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自三国时期南京丝织业开始发端。《三国志·吴志·华核传》中记载“大皇帝......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赀之储”，说明东吴在孙权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大力发展桑蚕丝织业。北宋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原、川蜀、江南三大丝绸产区。然而，南京的丝织业在此时还默默无闻。直到南宋之后，南京的丝织业才得到大发展。笔者认为，南京的丝织业在此时得到大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理、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

(1)优越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南京丝织业的发展

优越的地理位置极大地促进了南京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地理位置优越，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淮河流域、太湖、钱塘江的产品购销链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南宋时期的南京已经成为南宋的第二大城市。城市的繁荣必然会促进对高档丝织物的需求，同时，北宋时建康(南京)每年已能生产锦缎三百余匹;南宋时，大量北方人口南移，更促进了南京丝织业的发展。

(2)重要的战略地位对南京丝织业繁荣形成客观的保护

南京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南宋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其防卫，因此，在宋金对峙阶段，南京遭受到的兵灾之祸较少。据《景定建康志》所载建炎四年(1130年)，抗金名将岳飞曾向宋高宗奏言:“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比张俊欲使臣守鄱阳，备虏人之扰江东、西者。臣以为贼若渡江，心先二浙，江东、西地僻，亦恐重兵断其归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护腹心。”高宗赞许岳飞的这一看法，“上嘉纳，赐金带、鞍、马等褒嘉”。同时，南京又是当时的陪都，受重视的程度很高，金国再也没有机会攻破南京。因此，它的经济不仅很快得到恢复，而且发展很快。而扬州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实为国都临安的屏障，受到的攻击最多。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金废帝海陵王，1122—1161年，1150—1161年在位)亲率十万铁骑攻破扬州，大肆掳掠，“横尸二十里”，破坏程度极其惨重。南宋词人姜夔(1155—1221年)在其《扬州慢》词序中写:“淳熙丙申至日，余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淳熙丙申指的是淳熙三年(1176年)，时隔扬州城破已有十五年，“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可见，昔日扬州的繁华已成追忆，悲伤之情难以言表。仅相隔三十年，扬州再次经历屠城惨剧，发展不起来实属正常。正由于南京在宋金之战中遭受的破坏较小，同时其政治地位又得到提高，这些有利的因素为其丝织业的发展必然提供了重要的保障。(www.daowen.com)

(3)南宋的外交政策刺激了江南地区丝织业发展

南宋采取“金钱换和平”的绥靖政策，加速了江南地区丝织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宋廷共与金国缔结过《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三次和议，直至公元1214年7月，宋宁宗(1168—1224年，1194—1224年在位)结束对金称臣，才停止对金国的岁贡。白银和丝织物是南宋向金国纳贡的重要物资。在1140—1214年的七十多年中，南宋共向金国贡纳了近二千万两白银，近一千七百万匹绢。这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而此时的南宋较北宋已经丢失了淮河以北的大片领土，仅以一百余郡之力支付庞大的行政与军费开支，加上每年向金国贡纳的大量币帛，必然会重视农桑，大力发展经济，增加赋税收入。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绍兴十七年(1147年)，东南诸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绢二百六十六万匹，绫、罗、絁三万余匹，四川仅上供绢绸七万四千匹，绫三万四千余匹，锦绮一千八百余匹，激赏绢三十三万余匹。从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南宋时期东南诸路的丝织业已经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超过四川。

(4)南京城市地位的转换奠定了丝织业发展的基础

南京丝织业的复兴，并不是在南北朝时期，而是在南宋时期。笔者认为，南京丝织业的复兴本质上与南京城市地位的转换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经考查，在北宋以前，在南京建都的割据政权有十一个之多，南京给当时的中央政权一种非常危险的感觉。晋武帝(236—290年，265—290年在位)、隋文帝(541—604年，581—604年在位)、唐太宗(599—649年，626—649年在位)、宋太祖(927—976年，960—976年在位)都曾降格南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地位，抑制其城市发展。南宋以后，南京的城市发展才走出这种贬抑的怪圈，封建中央政权不再出现贬抑南京地位的行为，南京的城市发展真正走上良性的道路。元初时在南京设立官营织造工场，并属于专门生产御用织物的织造机构。这一情况从侧面充分说明了南宋时期南京的丝织业已经非常发达，否则，在元初之时御用织造局不可能设置在南京。南京丝织业的发展，可以从土贡中看出其中端倪。所谓“土贡”是指中国古代地方政府向统治者进贡土产的制度，自汉代初期贡、赋分离之后，土贡则成为独立于国家正常赋税之外的一种皇室收入来源。因此，土贡明显反映了地方上的特色产品。据《元丰九域志》所载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土贡情况，江宁府当时只进贡笔五百管，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南京在丝织产品上并无特色。而到了南宋时期，南京的土贡物品则由“笔”转换成“罗”。据《宋会要辑稿》所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京以罗二十匹进贡皇室。因此，土贡产品的转变反映了当时南京丝织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