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期，不同类型的家庭因地区、阶层、民族等属性的差异而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图景。以家庭教育为例，城乡家庭文化与家庭教育的存量、运作方式和相互关系明显不同，以中上阶层为主要代表的城市家庭对家庭文化与子代教育的关联性愈加明晰与重视，并将其作为子代维持阶层地位并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不遗余力，这使得他们的家庭教育呈现出习得性、理性化、相容性、筛选性和学习型等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不仅能够更好地将父代的文化优势传承于子代，还能够激发子代的教育动机、辅助子代的教育行为和教育成效，更重要的是其能够较为顺利地与社会主流文化教育体系接轨，极大地助力子代的教育和未来成长。与此同时，以基础阶层为主的乡村家庭教育却面临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多重困境。

1.乡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

回顾历史，乡土社会的家庭采取以农耕为基础的谋生方式，家庭发挥着鲜明的社会认同、融入、保障和约束功能，多世代血亲同居共爨成为农村伦理倡导的标准家庭模式，直系家庭与复合家庭占据很大比重。与之匹配的是父权制度下的代际关系与功能结构，长幼有序、男尊女卑、三纲五常是家庭管理的基本秩序，宗族或家中长辈承担着掌控经济支持、抚育赡养、伦理教化、人际交往等几乎一切人生事务的责任和权力。同时，传统的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以道德伦理为主要内容，重家风、讲名声、言有序，对子代实施启蒙开化、道德约束和行为引导。作为多功能复合体的传统乡村家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烙印，是与当时的道德礼法和社会政治要求相一致的运行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家庭的人口构成、生产生活方式、从业区域与类型等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乡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大规模转移，乡村社会步入深度转型期，传统的乡村家庭格局被打破，以往稳定的家庭结构和功能面临解构。乡村经济社会转型给予各个家庭改善经济条件、拓展生存空间、增强文化包容性和理解力的良好契机，但其对传统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中国农村家庭发展调查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村家庭平均规模为3.71人，核心家庭和夫妻家庭两类占到全部家庭的一半左右，单亲家庭占比3.7%，隔代家庭占比2.9%；农村人口的平均年龄为40.5岁，其中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5.6%、69.2%和15.2%，未来将进入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衰退型年龄结构时代；近一半居民未达到初中学历。^[19]随着国家婚育政策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的加快，乡村家庭形态逐渐向小微型转变，不完整形态的乡村家庭不断增多，家庭的核心功能如抚育子代、赡养父母、夫妻情感交流等被削弱，极大地推升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独居老人等系列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核心价值的认同感、归属感在不断下降，牢固的亲情纽带面临松动，家庭成员产生了强烈的游离感、无力感和不确定性，难以找寻家庭本应赋予他们的文化根基和角色定位。

2.乡村家庭文化内核的动摇

家庭建设的内容和效果根植于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文化教养和处世哲学。在市场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乡村家庭的物质文明能够通过经济手段予以直接推进，精神意识和文化价值却在乡土与现代的狭缝中发生尖锐的碰撞与冲突。当前我国乡村家庭普遍面临着文化生存的焦虑，乡村文明的衰落、城市中心主义的诱导、异化的城镇化改造、逐利主义的盛行无一不在动摇着传统乡村家庭淳朴的文化根基和教育模式。一方面是乡村家庭主体的变化，在流动性小的乡土社会中，家庭教育是以父母双方配合为主的家庭共同协作行为，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出，双系抚育受到巨大挑战，流动家庭、留守家庭不断增多，单系抚育、隔辈教养成为常见的家庭教育模式，家庭建设面临主体不完整引发的一连串问题。比如费孝通先生针对这种单系抚育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缺少父母任何一方，不但日常生活不易维持，且男孩子不能在母亲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全部生活方式，女孩子单跟父亲同样得不到完全的教育，全盘的生活教育只能得之于包含全盘生活的社会单位。^[20]另一方面是家庭建设内容的变化，传统农村家庭以伦常教化为主要目标，“孝”“仁”“勤”“俭”“义”等主要的刚性家庭准则被日益多元的社会价值冲淡，农村家庭对道德约束和人格养成的重视也在松动，在知识传授方面，传统习俗、手工技艺、农耕知识等乡土内容被边缘乃至抛弃，这些使得农村地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逸恶劳的下一代日渐增多。(www.daowen.com)

3.乡村家庭教育的困局

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农村家庭教育主观认知的模糊。在农耕时代，家庭教育的文化性传承主要依靠亲身体悟和外在约束。乡民们重视家风家教的舆论价值，企盼子代学有所成光耀门楣，一般通过身行示范和管束责罚等方式实现教育目标，这套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较好地适应了礼治社会的道德伦常和管理秩序，但其过于着重子代的顺从性和非独立性却越来越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变得更加重要，家长要对子女承担更多更复杂的责任，除了自然性的教养以外，还需要有意识地运用“规范-学习-培养-协调-指导”等一系列更符合儿童身体和心理成长规律的教育手段和内容。受限于传统认知和教育水平，乡村父母对家庭教育的主观认识还普遍停留在物质抚育等基本功能上，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尚未实现从经验性向科学性的过渡，对父辈能够施于子代的全方位影响也缺乏足够的认知和重视，特别是容易倾向于将学龄阶段子女的家庭教育功能转嫁给学校，这在留守儿童家庭中表现最为明显。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强调过：“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细致而复杂的任务。”^[21]由于当前学校文化与乡土文化的断裂，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两厢分离会将乡村子女直接推到文化冲突的档口，进一步增加了子代教育问题的无所适从。从根本上来看，乡村家庭教育的这些困窘根源在于乡村旧的文化秩序已被舍弃而新的有序的价值体系尚未真正构建起来，乡村家庭在这种夹层中产生自我认知的疑惑和教育表达的困难。

4.乡村家庭资本的匮乏

家庭建设的有效实施需要借助于资源的运用，家庭资源累积的数量与质量、资源运作的方法与模式直接影响着家庭建设的实效。城乡文化资源的巨大差异不仅显现在社区和学校，更隐藏在家庭。乡村家庭的资源危机集中体现为传统家庭资本的失落和现代家庭资本的匮乏。我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家庭资源，但如何顺利将其实现“现代转化”是一道难题。过去的乡村家庭善于利用生于斯养于斯的一切乡土符号作为实施家庭教育的场所、内容和手段，无论是田野肌理、乡村建筑、生产工具、文化遗存等物理空间，还是耕种技巧、民俗节庆、传统技艺等活动技能，又或者是宗教信仰、审美价值、宗族观念等隐性氛围都可以作为家庭文化传承和教育教化的载体性资源。这些资源赋予了乡村子弟们主体性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成为其社会化过程中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在乡村家庭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族规、家规、家训为例，我国自古就有以家规家训树家风的传统，除了名门望族，乡野间的底层人民也常常通过立匾额或口述的方式将家族中那些鼓励上进、教导向善、惩戒错误的核心价值和规矩章法代代相传，发挥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当代社会，随着乡村人口外流、家庭单位日益小型化、家族意识逐渐淡薄，族规家规家训等慢慢被人们遗忘到角落，家庭共同的精神内核和行为规范在成员的散落四地和聚少离多中慢慢消解。而今各地在乡村家风建设中着力倡导重建新时代的家规家训，特别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一带积极探索农村家规家训的遗存挖掘，但如何使这些有形的文字语言潜移默化为家庭教育过程中真正践行并具有内在约束力的文化框架，仍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障碍。家规家训如此，独具乡土特色的农业知识、手艺技能、习俗观念等在传统农村家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教育内容更是处于边缘地位。现代学校体系和乡村城镇化发展模式几乎都是高度城市化或类城市化的，那些具有乡土价值的文化内容被人为地筛选成为不合时宜、效率低下、无人问津乃至后继无人的旧物，直接导致乡村家庭最闪耀的资源库被迫关闭了大门。在现代社会，家庭建设可被看作是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共同运作的过程。要使个体有效地适应家庭生活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增进个体所需的知识、能力、态度与品格，这些复杂的实践活动需要进行强大的资源调度并付出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