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中叶似乎碰了壁，因为有一种方法认为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到19世纪70年代，包括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消费而不是生产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商品的价值从此以边际效用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商品带给消费者的价值。“边际革命”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现在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大多搁置了增长问题，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所改变。1956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提出了长期增长问题。一篇由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撰写，另一篇由美国人罗伯特·索洛撰写。论文一经发表就引来目光，并持续获得了更多关注。

索洛的文章《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是为了回应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增长模型而写的，后者试图将凯恩斯的思想延伸至一个长期的增长模型。14索洛着手创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没有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固定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假设，后者意味着经济需要在刀刃上保持平衡以实现增长。15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可替代性以及要素价格的灵活性之外，索洛的模型还包含了一个技术进步的变量。在他的模型中使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意味着它具有索洛所称的“圣诞老人属性”。

在“圣诞老人属性”中，不仅劳动力增广型技术进步（哈罗德中性）、资本增广型技术进步（索洛中性）和产出增广型技术进步（希克斯中性）之间的区分消失了，而且生产要素的收入份额也恒定了。16

索洛的观点是，很难假定大部分技术进步同时是哈罗德中性、索洛中性和希克斯中性的。另一个由索洛模型得出的有趣的结论是，长期增长与储蓄和投资率无关。例如，在短期内，较高的储蓄和投资可以提高增长速度，但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因此增加，资本回报递减使经济恢复到相同的长期增长率。17尽管在这篇早期论文中很少讨论到技术，但技术是这个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年后，索洛在一篇论文中回到了技术和发展的问题。他采用了一种技术变革中性的模型，这意味着它会导致更高的产出，却不会导致资本或劳动力相互替代。18利用1909年至1947年的劳动力、资本和总产出数据，索洛计算了在扣除劳动力和资本因素后技术变革的相对剩余产出。这种技术变革的概念通常被称为索洛剩余、全要素生产率或多因素生产率。索洛得出结论认为，人均每小时总增加产出的87.5%是来自技术变革（剩余部分可以归咎于资本）。19这挑战了资本积累是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观点。索洛的模型持续地被广泛使用，有时会加以修改，如曼昆（Mankiw）、罗默（Romer）和威尔（Weil）的模型。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人力资本可以使该模型更好地解释各国生活水平的变化。20由于索洛模型的简单性、适应性和解释力，使得它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被广泛传授，但它并非没有遭遇挑战。

自索洛的论文发表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一直是个争论颇多的话题。各种各样的关于如何度量问题出现了。两种成本相同但性能不同的产品应该计算在一起吗？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和兹维·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最终站在辩论的同一方，认为技术剩余实际上更小，而约翰·肯德里克（John W.Kendrick）和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F.Denison）站在了辩论的另一方。21生产率发展的核算对于确定经济是否健康十分有用。然而，它被视为一个外生变量，这意味着它独立于资本和劳动力变量。罗伯特·戈登在这个问题上指出：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作为经济增长源的相对重要性。但如果资本积累不是一个独立的增长来源，而是技术变革的副产品，那么这就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22

将索洛的技术变革放到外生的“黑箱”中，即完全在经济外部，引发了一波试图将技术、学习或人力资本带回模型的新模型。

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在认识到索洛增长模型的重要性的同时，力求解决其中的一些重要缺陷，包括缺乏可使该理论具有实际应用的政策变量。23阿罗不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而是把学习作为内生变量。由于某些外生参数，该模型通常不被认为是完全内生的。24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积累不断增加，新产品中融入了先进的技术，导致回报按比例增长。25这个模型只解释了生产过程中的学习情况，排除了在教育机构中的学习。26也许最常用的“做中学”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2 699艘“自由轮”。在三年的时间里，一艘“自由轮”的生产时间从6个月下降到30天。27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生产一艘这样的万吨级船舶甚至被缩减到4天15小时。28虽然人们相信大多数这种改善是“做中学”的结果，但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认为，早先的研究未能把资本深化考虑进去，从而错误地认为是学习把生产率提高了一倍。29但生产率的提高仍然十分巨大，证明了学习收益可以在制造过程中累积。(www.daowen.com)

内生增长模型最初没能走向前台，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一种通常被称为“新增长理论”的新模型。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模型是其中最知名的，展示了更高的增长潜力。当收益递减的基本假设被抛弃时，这就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新知识（被视为生产资料的一种形式）的限制，这是可能发生的，并且由于投资于研究的公司无法获得全部收益，知识会溢出到经济中，从而产生了更广泛的收益。30为了防止不现实的增长水平出现，罗默指出，尽管新知识增加了产出，但知识本身的生产会递减。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随着研究投资的增长不受限制，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31许多与罗默模型类似的模型用人力资本取代知识变量存量，通常具有相似的正外部性。

显然，个人获得人力资本的方式很多。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两种不同的模型中考虑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人力资本通过教育获得，迫使个人离开劳动力队伍。另一种是做中学。在这两种模式中，结果都是无效率的，增长率太低，福利会损失。但每个模式都有一个政策解决方案；补贴教育和补贴生产——这就是工业政策。32虽然卢卡斯指出了工业政策提高福利的理论可能性，但他抛弃了这种方法，因为他认为这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卢卡斯以及斯托克西（Stokey）和雷贝洛（Rebelo）还发现，在他们的内生模型中，税收可能对增长没有任何影响。33本质上，他们认为，政策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决定有关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基本假设。

保罗·罗默在他的“使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内生”的项目中应用了传统的经济学竞争理念（一个人使用是否限制其他人的使用）和技术知识排他性（某个人是否有可能阻止其他人使用——这是专利系统的基础思想）。例如，使用“做中学”的模型必须将知识视为一种公共利益，是非竞争性且非排他性的。然而，在这种模式中，刻意投资研发的公司可能会出局，因为它无法获得收益。另一种可能是知识既是竞争性的又是排他性的34，这意味着要从完全竞争的模式转向企业拥有一定垄断能力的模式。这是指人们对一种产品的研究进行投资，然后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该产品。在这种环境下，知识可以是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35并且，就像卢卡斯早些时候提到的那样，由于投资于研究的公司无法阻止它们的知识溢出到整个经济体，因此知识积累的社会收益高于私人收益。罗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政策作为部分补救措施，即使用补贴对研究进行激励。

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领域，即熊彼特增长，与罗默后来的模型异曲同工。在奥地利出生的约瑟夫·熊彼特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动力学的文章。最著名的是他引入了“创造性破坏”这个名词，它描述了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或技术先进的企业把落后企业赶出市场，从而实现增长的过程。根据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乌富克·阿克西吉特（Ufuk Akcigit）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说法，熊彼特增长有三个特征，分别是创新、保证垄断租金的能力和创造性破坏的能力。37基于质量阶梯，每一种新产品都试图是前体的改进，如果质量较高，则较低质量的产品会被排除在市场之外。38竞争是这个模型的核心，因为如果知识产权法律强大，就会增大研发，但如果没有可执行的规则到位，研发就不会相应增加。39这种模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政策选择来刺激增长。

这一系列增长模型的简要概述所得出的是，技术和人力资本补充技术学习的首要地位。制造业显然是可以嵌入这些模型。但是，政府所起到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市场结构和知识性质。农业、制造业或服务业通常可以单独观察，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在索洛关于技术在增长中作用的计算中，农业被排除在外。为了对美国经济持续的结构变化进行深入了解，多部门模型是必要的：美国损失的制造业工作正被看似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工作所取代。从1972年到1996年，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比非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两倍左右，到2011年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40

总而言之，索洛和他那些增长经济学的同道一直在向我们指出由相应的技术学习所支持的技术进步的增长意义。从历史上看，正如亚当·斯密首次在针厂的例子中建议的那样，这主要是通过在经济中的生产方面实施的。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生产过程，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取得规模效应。正如之前讨论的，这意味着制造以及研发必须被视为创新系统的内在组成。换句话说，增长经济学把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但新古典经济学很难把围绕创新的系统——包括制造——视为“内生”因素。“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在创新内生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个努力尚未完成。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能够对创新体系进行建模，在其中包括制造业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学对制造业的理解仍然不完善。然而，关于生产率的诸多概念，为考虑制造业的增长理论提供了辅助框架。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生产率水平——不同部门的表现如何不同？然后，让我们看看就业——生产率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就业基数下降？制造业是否与农业一样，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非均衡增长理论（或结构转型）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