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和21世纪之间，农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急剧下降。最初，这些工作被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工作所取代。近年来，制造业就业在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而服务业继续吸收越来越大规模的就业。41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韦罗妮卡·圭列里（Veronica Guerrieri）提出了一个相当直接的两部门模型，为结构性转变提供了理论解释。如果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不同，例如分别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那么资本深化将导致资本密集型部门的产出增加。尽管这个部门的产量增长速度加快，但其价值增长速度将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值增长速度慢。本质上，该部门的收益会递减，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密集型部门。42阿西莫格鲁和圭列里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尽管他们没有用该模型来解释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转移。然而，该模型似乎为就业从制造业（通常更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向服务业的转移提供了经济理论基础，尽管它并未解释服务相对价格的增加。43相比制造业劳动力转移，阿西莫格鲁和圭列里的非均衡增长理论更好地解释了农业劳动力转移。

四十年前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思路。鲍莫尔设想，在低生产率或停滞的部门将看到成本上涨，以及相对的产出增加。随着经济中停滞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大，经济全面增长最终会放缓。44这就是所谓的鲍莫尔的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检验了1948年至2001年期间的行业数据来寻找鲍莫尔病的迹象。虽然诺德豪斯承认数据不完善，但有大量证据显示生产率低下拖累了增长。45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制造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当生产率提高时，工作小时数增加了。46

相伴着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加速，关于鲍莫尔病是否已经被“治愈”的讨论一直在继续。金融和批发/零售业等一些服务部门的生产率显著提高，但全行业的生产率肯定没有统一被提高。47这样看来，鲍莫尔病并没有被治愈，所谓的“治愈”不能完全解释战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变化。从1948年到1972年，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平均比非制造业的高0.5%。自1972年以来，制造业生产率一直保持平均1%以上的增长，1996年至2004年期间达到2%的高峰。48这两个时期里，制造业就业比例平均每年下降的速度保持稳定。从1996年开始，下降速度加快，从2004年到现在，制造业就业比例每年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49尽管鲍莫尔的发现为战后时期的部门就业转移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就政策变化的有效性达成结论时，还需要包含其他一些因素予以分析。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很多如上提到的变化，鲍莫尔用于研究生产率及其支持数据的总体方法表明，制造业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方法源自亚当·斯密。如果生产率增加与向社会引入实际经济收益的能力相关联，那么相比由生产率常常更高的制造业占主导的经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产生的收益更少。这是一个非均衡增长理论。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生产率增加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农业上的经验能应用到制造业上吗？我们来检视一个解释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大幅下降的模型。这种变化是相当戏剧性的：从1900年到2000年，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比例从41%下降到了1.9%，50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最初，就业下降来自拖拉机和哈伯-博施法^[1]等技术进步，氮肥的工业化生产得以实现，从而使农作物产量相应增加。遗传学和植物育种方面的技术进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化学技术进步在除草剂和杀虫剂方面的应用，带来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如果农业就业的下降只是与生产率有关联，我们会在制造业看到与农业相同的模式。然而，这个模型的前提是，随着人们变得更富裕，他们的消费模式会改变，他们的服务消费的增加会与他们的农产品消费的增加不呈现比例性。在服务业就业和增加值提升时，农业中的就业和增加值减少，导致部门转移，农业就业被新的服务业就业所取代。51这个观点符合恩格尔定律，即随着收入增加，食品支出占比相对下降。数据也支持这个理念。1909年至2009年间，美国的人均食品消费量几乎没有变化。52相比之下，1999年至2016年间，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分别增长了约139%和40%（按2009年美元不变价计算）。53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制造业就业的急剧下降不应该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与农业就业中由生产率驱动的就业下降类似——就业减少但生产率提高。54但根据食品和工业制成品消费模式的区别，制造业的部门变化不应该等同于农业的历史变化。(www.daowen.com)

斯旺和索洛建立的外生增长模型既简单又具有高度解释力。这些模型的问题是，如果经济增长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为什么它是一个外生变量？新的内生模型试图弥补这个不足，1986年罗默对此进行开创性工作之后，衍生出一系列模型。尽管诸多内生型增长模型似乎与美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特别相关，但它们因未能解释条件收敛而受到批评。55也就是说，解释为什么贫穷国家的增长率高于富裕国家。然而，贫穷国家出现这种现象所需满足的初始条件往往在经济学家之间各不相同。重申一下，这突显了经济学试图对创新进行建模时的基本问题。对主流增长经济学的另一种批评是这些模型都是与历史无关的。卡劳（Carlaw）和利普西（Lipsey）认为，经济学实际上是路径依赖的：我们受制于过去的决策，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创新发生在基本不确定性环境中，不可计算风险，这意味着不存在利润最大化的唯一一套决策。56经济模型试图简化复杂的问题，让其更容易被理解。尽管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但那些增长模型已经将人力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性带到了人们面前。尽管这些模型的有限性意味着制造业的角色还不明确，但制造业显然是增长的推动力。上面所讨论的对生产率的额外关注是有益的，生产率是认识经济的一个长期要素，由技术进步推动并对增长起关键作用。这个思路使我们能够区分高生产率部门和低生产率部门；作为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别有利益的部门。

经济增长思想还有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创新组织。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的“演进”方法预见了创新组织在增长理论中的作用。57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的创新型大企业，发现这些企业的创新演进成功取决于有关研发、组织管理、产品商业化和有效生产的组织惯例。虽然他们的研究关注的是企业内部而不是大型创新体系，但他们认为创新组织和连接组织要素的组织惯例是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纳尔逊在1993年的一本书中将这些想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水平，5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企业，而是整个创新体系。他认为，存在一个创新参与者相互作用的国家创新系统。创新参与者包括政府对研发的支持、政府资助的研究型大学、政府实验室和教育机构，以及大大小小的企业和他们的研发实验室。纳尔逊认为企业是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元素，但他认为创新是在一个更大的制度体系内发生的，在这个制度体系中，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参与者影响了企业中可能产生的创新。

纳尔逊对企业和国家层面创新组织的关注，以及对政府、大学和企业参与者之间交互关系的关注，为我们分析创新理论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虽然增长经济学家明确表示创新推动增长，但创新不是自然发生的，它需要创新组织和相应的创新体系。正如前几章所述，制造业是创新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正如纳尔逊所建议和新兴先进制造政策所提出的那样，把制造业视为创新体系的一部分并在体系中优化制度和组织联系，成为推进创新、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增长的重要任务。59

写到这里，我们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差异化生产率增长的结构转型。正如2016年的总统选举所表明的那样，大部分公开场合对制造业的讨论都集中在贸易问题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贸易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50年，贸易总额仅占GDP的6%，到2010年增长到29%以上——尽管政治不确定性使得对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的判断变得很难。60从人均GDP上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大多数超越美国的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纵观外生型和内生型增长理论，这是美国领导技术前沿并且有大量人力资本从事研发的结果。当分解成部门观察时，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都很高，而服务业则相对落后。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服务业却出现少量顺差？接下来，我们转向贸易理论，更全面地观察美国制造业正在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