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劳动力相对短缺，低劳动成本时代即将过去

随着代际更替，中国的就业人口绝对供给量和相对供给量正在发生着变化。首先，劳动力绝对供给量下降导致长期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变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作用，人口转变已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每年平均只有1%的增速，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吸纳殆尽，不足以补偿城市用工量。所以，劳动力供求的数量格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红利”渐渐减少。

同时，相对供给量也发生着变化。

（1）供求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技工荒。随着城市产业不断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化，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成熟，新型产业需要具有相对技术含量的产业工人，而农民工技术水平落后和职业教育的高收费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形成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2）国家的惠农政策效益、“三农”扶持力度加强、鼓励农民创业。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陆续出台的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稳定粮食价格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经济收入。

（3）农民工工资和福利水平过低、劳动保障制度缺失。

另外，2009年以来经济回暖使制造业企业形势大好导致用工量急剧增加，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加速扩大了本土劳动力需求，这些都是导致“民工荒”现象加剧的影响因素。(www.daowen.com)

那么在“民工荒”的大背景下，“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7]。蔡昉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只有不到1.2亿剩余劳动力，剩余比例为23.5%，但在1.2亿剩余劳动力中有一半超过40岁，有效剩余劳动力不到6 000万。结合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等因素进行分析，蔡昉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刘易斯转折点”^[8]。张宗坪指出，我国农村目前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民工荒”与大量剩余劳动力并存，这种矛盾现象背后的实质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断言“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

尽管学界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存在差异，但不管是认为进入了“第一转折点”的学者，还是认为远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学者，都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民工荒”问题的应对之策，也仍是我国推动经济水平稳步提升、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全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基础和关键任务。

2.工资决定机制发生变化：从企业说了算到劳资双方说了算

《工资条例》是一部正在酝酿中的涉及工资集体协商、同工同酬等收入分配改革制度的法规。其中，工资集体协商是指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简单来说，《工资条例》有两个核心：第一，用法规的方式保障最低收入；第二，用谈判的方式决定薪酬。

这至少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工资集体协商会从机制上改变由企业单方面决定工资的现状，使劳动关系从强调雇佣转变为强调平等；第二，从制度层面导致企业人工成本增加，有数据显示，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职工工资普遍比同行业未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