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重要经验。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及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坚持党对农村工作领导面临新形势，亟待解决一些新的矛盾与问题。

1.坚持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实践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我国农业农村工作不断取得进步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通过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推动农业农村事业取得发展，比如1952年，我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4.8%。^[4]1955年2月，中共中央在全国土改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乡村社会改造任务日益繁重的形势下，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向全党发出信号：“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没有适当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要团结和组织农村广大群众，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是不可能的”“各省市委、地委、县委，应在最近期间对农村支部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和讨论，订出加强农村支部的具体办法和今后三年内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并在支部内进行认真地传达和讨论”。^[5]此时期注重在制度设计上赋予乡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这个核心能够将乡村各种组织、各方力量有效地“统合”起来。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相适应”，并明确了以下制度要求：（1）乡是基层行政单位，全乡只应建立一个乡支部，统一领导全乡的工作。（2）如果全乡农户差不多都已加入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支部就同时是乡支部，负责统一领导全乡的各项工作。（3）基层供销合作社中的“集镇社”和以几个乡为范围建立的“乡联社”，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可以单独成立支部，直接接受区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但应与所在乡的乡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并经常注意听取乡支部的建议和批评。如果区委以上的党委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不便于领导时，则只成立党的分支部或小组，受所在乡的支部领导。至于“乡社”中党的组织，一般应受乡支部的领导。（4）国有农场、牧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是目前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三个以上党员时，均应成立支部，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并与所在乡的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如果党员不足三人时，得加入邻近的支部组织过党的生活。^[6]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乡支部具有统一领导乡各项工作的核心地位，上级单位在乡的党组织也要接受乡支部的领导或指导。这些规定适应了当时农村工作的实际，防止了多龙治水、力量分散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体制改革起步。20世纪80年代，我国连续5年出台以农业农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推动源于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迅速推向全国，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对此，1983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7]进入21世纪，党中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农业农村工作指导方针，着力破除阻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并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转而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有力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明确提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与此同时，规划了实现乡村振兴的时间表：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8]

2.坚持党对农村工作领导面临的新形势与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党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把握是完全正确的，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也是富有成效的。^[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农村发展呈现了新的态势，党对农村工作领导面临新的形势与新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要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难题，更深广地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切实把改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作为现阶段重要任务，着力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有新突破，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农村发展滞后局面，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这是进一步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应对的重大课题。(www.daowen.com)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带来的迫切要求。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面对新的形势，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由此党的农村工作必须更加适应新形势需要，必须健全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协调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全面发展。健全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还体现在切实把农业农村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形势还要求改革创新党领导农村工作方式，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引导、宣传动员、试点示范、法治等具体工作方式。总的说，要立足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有效经验，基于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方位，特别是从农村社会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出发，通过加强党对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有效整合与再组织化，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坚持党对农村工作领导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有：

（1）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设置在农村、主要由农民党员构成的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的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领导班子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仍然存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中存在党性修养、组织纪律性不强的现象等。农村基层党组织虚化是指落实农村工作不到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被架空，并削弱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具体表现为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主体责任意识欠缺、对农村工作部署履职不力等。农村基层党组织边缘化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稳，体现在对农民群众和村级其他组织的影响力减弱，具体表现为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无视农民群众利益，脱离农民群众的现象；有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不重视农村中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与村级其他组织联系不紧密等。农村基层党组织“三化”问题不仅削弱党组织的作用发挥，还妨碍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进程。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空心化”现象，经济发展缓慢，人才流失严重，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以及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偏低制约了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此外，还有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兼任村委会职责、其他村级组织职责的现象普遍，一些地方存在职责不清、事务繁杂现象，影响了基层党组织自身职责的履行，导致一些乡村治理任务难以真正落实等。

（2）社会转型对乡村治理体系带来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传统管理理念已不能适应现代治理的需要，原有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不能适应多元社会主体的民意诉求，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也不能充分发挥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治理合力。比如，一些乡村地区治理观念陈旧落后，习惯于“家长式”发号施令，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偏低，亟须在治理方式上补“短板”。从整体来说，国家治理主体虽逐步实现从国家全能主义单一管理主体向党、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转变，但当前的乡村地区，乡村治理各个主体在治理活动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很多不协调的地方，各治理主体之间边界不清，这些都是制约乡村治理体系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比如，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无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快速变化，出现了功能缺失现象，形成功能“空白点”，即该做的没做到；乡村治理制度建设不能适应社会转型发展，存在制度供给不足、制度执行力差、制度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些乡村党员作用发挥不够，存在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疏于管理的现象，一些村党组织常年不组织活动，部分党员长期不参加活动，个别党员甚至不服从党组织管理；在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中，乡镇还将大量工作安排给村干部，村干部又将工作分包给村民小组长，这种工作模式使得基层党组织整日忙于事务性工作，难以用更多精力谋划如何规范各项村级事务、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一些农村存在党的政策宣讲不到位、农户不了解政策的现象，缺乏推广应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出现诸如部分贫困户对于住院补贴政策细节知晓度不高，自作主张到私人医院住院影响了报销比例等现象。

（3）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乡村治理能力带来挑战。科技新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推动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由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带来新的社会关系、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问题，也对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削弱了政府原有权威，信息传输渠道由单一改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和多形式，使上层管理者逐渐失去了从前通过垄断信息而垄断决策权、管理权的优势。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之间剔除了很多的中间环节，沟通缩短了距离，管理者很难只靠发指示、下命令达到管控农村社会的目的。网络可以产生聚集民意效应进而形成对政府的压力，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以及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对政府监管体制的挑战越发严峻。城乡社会的交互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广大城乡之间形成众多小组织，它们是依赖于新技术形成的观念集合体，社会动员与信息交换已不取决于农村居民所在的实体化社区，削弱了原有体制的管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