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嫘祖和黄道婆在正史或地方志上的记载虽然有两大共性，但由于她们身份悬殊，在她们身上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身份的悬殊导致她们的发明创造的可信度，以及崇拜她们的区域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1)身份的悬殊导致技术发明创造可信度的差异

嫘祖和黄道婆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嫘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公认的黄帝的元妃，黄道婆为自崖州来的老妪，是地位卑贱的劳动妇女。元妃指的是国君或诸侯的嫡妻，《晋书·礼志中》:“前妻为元妃，后妇为继室。”据传黄帝有四妃，晋代的学者皇甫谧(215—282年)在《帝王世纪》中指出，除元妃嫘祖外，黄帝还有方雷氏(女节)、彤鱼氏、方相氏(嫫母)三个次妃。那么，嫘祖的身份就是统率黄帝后宫的皇后。黄道婆的身份相比嫘祖确实低微很多。现在流传较广的传说认为，黄道婆是童养媳，受尽公婆的虐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家为道姑，逃离了家乡，只身来到遥远的海南岛黎族居住区，学习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到了晚年她思乡心切，乘海船回到家乡松江，改进棉纺织工具，并向乡人传授棉纺织技术。这种身份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嫘祖和黄道婆的技术创造和发明的可信度差异性很大。

首先，两者活动年代到被正式列入国家祭典的时间相差很大。结合史料和最新的考古发现，嫘祖所处的时代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概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到嫘祖正式被后周封建统治者正式奉为“先蚕”，经历了3400—4000年之久。其间关于“先蚕”的崇拜还有“马头娘”和“蚕丛”的传说，可见，认为嫘祖具体发明创造了丝纺织技术是缺乏可信度的。相反，黄道婆去世后就获得上海松江老百姓的崇拜和私祭，到明成化年间就开始得到官方的祭祀，只用了不过200年的时间。最终，在清道光十年，黄道婆获得“先棉”称号，并列入国家祭典，大概用了约530年的时间。黄道婆去世后就享受崇拜和祭祀，从一个侧面反映她确实对上海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中国古代向来就有将发明创造权归功于名人名士的习俗。《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这段话并没有指明嫘祖发明了养蚕、制丝、织绸的技术。栽桑、养蚕、织绸技术不可能是由某个人发明创造出来，其必然要经历漫长的摸索阶段。一般认为，嫘祖所在的西陵氏部落与黄帝部落联姻，她嫁给黄帝后将西陵氏部落所掌握的养蚕丝织技术传授给黄帝部落。《路史》记载:“(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由于嫘祖具有黄帝元妃的特殊身份，后人当然会将养蚕、制丝、织绸的全部发明都归功于嫘祖。因此，考证嫘祖具体发明了哪些纺织方面的技术毫无意义。

再次，考古发现早于嫘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丝织技术，这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嫘祖是由于自身的特殊地位而获得“先蚕”的称号。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一片残绢，经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测定为家蚕丝，残绢片长2.4cm，宽1cm，为平纹织品，织物密度为120根/寸。这片残绢是中国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纺织品。1972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用碳素断代测定，其年代为距今4715(±100)年。又如，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第142号、164号墓瓮棺中，也发现有用来裹尸的碳化丝织物，其年代为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000年。更早的证物是在山西夏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半个经过人工割裂的茧壳，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600年。很显然，有关嫘祖的神话和史料，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想象而已。丝织的所有发明，不可能都是嫘祖一个人的功劳，她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体现和象征。

最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贡献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嫘祖对丝纺织技术贡献的可信度，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证据一，黄道婆是一位平凡的劳动妇女，封建统治者绝不会为一名没有做出巨大贡献的地位如此卑贱的劳动妇女立祠祭祀。证据二，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乡人棉纺织技术的时间和《王祯农书》的成书时间有一种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可以断定黄道婆对于“捍、弹、纺、织”之具确有改进。不管采用黎兴汤先生的黄道婆约卒于1306年前的观点，还是刘正刚先生的黄道婆大约卒于1310年的观点，可知黄道婆于元贞年间(1295—1297年)返回松江。根据王祯自序，《王祯农书》是从1295年开始准备，直至1313年才写成。也就是说，《王祯农书》是在黄道婆返回松江10多年之后才完成的。因此，黄道婆创造和改进棉纺织工具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逻辑。证据三，从上海地区有(www.daowen.com)

关棉纺织的纪念馆(上海徐浦黄道婆纪念堂、上海七宝古镇棉纺织纪念馆)中可以看到黄道婆改进的棉纺织机械实物。虽然这些实物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是否为黄道婆所创制，但其可信度要远高于无实物可考的嫘祖。

基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笔者认为黄道婆在纺织方面的技术贡献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嫘祖。

(2)文化象征不同导致崇拜区域的差异

文化特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象征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法之一，指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艺术家某种深邃的思想，或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的艺术手法。那么，文化象征就是指通过某种具体的文化形式表现历史上的一种精神现象。嫘祖和黄道婆的文化象征有很大的差异，嫘祖是封建农耕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自汉代以来，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通过对“先蚕”的大规模祭祀仪式和活动，以达到“以劝蚕事”的目的，推进养蚕栽桑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农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繁荣。因此，嫘祖具有“男耕女织”的文化象征意义，同时嫘祖作为黄帝元妃，又被赋予了中华民族女先祖的崇高形象。黄道婆的文化象征意义与嫘祖大不相同，黄道婆由于自身勤奋、聪颖，大公无私、造福乡里，从而得到上海松江地区老百姓的崇拜。经过数百年的民间崇拜和祭祀，于道光十年(1830年)，朝廷授予黄道婆“先棉”的称号，正式将黄道婆的祭祀纳入国家祭典，从而最终完成从民间私祭到政府公祭的转化，并且将黄道婆的形象逐渐神化。嫘祖和黄道婆的文化象征意义不同导致她们的崇拜区域有着极大的差异，嫘祖的崇拜区域几乎遍及中国境内，目前已有多个省市争夺嫘祖故里的称号，关于嫘祖故里的历史地望，至少有13种说法之多。例如:湖北黄冈说、浠水说、宜昌说，四川盐亭说、叠溪说，河南开封说、荥阳说、西平说，陕西白水说，山西夏县说，江苏吴江说，山东费县说和浙江杭州说等。

另外，嫘祖崇拜也影响到韩国，据韩国《东亚日报》1993年5月12日报道，韩国恢复停了85年的先蚕节。所谓先蚕节就是李氏朝鲜时期由历代王妃把中国古代西陵氏的神牌供在先蚕坛上，祈愿养蚕业发达的活动。由此可见，嫘祖崇拜在古代中国甚至古代朝鲜是相当普遍的。相比之下，黄道婆的崇拜区域却要小得多。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祭祀黄道婆的场所，如上海虹口的黄婆庵、漕河泾的梵寿庵、浦东三林的崇福道院，另外奉贤萧塘刘港镇曾建有黄姑庵，嘉定城内曾建有黄道婆祠。由此，可知中国古代黄道婆的崇拜区域不会超出长三角地区。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嫘祖和黄道婆的文化象征不同，导致她们成为纺织偶像的路径也不同，从而最终导致了崇拜和祭祀她们的区域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