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土文化的背离

百年来，我国乡村教育变革一直在进行之中，并在乡土性与现代性价值之间摇摆，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乡村学校的现代化改造、城乡一体的教育体系建构都在有意无意地加剧着乡土文化的陨落。传统的乡村学校一度被看作是落后的、低效率的、亟待改造的组织机构，乡村教育的价值天平开始从“为农”向“离农”严重倾斜，乡土文化逐渐被遗弃为难登大雅之堂且不合时宜的“旧物”。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致力打造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上是以城市—工业文明为参照基础的，无论是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教育测量等，都迥异于农村孩子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文化习性。制度化之后的现代乡村教育模式会使得农村孩子常常不自觉地陷入语言类型、思维模式、文化习惯等诸多不适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动力、学习方法、学业成就和升学机会。

更加现实的问题是，这样的学校文化熏陶出的下一代进一步反噬着飘摇的乡村道德文化，传统的伦理秩序、价值观念、人际交往慢慢被商业化、功利化、工具化倾向填充，“外来文化的异质难合与传统文化的过度结构，使当前的乡村文化呈现出‘空洞’状态”。^[14]经过乡村教育体系“训练”过的学生们正大批地逃离故乡，他们或者成为农民工转移聚集到城市，却难以融入强势的城市文明，或者通过升学就业永久定居到城市，彻底脱离原本熟悉的乡土文化。费孝通曾批评说，“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15]这种逃离文化的形成正是乡村文化生态破坏与乡村教育体系文化断裂共谋的产物。

2.乡村教师的去农化

与乡村学校悬浮于村落社会相对应的是乡村教师的去农化。曾几何时，教师作为乡村的文化代表不仅熟知且深度参与到各种乡土事务中。那些村中德高望重的“先生们”承担着教化乡民、传承乡土伦理、调和人际关系、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普遍具有知识结构本土化、生活方式农民化、职业稳定性高等特点。在乡村学校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却日渐模糊且地位尴尬，首当其冲的是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大量的调查表明，乡村教师对自身职业的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认可度不高。在生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下，乡村教师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薪酬、专业发展机会和职业声望。乡村社会难以给予教师们亟须的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专业知识、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育内容，相反，乡村普遍存在的信息闭塞、生存环境落后、学校发展迟缓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他们的职业效能发挥。(www.daowen.com)

面对日益凋敝的乡村文化，教师们常常选择尽量远离乡土社会，转而向往并拥抱城市现代文化，这种倾向源于几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新一代的教师大多成长于离农环境，他们或者生于、居于本土但始终期望逃离乡村而未成，或者本就是难以融入地方的外乡人，这使得他们了解和参与乡村事务的意愿偏低，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不足；二是教师专业主义和管理的科层化加剧了教师对体制内激励的偏好与重视，而对外部的乡村社会需求不敏感，甚至表现出麻木、不屑乃至背离；三是由于城乡文化的悬殊地位，城市文明大幅入侵，乡村景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一改往日面貌，教师很难被乡民视为道统的担当予以尊崇，昔日作为乡村文化知识分子代表的教师在这股洪流中也逐渐摒弃了自身在乡村生活中的公共性与社会责任。

3.乡村学校现代性的反思

清末民初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基本处于一种自治状况，“皇权止于县政”的管治框架使得乡村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而自洽的发展逻辑，相应的，乡村教育也多是由家族举办的私塾来承担。进入近代以后，政府开始将乡村教育纳入管理和控制范围，实行新式的学校教育，乡村教师也逐渐具有了公职色彩。这种颠覆性的变化“淘汰”了大量所谓落后于时代的旧文化，极大地打击了传统的乡村学校定位、教师角色和教育活动。尽管人们对变革中的乡村学校发展一直存有激烈的“为农”与“离农”之争，但现实中离农主义在国家发展意志的推动下占据着绝对上风，以致如今那些经过多番改造后的乡村学校更像是符合城市旨趣和现代升学系统需要的知识工厂，与鲜活生动的村落生活渐行渐远。

钱理群曾批评道：“我们的乡村教育，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也就是说，农村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视野。”^[16]中国的乡村学校现代化改造一是在参照、移植西方学校体系过程中进行的，二则是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实施的。无论是外部模仿复刻还是内部效率使然，这种改造并未充分考虑到乡村教育的原有基础和自身发展逻辑。现代学校崇尚的高效率、标准化、客观性与传统乡村崇尚的自然劳作、自在随性、乡俗伦理相容甚难。比如教学安排上现代学校并不考虑乡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授课时间、假期安排不会与农忙农闲衔接；课程设置上现代学校多使用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几乎完全脱离村中的经济活动、农业知识；校园环境上现代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与农村社区隔离性明显；教育评价上现代学校以考试成绩为主导，乡民需求与社会服务变得无关紧要。这些“现代”的乡村学校直接推升了学生与教师的离农倾向，农村子弟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形成了城市想象，接受教育的目标即是跳出农门，逃离乡土的同时却难以逃出代际循环的复制，至此成为融不入城市、回不去故乡的异客；教师们则是身在乡村而心不在，传统的公共性和社会责任日渐沦落，他们孤立于也被孤立在乡村事务之外，没有了解和亲近乡土乡情的欲望，教师与乡村的情感性、伦理性纽带一旦剥离，其后果不仅仅是教师自我认同的迷茫和教育活力的丧失，更会造成整个乡村文明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在乡村学校现代化改造高歌猛进的形势下人们对其产生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