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乡村社会环绕下的学校不可避免地与乡村道德文化变迁发生互动性影响。乡村学校的教育目标、内容、过程、模式和方法都渗透着文化的作用力，同时以文化育人为联结的乡村学校通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推动着乡村道德文化的传递、交流、发展与整合。这种组织特性使得乡村学校具备平衡、统整多方面文化价值的能力，即便在乡村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转型时期，学校仍需要在坚守其固有道德文化根基的同时，能动地呼应时代的挑战，与乡村社会一道构筑德治共同体。

1.乡土性夯实着乡村学校的道德文化根基

与城市学校不同，乡村学校的诞生与发展自古就根植于乡土，知乡情、明乡理、教化乡民一直是乡村教育的重要目标。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精英分子们对农村教育乡土性价值的追求和反思从未停歇。始于20世纪初的乡村教育运动在致力改造乡村的同时也从不主张脱离农村现实生活，十分重视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结。陶行知认为：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乡村教育必须以乡村生活为指针，建设适合乡村生活的活教育。^[9]晏阳初则认为，东西洋舶来的教育制度方法并不切合中国农业社会的需要，他提出四大教育的运用要在生活里实地试验，要看是否真能帮助农民的生活。^[10]从某种意义上看，乡土性赋予了乡村学校独特的价值追求和道德文化使命，脱离了乡土性的学校只能成为亦步亦趋的城市追随者，甚或连锁性地导致农村和人口的双重衰败。在《政学罪言》中潘光旦指出“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原是农村里长下很好的根了的，如今新式的教育已经把他们连根拔了起来，试问这人口与农村，两方面安得不都归于衰败与灭亡？”^[11]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反思自己对农民反对洋学堂的不理解，“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12]由此可见，乡土性是镌刻在乡村学校其身的自然属性，它代表着乡村学校的固有本质。乡土性既包括器物层面的自然、土地和村庄，也包括文化层面的道德伦理、人际交往、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集中表现为乡村学校的教育目标、内容和手段都应具备符合地方实际的乡土气息。这种乡土性黏合了村落社会与乡村学校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依存并寻求自身的主体意识和符号认定：乡村是学校立命的土壤，脱离农民与农业生产生活的学校会迷失发展路向，成为城市学校的简单复刻；学校则是乡村的文化心脏和精神中心，代表着乡村社会的灵魂，没有学校的乡村社区不仅是不完整的，更有可能因为文化剥离而走向萧条与破败。(www.daowen.com)

2.现代性映衬着乡村学校的时代意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传统的乡村教育随着城市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始瓦解并开始了向近现代转化，乡村学校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演变为了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一词本身并没有褒贬性的价值判断，只是代表着时间性的区隔，意味着不同于过去、不同于旧时代的化界。但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参照下，中国的乡村发展与乡村教育直面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风驰电掣般闪涌着对农村、农民物质落后与精神愚昧的贬抑和批判，加之国家权利长期主导推进的农村现代化“改造”或变革，使得这种单一逻辑的现代性理论在实践中裂变为各种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反而使乡村学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福柯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而应看作是一种态度。研究现代性的美国著名学者卡林内斯库则认为现代性是“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也就是说，要在把现时同过去以及各种残余物区别开来的特性中去理解、在现时对未来趋势的允诺中去理解”。^[13]无论是态度还是时期，现代性代表了与现实相连的时代精神，意味着现时性的反思和推进，是人们对自愿选择的关系方式，应该在乡村教育的文化抉择中呈现出价值理性的光辉。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乡村教育陷入半虚构着的乡愁泥沼，与一头扎入现代化陷阱同样危险。具有现代性的乡村学校应是渗透着时代意识、理性精神、主体价值和发展动力的道德文化港湾，它们也许会解构某些经典性的乡村符号，也许会淘汰与今时背离的思想行为，但重要的是它们能够重构出与乡村现实更为契合的教育教学安排和学校管理方式。乡土性与现代性并不矛盾，乡土性担负起维系和支撑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的责任，现代性能够防止对乡土乌托邦学校想象的不切实际，现代性与乡土性并置才是乡村学校发展活力的生命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