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技术化治理方式助力乡村现代化

技术化治理方式助力乡村现代化

时间:2023-05-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总的趋势看,强调技术化、精细化、系统化、标准化的社会治理原则正不断强化,日益从关系式的、日常化的传统治理手段转变为以指标化、信息化、大数据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治理手段,这也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治理手段的技术化意味着将社会整合为数字记录系统,通过精确计算实现信息流动和交换,将相对抽象的治理要求具体化、明确化,减少不确定性,从而推动有效治理。

技术化治理方式助力乡村现代化

应对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亟须加强技术治理。从总的趋势看,强调技术化、精细化、系统化、标准化的社会治理原则正不断强化,日益从关系式的、日常化的传统治理手段转变为以指标化、信息化、大数据化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治理手段,这也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推动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嫁接现代管理经验,加快乡村治理信息化进程,努力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乡村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治理手段的技术化意味着将社会整合为数字记录系统,通过精确计算实现信息流动和交换,将相对抽象的治理要求具体化、明确化,减少不确定性,从而推动有效治理。技术治理依靠的是信息化、大数据化,采取的措施是以信息化思维带动乡村治理转型、以信息化服务平台对接村民真实需求、以信息化手段助推农村居民自治等。具体地说,乡村治理的信息化建设包括以下几个维度:一是公共服务平台的信息化,通过信息化手段简化服务流程,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二是信息交互平台的网络化,通过网络平台畅通信息交互,实现信息共享。三是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公共参与,主要是利用手机软件、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工具来促进公众参与。四是借助大数据管道加强重点管控。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技术手段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应用,技术手段的变革解决了传统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实时监控、信息及时传递等。

加强乡村治理手段技术化的例子很多。一些地方发挥“互联网+党建”作用,党员干部通过微平台发布微行动、微实事,搭建党组织联系群众的直通车,有效促进了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有机统一,群众需求与党员服务精准对接,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比如,贵州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建立大数据辅助乡村治理的机制,推出了“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并同步开发手机客户端软件“贵州数字乡村”。“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包括:一是村镇生活垃圾收运板块,实现了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设备的全自动管理,动态监测收运车辆的运行情况;二是乡镇生活污水处理板块,在线监控污水处理设备,实时展示基本数据;三是传统村落建设管理和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板块,将贵州特色民族文化和传统建筑直观地传递,做到随时随地、不限设备地传播。“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通过区域化系统管理、分级别进行权限管理、省市县级分别管理辖区数据的方式,让村民广泛参与到乡村的管理与建设,有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贵州数字乡村”手机软件联通了小程序、公众号等多渠道,实现了移动网络多终端覆盖,一个手机软件集“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游览乡村”等多功能于一体,实现了一张图、一体化、集成式管理。[22]

【注释】

[1]罗丹、李冠佑、刘磊:《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落到实处》,《农民日报》2019年2月27日。

[2]赵兵: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央农办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19年9月2日。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

[4]毛中明:《推动农业农村工作不断迈向新台阶》,《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0日。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6、177页。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6—197页。

[7]毛中明:《推动农业农村工作不断迈向新台阶》,《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0日。

[8]毛中明:《推动农业农村工作不断迈向新台阶》,《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0日。

[9]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www.daowen.com)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8页。

[12]杨尚勤、何予平、王茂林:《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中国农民合作社》2018年第5期。

[13]高强:《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探索与路径选择》,《改革》2019年第11期。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

[15]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16]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出版社,2018年。

[17]林星、王宏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内涵、困境与出路》,《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

[18]王思斌:《社会生态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

[19]龚云:《集体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方向》,人民网2011年6月27日。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

[21]张晓山:《简析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

[22]陈宇:《“智慧”美好生活之乡村治理现代化,贵州数字乡村建设初显成果》,《中国建设报》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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