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摆脱这个夹击的？为什么日本快速增长的GDP并没有持续下去，继而超过美国呢？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产业界和政策决策者认识到日本围绕生产质量推出了一种以创新为导向的新型制造体系，美国政治体系被迫作出反应。如前所述，日本的质量革命建立在生产技术的新精度基础之上，与新的生产流程和新型商业模式紧密联系。美国工业用了很长时间理解日本的创新并试图努力追赶，在此期间，美国失去了汽车和消费电子两大领域的创新领导力。正如肯特·休斯（Kent Hughes）所描述的那样，美国政治体系受到了焦虑和挫折的影响，尤其是在受日本新的高质量制造体系重创的中西部产业区——“锈带”5这个词就来源于此。这引起了政界的强力不满。

共和党的回应是围绕着它的传统资本供给口号：来自布法罗的国会议员杰克·坎普（Jack Kemp）和特拉华州的参议员比尔·罗斯（Bill Roth）提议进行边际税率的大力改变。6传统的民主党人则为当时被称为“产业政策”7的改革大声呼吁。注意到日本通产省8的行业干预政策，他们呼吁不放弃失败的企业和产业部门及其员工，以实现扭转。劳动力再培训、教育和援助是提案的一部分，尤其是民主党长期作为口号的以劳动力供应方式为核心。古典经济学又回来了，两党双方都锁定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中资本供给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要素之一，将其长期嵌入他们的政治哲学解决方案中。但正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证明的，古典经济学缺乏合理的经济增长理论。9因此，两党双方均缺乏可行的增长政策。他们错过了增长经济学（通常称为创新经济学）的出现。增长经济学由索洛首先提出并阐述。他发现技术和相关的创新是导致增长的主要因素。资金供应和劳动力供应仍然是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其重要性远不如技术创新。

两党内部都认可了这种趋势。由于日本的挑战，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了来自惠普（Hewlett Packard）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杨（John Young）领导产业竞争委员会，即“杨氏委员会”（Young Commission）。杨氏委员会主张增加研发和新型公私合营伙伴关系，以加快技术进步。10委员会在1984年提出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被共和党政府忽视，但是其中的一些想法在国会1988年的综合性对外贸易和竞争法案中被提出。11包括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12和埃尔·戈尔13（Al Gore）在内的一些“雅达利民主党人”（Atari Democrats）开始关注朝阳产业增长的重要性。民主党众议院核心会议对这个“未来”观点的采纳，直接导致了1988法案和其他的法案。14这包括努力使基础研究更贴近市场，在美国半导体材料技术联合开发计划下成立的半导体材料技术联盟便是成果之一，它为美国半导体设备生产带来了重大进步。15

在追赶日本的生产进步的过程中，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联邦项目，对其长期重视的基础研究进行补充：16

●《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于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是新一代竞争力法案中的第一个。在历史上，联邦政府拥有联邦所资助研究的成果权。由于联邦政府没有对这些技术成果予以推广实施，这些知识产权一直束之高阁。《拜杜法案》将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所有权返还给研究出这些技术成果的大学，支持了大学把这些技术成果商业化，同时也激励了大学研究人员的创业。

●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MEP）项目：基于长期的美国农业扩展计划的成功，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项目于1988年获得批准。由于小型制造企业日益主导美国制造业，因此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项目旨在将最新的制造技术和流程介绍给全国各地的小型制造商，并就制造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向他们提供建议，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项目在全美的每个州都设立了分支中心，由各州分摊费用，由商务部总部的人员提供支持，负责项目评估，同时将最佳的实施案例传递给分支中心。

●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SBIR）：目的是为小型创业公司提供富有竞争力的研发资金补贴，由11个最大的联邦研发机构对其进行管理。这些资金旨在确保高科技创新小型企业成为联邦政府研发工作的一部分。(www.daowen.com)

●先进技术项目（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ATP）：于1988年由商务部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设立，旨在资助由行业承担的高风险、高回报的一系列宽范围的研发。虽然先进技术项目成功地培育了新技术的后期开发项目，但国会在20世纪的头10年逐渐取消了该项目，并将其视为过度干预的联邦“产业政策”。17

●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是由半导体制造商和设备制造商组成的联盟，这些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来自日本的强大竞争差点消亡。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那样，由于半导体技术是诸多防卫系统的关键，这项工作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这个行业配给了资金。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致力于提高半导体制造的效率和质量改进；五年之后，由于半导体生产领先地位得到恢复，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于1996年结束了资助。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继续作为一个关键技术规划组织，以保持半导体行业遵循摩尔定律路线图。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模式，最为接近奥巴马政府在2010—2012年间考虑的组织创新方式。

美国政府逐渐采取了试图追上日本质量制造的政策。联邦政府推出了如上所列出的各种项目，但这些项目的资助力度适中，规模也十分有限。即便是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也只涉及一个产业部门。美国推出的几乎所有项目都致力于支持创新的开发阶段，而不是生产本身。美国在80年代的所有尝试也只是追赶日本，但仅靠这些项目不足以使生产占据领先地位。潜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发起的质量制造创新浪潮之下的，是下一轮创新浪潮。创新引发的信息技术创新浪潮大获成功，冲刷掉了美国推出新制造业政策的政治需求。18、19信息技术浪潮使20世纪的90年代成为美国近代史上增长最为迅猛的十年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增长强劲。80年代美国制造业被挑战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来得及被吸取。

日本政府对研发的支持更侧重于产业而不是大学研究；对产业的支持通常会产生渐进式技术进步。相比之下，美国政府通过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基础研究提供支持，较少对产业进行支持，为跳跃式技术进步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虽然不是有意而为之，美国这种不同的研发支持模式，使得美国能够在突破性研究的基础上迈入颠覆性创新进程，使得出现的新技术能够取代现有技术，并产生新的商业模式。产业中的现有企业倾向于追求增量式的进步，向高端市场移动，并放弃低利润的低端市场；但颠覆性创新带来的新公司开创新市场，经常位于低端，在现有的竞争对手和客户之外。随着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被新技术打乱并瓦解，这些新开创的市场不断升级演化。正如前面关于信息技术革命部分所讨论的那样，这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数十年国防创新体系培育起来的大规模技术革命。受1990年开始的资产泡沫破裂以及政府无效反应导致的经济停滞的影响，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这次信息技术创新浪潮，这个时期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换句话说，日本应对激烈生产竞争的方法是提高质量，同时，围绕计算机和互联网发起新的创新浪潮。

总之，当美国错过日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发起的制造业浪潮时，处于一个产业衰退期，收入停滞，GDP和生产率低增长，同时伴随着产业界的严重不满。信息技术革命后，一切都扭转过来。当信息技术浪潮刚开始大规模扩张时，1990年美国的GDP为5.9万亿美元，日本为3.1万亿美元；在美国领导的信息技术创新浪潮到2005年开始缓和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1万亿美元，日本为4.6万亿美元。20如果你围绕着技术进步前沿的领先创新浪潮组织经济，却错过了另一个创新浪潮，后果可能是戏剧性的。

这场浪潮从美国自己的“产业政策”——防御创新体系——中演化而来。该体系如上所述，作用于从研发到创建初期市场的每一个创新阶段。21错过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浪潮后，日本通产省内部不得不改革。正如格伦·方（Glenn Fong）所描述的，日本在战后与美国竞争时，经历了“追赶领先者”阶段、“跟随领先者”阶段，之后是“世界级竞争者”阶段。22尽管通产省的务实技术项目最初由日本高层政府领导人直接选择，但当日本的产业进入技术前沿时，复杂的新技术进步只能由那些开发新技术的人来把控。因此，行业研究领袖事实上成为技术战略的开发者。日本早期的技术靶向体系只关注少数几种技术，但到达技术前沿时，日本的体系必须扩大范围，由只关注少数几种技术转向更大范围的基础研究，从而扩大可供选择技术的范围。尽管通产省（MITI现更名为METI）曾经在技术领域自上而下选择领先企业，但一旦处于技术前沿，就变成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者之间更自下而上的合作，以确保更广泛地寻求突破。前沿技术的复杂性需要更复杂、更去中心化的创新系统模式。因此，在美国主导的信息技术创新浪潮出现之后，日本不得不改变以前高度集中的产业政策模式，以更好地扮演其在创新前沿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