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丝织生产，学界说法不一。

首先，从史前考古发现的一些艺术作品，可以发现一些关于丝织生产起源的信息。

距今6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蚕形纹饰的盅形骨器(图2-4)，这是已知发现最早的关于蚕的信息。加之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木刀、一件似卷布轴的残木及大量的纺轮，这让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出现养蚕、丝织了。另外，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分别在辽宁砂锅屯仰韶文化遗址、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河北正定南杨庄的仰韶文化遗址、甘肃临洮冯家坪遗址、安徽蚌埠吴郢遗址都曾发现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留在陶器上的蚕纹图像或陶制蚕形、蚕蛹形装饰，这些证据似乎证明，到仰韶文化时期中国丝织生产已经相当普及了。

图2-4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盅形骨器（现藏于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对此，笔者有三点疑问:

1新石器时代出现的蚕形图案、装饰就一定说明当时丝织生产的存在吗?难道没有可能当时蚕(很可能是野蚕)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图腾崇拜，人们将它的形象描绘在生活用品上，用于表达自己对它的崇敬之情。因为蚕可以变幻形体，而让当时的人类误解其可以永生和不死。永生和不死是人类早期孜孜不倦的追求，譬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古代中国人的丝绸裹尸布等等的使用，都与人们希望永生和不死有关。为什么中国的原始人会对蚕有图腾崇拜，而对苍蝇或其他昆虫没有图腾崇拜呢?苍蝇等昆虫也是有形变的!笔者认为行动缓慢或通体白色让蚕充满庄重感和圣洁感，而苍蝇等昆虫奇怪的形态、刺激性的气味和快速的动作给人一种邪恶感和厌恶感。蚕图腾的崇拜与龟成为现实中的神兽有相通之处，动作慢而显庄重，这一点使两者都成为图腾崇拜对象，可以互证。笔者认为，中国先民在对蚕图腾的崇拜过程中，逐渐认为蚕之所以会“天蚕再变”，在于蚕会吐丝结茧，丝才是其具有神秘力量的关键。于是，蚕图腾崇拜又转化为丝崇拜，并有了像蚕一样用丝裹着身体就可以再生的认识。这种再生的认识几经变化，最后由肉体的再生转变为灵魂的再生或升天，至此丝织物最终成为裹尸布和沟通人神的媒介。这可从商代青铜器用丝绸包裹陪葬和马王堆1号汉墓主人辛追身裹18层丝绸服饰入葬得到印证。另外，河姆渡文化遗址出现的木刀、卷布轴、纺轮就一定用于蚕业和丝织生产吗?难道就没有可能用于纺葛、麻等茎皮纤维吗?毕竟，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用于缫丝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没有发现丝织物的痕迹。

2一些学者根据辽宁砂锅屯仰韶文化遗址、甘肃临洮冯家坪遗址中出土的蚕纹图像，认为当时当地存在丝织生产技术，这一观点着实让人怀疑。怀疑证据一，《禹贡》中没有关于辽宁、甘肃有丝织品的记载。战国时期成书的《禹贡》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经济地理著作，据说是大禹时期(即仰韶文化时期)关于各地物产的记录。据载九州之内地处西北的雍州包括甘肃一带，并没有丝织品特产。而位于北方的冀州也没有丝织品特产，位于冀州之北、九州之外的辽宁更是不可能有丝织品特产的。怀疑证据二，自最近一次冰期以后，中国的气候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考察《诗经》中出现桑、蚕的区域，可以对新石器时代的北方的蚕、桑区域有一个大略的估计，因为《诗经》仅记载先进的华夏文明各国的情况，而当时隶属华夏文化圈的主要国家都集中在北方，仅有一个南方大国—楚国被华夏文化圈承认。《诗经》中并没有辽宁、甘肃有桑、蚕的记载。特别是辽宁地处北方，相对寒冷，并不适合桑的生长，进行蚕业丝织生产的确有困难。估计辽宁砂锅屯仰韶文化遗址、甘肃临洮冯家坪遗址出土陶器上的蚕纹、蚕形陶饰是图腾崇拜的产物。笔者估计，华夏民族的形成、统一与共同的蚕崇拜有着密切的关联。

3蚕在中国开始家养的时间晚于河姆渡文化遗址所处的时间，说明其蚕纹、蚕形陶饰与蚕业生产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骨器上蚕的头部和身躯上的横节纹非常清晰，应是一种野蚕。此外，中国出土距今最早的蚕茧是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居民遗址中发现的，距今5600—6000年，它是一个被利刃截断的半截蚕茧。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研究这半个蚕茧的照片，认为这半个蚕茧与现在栖息在长江流域桑树上的野蚕—桑蟥属于同一品种。此后，中国学者认为这半个蚕茧表面结构致密，不像是桑蟥茧，而像桑蚕茧—家蚕驯化前的原蚕结的茧。可见，国内外研究者都认为中国最早的蚕茧是野蚕茧。绘有野蚕纹的陶器、野蚕形陶饰和野蚕茧实物的出土并不一定可以证明蚕业丝织生产的存在，也有可能仅是一种蚕崇拜的形式而已。

由以上三点可知，以现有考古证据，并不能证明生活在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先民已经掌握蚕业丝织技术。(www.daowen.com)

其次，从有关的传说和神话来看，中国丝织生产的起源存在问题。

有关中国丝织生产起源的传说和神话很多，其中有两个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一是伏羲氏化蚕桑为绵帛;二是黄帝的元妃嫘祖王凤，始教民育蚕治丝，以供衣服。这两种说法年深日久，几乎已经成为信史，常常被各种书籍引用。上文已对嫘祖发明丝织这一观点作了批判，在此不再赘述。

“伏羲氏”是传说中生活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物，笔者认为伏羲氏不是丝织的发明者，原因有三:

1理论上的不可能。丝织这项技术由种桑、育蚕、缫丝、织造等多道工序组成，不可能由某个人全部发明出来。丝织技术肯定

是经历过极其漫长的岁月，融合了不同时期人的发明创造，并且在各个环节上取得突破，才形成的伟大发明。

2文献证据的不可信。伏羲氏所处的时代是人类走向定居的时代，此时人类刚刚发现茎皮植物纤维的纺用。纺织技术是从茎皮植物纤维开始的，只有掌握了茎皮植物纤维的纺织技术，才可能有丝织技术的出现，这一技术延伸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因为丝织技术比茎皮植物纤维的纺织技术要复杂得多、精细得多，不可能一蹴而就。传说中伏羲氏是发明渔网的人，“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怎么又能发明丝织技术呢?渔网的发明到丝织生产的技术变迁，不知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间，穷尽一个人的生命甚至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生命也是很难完成的。

3考古实物证据与文献证据相悖。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丝织技术的产生应该晚于伏羲氏所处的时代，早于黄帝、嫘祖所处的时代。中国最早关于丝织生产的间接证据(有可能不能证明)—距今6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蚕形纹饰的盅形骨器，明显晚于伏羲氏所处的年代。新石器时代丝绸实物发现数量较少，出土最早的实物是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碳化了的丝麻织品，距今5600多年，这一实物的时间界定也明显晚于伏羲氏所处的年代。此外，经检验其所用丝线也为桑蚕丝，但丝线较之家蚕的丝线要细得多，极有可能这些丝线为野桑蚕所吐的蚕丝。较为著名的史前丝绸实物是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发现的4700多年前的丝织品、丝带和丝线等文物，经检验其所用丝线与现代家蚕所吐蚕丝极为相似，可以推断当时已养蚕丝织了。这两处遗址发现的丝织物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丝织品实物，分别发现于黄河和长江流域，而黄帝、嫘祖所处的时间为4600年前(文献记载)。显然，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碳化了的丝麻织品早于黄帝、嫘祖所处时代1000多年，这说明中国早在嫘祖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利用野蚕丝进行丝织生产的技术;而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物早于黄帝、嫘祖所处时代100多年，这说明中国早在嫘祖出生之前至少100多年就已经有人工养蚕、丝织的技术了。

所以，根据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剔除一些不充分的条件，笔者认为中国丝织的起源路径为:蚕图腾(新石器时代晚期)→关注蚕的习性→丝崇拜→利用野桑蚕丝织(5600多年前)→育蚕丝织(4700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