术和工艺进步也可能导致各种创新，并在整个创新链中产生影响。正如后面的章节所探讨的那样，在一个合作模式中，商业、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全方位地通过生产系统地推动创新，140这种合作模式在德国生产系统中特别成功。在前面讨论的纳尔逊关于有效创新组织和系统创新重要性的研究强调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正如随后我们要讨论的那样，关键点在于我们需要将生产视为创新体系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越机械的、线性的经济模型。在这种线性模型中，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然后由市场激励机制接管，创造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模型中最多只有一个联邦专利系统，以让企业收回研发成本。这种模型从根本上缩短了协作距离，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

随着大学、联邦研究实验室和私营企业都参与到创新过程中，高级工作通常具有地理集中度应该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企业和人群的集中产生了集聚经济。关于产业集聚发生的原因有三种常见的理论。如果一个地区有足够的企业，它们很可能会共享供应商，专业化的商业服务也会设置在该地区，并且可能有相当数量的有经验的员工。专业人员更有可能选择居住有更多就业机会的地区——不需要搬迁到新地方，就能容易地换工作。最后，当人们集中在一个地方时，隐性知识更容易传播。139似乎也有证据表明，小企业集聚比大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多得多。142爱德华·格拉塞（Edward Glaeser）指出，集聚是由运输成本造成的。虽然货运成本下降了，但人员流动的成本却没有下降。143集聚可发生在服务部门以及服务和制造混合的部门。并没有什么内在理由规定集聚只能限于制造企业。

当对创新数据进行研究时，有关政策不应该偏好制造业而应该关注服务业的纯理论依据似乎不足。2013年，全美投入超过4 500亿美元用于研发。其中，约3 220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144虽然联邦政府是基础研究的主要出资者，但私营部门承担了后期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开发。这些联合投资是美国创新体系的核心。同样，正如生产率和企业规模是相关联的，研究主要由大企业主导。那些拥有500名员工以上的企业的研究经费占私营部门总研究投入的83.6%。145制造业占所有商业研发经费的68.7%也不足为奇。146可能的解释是，制造企业通常有一个正式的流程来将创新推向市场。从历史上看，服务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一直很少，缺乏与制造业相同的正规制度结构，并且往往更能响应客户需求。对此的解释是，产品和流程的创新在服务业更难以标准化。对服务业缺少正式创新体系的部分担忧是它不那么稳定。2002年，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服务业的研发支出占所有私营部门研发的近43%。根据最新的数据，在2005年，它已经下降到30%，几乎与目前的水平相同。147这突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部门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

集成电路是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脊梁。全球范围内的半导体产业负责不断推动产业向前发展。2013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3 056亿美元，而整个产业在研发方面花费了503亿美元。148该产业的持续创新有助于推动使用核心技术的各种产品的创新，无论是下一代iPhone，还是软件应用程序。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最近几十年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最低要求。Windows 95需要至少4MB的内存，2001年发布的Windows XP需要64MB的内存，Windows 7的内存要求增加到1GB，新的操作系统Windows 10则增加到了2GB。20年来，运行当前操作系统所需的内存增加了500倍。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受到摩尔定律的驱动。1965年戈登·摩尔观察到，在集成电路晶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增加一倍的同时，每两年单个晶体管价格相应降低一半；在50年时间里，就会从约1 000个晶体管增加到200亿个晶体管超。149 2015年，全球生产的晶体管数量已经比世界上所有树木的叶子还要多，共约4万亿亿，大约每秒生产13万亿个。150这是制造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胜利，二者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如上所述，生产进步对半导体进步至关重要，政府-产业合作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在关键时期起到了促进推动作用。现在看来，驱动信息技术革命的半导体进步的稳定步伐已经收尾。151因此，尽管集成电路的性能将继续提高，但是为了计算能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还需要开发其他技术。正如戴尔·乔根森所展示的那样，半导体技术的进步是信息技术创新浪潮的核心驱动力。152制造业的进步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二者的结合孕育了一个庞大的新经济部门。电脑芯片真的和薯片不一样。那么，什么将取代半导体进步成为一个新创新驱动力？

与半导体一样，下一代产品，包括商品和服务，将依赖于制造业的进步。问题是这是否会在美国发生。处于技术前沿是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如上所述，集聚在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造业为研究和开发提供了大量资金。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可以看出这种集聚倾向。对这种增长的一种估计来自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变化，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从2003年的约4 000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近8 000万人。153从2003年到2012年，美国企业控股的外国子公司将其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从5.65亿美元增加到20多亿美元。154 2000年，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不到200个，但到201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 300多。155那种制造业可以转移到最便宜的劳动力地点，高价值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可以留在本土的想法，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苹果公司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苹果公司的产品在美国进行高价值设计，而在中国进行价值较低的制造和组装。由于苹果公司面临的政治障碍和国内竞争的加剧，他们的战略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2012年到2016年，苹果公司在中国开设了20多个新的公司办事处。苹果公司已经宣布将在中国开设第一个研发中心，并在2017年底之前在中国投资50.7亿美元用于研发。156由于信息技术，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联系紧密，但涉及生产和创新分离时，空间距离仍然很重要，即使在信息技术领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