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缪尔森在2004年提出一个问题：尽管存在李嘉图的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美国是如何在经济上被中国这样的低成本、低工资竞争对手击败的。28他指出，如果中国提高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加上低工资优势，就可以通过其生产率优势获得先前属于美国的一些比较优势。

然而，根据李嘉图的分析，在贸易中从来没有永远的失业，“所以，长远看并不是美国永远失去了就业机会；实际上是这种动态公平交易降低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实际结算工资”。换句话说，美国的工资将下降到中国的生产价格优势被抵消的程度。美国仍然受益于低价格商品，但现在出现了“新的对美国净有害的贸易条款”。他列举了这种现象的许多历史例子，从20世纪早期美国纺织工业从东北向东南方向的转移，到19世纪下半叶中西部的农业超过东部农业。萨缪尔森的分析也表明，与那些以资源为比较优势的国家不同，像美国这样以创新能力为基础建立比较优势的国家会面临一个问题：创新优势不一定是永恒的——当其他国家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创新体系，他们也可以获得创新优势。

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验证了萨缪尔森的担忧。29通过研究市场被中国制造产品占领的美国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发现了失业率上升和工资下降是普遍模式，受影响的不仅是制造业部门，也包括了大范围有依赖性和相关性的服务业和生产部门。他们发现，贸易增加所带来的收益被他们称为经济中的“重大损失”所抵消，特别是为了应对就业和实际工资下降所需的失业、健康和伤残保险及食品券等转移支付，这些都是补偿性的，而不是直接成为经济上的生产性投资。

在2016年随后的一篇文章中，通过对早期发现的进一步扩充，这些经济学家们发现，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并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式承认的美中贸易关系，影响了大量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工作岗位大量转移到了中国。30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个转变对美国工人造成了严重损失，尤其是其中许多蓝领工作就此消失，他们就业的社区在经济上也遭受到了持续打击。这些发现与传统的关于贸易净收益的假设相反。该项研究发现，从1999年到2011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使美国的就业岗位减少了240万。其中约有985 000个是制造业工作岗位——这占了美国当时总损失的580万个制造业岗位中的很大比例。虽然贸易也能增加就业，但数据表明，这些贸易就业岗位增长并没有抵消中国进口竞争所减损的就业岗位。在受到中国竞争严重影响的美国地区，美国工人收到的净损失尤其严重。该研究调查了中国工业对700个美国城市地区（通勤地带）收入的直接影响，对比研究了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受中国竞争的影响为75%）和受影响较小地区（受中国竞争的影响为25%）。他们发现，两个地区的成年人年收入差距是549美元，而来自联邦的援助使人均年收入仅增加了58美元。他们还发现，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往往使低技能工人的生活持续恶化。其他行业也没有出现相对“无摩擦”的经济调整，在不受“中国冲击”行业中，几乎没有看到补偿增长。实际情况是，工人的工资损失并没有得到补偿，他们所在的社区也进入了持续缓慢衰退状态。(www.daowen.com)

安德鲁·福特（Andrew Foote）、麦克格·罗兹（Michel Grosz）和安·哈弗·斯蒂文斯（Ann Huff Stevens）2015年的论文31发现了类似的对工人及其社区的长期影响。通过研究受到大规模裁员影响的人，他们发现，很少有人会离开或放弃家庭、朋友或社区，因此他们承受着长期失业和低端工作。我们可以推测，工人从受影响的工作岗位转移到外地工作可能会因房产危机大衰退^[2]的影响变得愈发困难，同时也由于类似工作机会的减少而加剧了外出工作的难度。丹尼·雅冈（Danny Yagan）在2016年关于区域影响的论文中说，在大衰退（包括引发的制造业衰退）之后的复苏进程中，受到严重影响的地区的就业依然低迷，这些地区的调整速度也十分缓慢。该篇论文发现一个现象，即“半个国家萧条就业的失去的十年”，这种影响可能延伸到21世纪20年代。32与奥托尔及同行相比，以上两篇论文关注了更广泛的经济问题，他们同时强调了其调查结果所产生影响。

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发现，“全球化会伤害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地区……结果是，整个美国经济的收入和就业差距越来越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享有更多的机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33面临就业前景暗淡和收入停滞。正如制造业就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进入中产阶级的关键一样，相应地，制造业工作机会的丧失也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中实际收入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