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相关史料和地方志的研究，可知嫘祖和黄道婆所处的年代、身份、经历等各不相同，似乎没有可比性。但如果深入地研究下去，却能在这些差异性中找到她们之间的两大共同特征，即形象的模糊性和影响的深远性。

(1)“先蚕”和“先棉”史籍记载的缺憾导致其形象的模糊性

史籍记载的缺憾主要指史料的简略性和歧义性，史料记载的简略性和歧义性增加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形象把握的难度，从而使其形象产生模糊性。有关嫘祖和黄道婆的史籍记载在正史中相当简略，甚至存在矛盾之处。嫘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只有短短58个字，其中只记载嫘祖为黄帝之元妃，生玄嚣和昌意之事，其他只字未提。黄道婆的记载仅出现在地方志《松江府志·卷六》中，只有68个字。如此简短的记载，无法让人对嫘祖和黄道婆的形象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首先，无法确定“先蚕”和“先棉”的籍贯。《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学界普遍认为西陵为地名。唐代学者张守节(生卒时间不详)在《史记正义》中指出:“西陵，国名也。”古代西陵究竟在何处?众说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史籍中西陵这一地名在不同地区都出现过。同样，黄道婆的籍贯考证也是一筹莫展，大多是学者们的推测。因为最早记载黄道婆的书籍并不是官方修订的史书，而是元代文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1366年正式刊刻)和王逢(1319—1388年)的《梧溪集》(刊刻于明洪武时，即1368—1398年)。

《南村辍耕录》言:“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而《梧溪集》中:“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南村辍耕录》成书在前，《梧溪集》成书在后。这里明显存在矛盾之处，“自崖州来”并不能说明黄道婆就是上海松江乌泾人。官方最早记录黄道婆的史籍是明代崇祯年间的《松江府志·卷六》，其中“有一妪名黄婆者，自崖州来......”，这里又与《南村辍耕录》中的记载非常雷同，仅仅只有“黄道婆”和“黄婆”之别。地方志一般比较客观地记录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松江府志》可信度要远高于作为诗集的《梧溪集》，同时《松江府志》的成书时间又晚于《梧溪集》的成书时间，正好说明在编写《松江府志》时并没有采信王逢《梧溪集》中对黄道婆籍贯的说法，这样黄道婆的籍贯就扑朔迷离了。

其次，无法确定“先蚕”和“先棉”的具体发明创造。宋代刘恕(1032—1078年)《通鉴外纪》、罗泌(1131—1189年)《路史》中都有记载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那么，嫘祖究竟创造了哪些丝纺织技术?由于史料并没有具体的记录，后人无从知晓。同样，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贡献，

也是疑问颇多。《松江府志·卷六》仅记“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如此简略的事迹记载，这些捍、弹、纺、织之具是什么形制，现在也是众说不一。(www.daowen.com)

最后，无法准确确定“先蚕”和“先棉”的生卒时间。中国史学界一直以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国人暴动作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已经将“武王伐纣”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但并未得到国内外历史学家的一致认同。同时，嫘祖所处的年代远远早于商代的黄帝时代，距今大概4500—5000年，因此，对嫘祖确切生卒时间就无从考证。而对于黄道婆确切的生卒时间，主要由于对黄道婆的历史记载过于简略，也无法确认其确切时间。学界一般认为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即1241—1252年间，卒于1306—1310年间。这些其实都是学界对王逢《梧溪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以及《松江府志》中有关黄道婆的相关信息做出的推论，由此，笔者只能将黄道婆定义为中国元代著名的棉纺织专家。

(2)隆重的祭祀证明“先蚕”和“先棉”影响的深远性

祭祀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同神祇、祖灵等所有超人力量的形象代表相沟通时举行的一种仪式。被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祭祀的历史人物，一般是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的人。早在汉代就有“先蚕”的祭祀活动，当时皇后要亲桑于东郊苑中，至蚕室祭蚕神，要献以少牢之礼。只是当时祭的蚕神并没有指明是嫘祖，自后周(951—960年)以后，正式确立嫘祖为“先蚕”，并由皇后亲自进行祭祀。唐代的礼仪规定“皇后岁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蚕，遂以亲桑”并“散斋三日于后殿”，直至清代，位于北京北海公园的先蚕坛，为清代皇帝的后妃们祭祀蚕神—嫘祖的地方，每年春季第二个月的巳日，一般由皇后亲自来此祭祀蚕神。可见，历代统治者对嫘祖的祭祀仪式都非常隆重和肃穆。另外，许多地方也有祭祀嫘祖活动的记载。同治《湖州府志》中记载“湖州向先蚕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神位于照磨故署......嘉庆四年，抚浙中丞以浙西杭嘉湖三府民重蚕桑，请建祠以答神贶，奏奉谕允，乃建庙于东岳宫左，曰蚕神庙”。湖北远安也有祭祀嫘祖的活动，据北宋著名志书家王存(1023—l101年)在《元丰九域志》中说“峡州西陵山”为祭祀嫘祖的圣地，祭祀时间为嫘祖的生日三月十五日。新中国成立前，四川盐亭境内有数十处祭祀嫘祖的古庙宇，每逢蚕事将起，或蚕出现病状时，蚕民都要进香祈祷，蚕茧丰收以后也要去酬蚕神。据河南西平学者高沛先生调查，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西平县境内尚存嫘祖庙6座。从祭祀嫘祖的活动不难发现，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仪式和活动，“以劝蚕事”，推进栽桑、养蚕、纺纱、织布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嫘祖奉为“先蚕”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

黄道婆在上海地区的祭祀同样也非常隆重，且经久不衰。自元代以来，历代建立的黄道婆祠有11座，黄道婆的第一座官祠建于明成化年间，在上海知县刘琬主持下，重建于松江乌泥泾。清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正式将祭祀黄道婆列为朝廷祀典。据道光、咸丰年间寓居上海的王韬(1828—1897年)《瀛壖杂志》记载“先棉祠，亦曰黄道婆祠”，黄道婆生前对上海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被其德数百年，邑民多私祭之，犹未列入祀典”，于是，当时的知县许榕皋创建特祠，“遵部议，从先棉例，春秋岁祀，规制廓增”。至此，黄道婆作为古代的纺织专家，从民间“私祭”转为朝廷“公祭”，最终成为“先棉”。

通过对嫘祖和黄道婆祭祀活动的研究，不难发现，由于这两位伟大的女性对纺织行业的巨大贡献，人们逐渐将她们作为神进行贡奉，使她们越来越具有神性。

综上所述，嫘祖和黄道婆虽具有形象的模糊性和影响的深远性两大共性，笔者认为其根源却大不相同。首先，嫘祖所处的年代距今久远，那时候的历史记载主要是通过口述的形式代代相传，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到了司马迁著述《史记》时，会存在信息丢失和失真的情况。同时，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几乎是一部神话史，人们只有通过剔除神话的情节来重新还原真实的历史，那一时期人物的籍贯、事迹和生卒时间就会有模糊性。反观黄道婆所处的年代，与嫘祖的情况大不相同，元代距今不到800年的历史，并且当时历史记载的手段已经非常完善，有专门的史书和地方志。造成黄道婆籍贯、发明创造的模糊性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对于生产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发展漠不关心，认为技术发明创造都是“机巧淫技”，不足挂齿。因此，对黄道婆的记载也就只有寥寥数语。其次，造成嫘祖和黄道婆影响的深远性的根源也不相同，嫘祖的崇拜和祭祀主要源于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即树立一个妇女养蚕、织布的典范，以达到“男子耕田、女子织布”的封建自给自足的社会风尚。相反，对于黄道婆的崇拜和祭祀则是由下层劳动人民自下而上形成的。黄道婆不辞辛劳地教上海地区的妇女纺棉纱、织棉布，使当地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老百姓由衷地崇拜和祭祀她，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清代统治者最终给予黄道婆“先棉”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