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乡村社会文明风尚的引领性作用对于乡村治理的统整性和渗透力具有重要意义。乡村社会文明风尚的树立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进。

1.挖掘乡村社会特有的道德规范

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维护自古以来有着自己特有的运作逻辑，其主要遵循两条路线，一是依靠宗族、乡绅、长者等的权威。乡村内部的大小事务、纠纷判事极大程度地依赖这些非正式手段的发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无讼》中谈道：“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5]二是依靠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6]由于按照亲疏远近判断道德的伸缩尺度，因此传统乡村作为熟人社会依照着较为紧密的人伦约束彼此管顾和自省，形成了一种自洽的道德体系。

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一些旧有的治理方式陷入崩解，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亟待构建。在新型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应当重视这些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力量，通过建立熟人社会的道德自律与约束机制发扬乡村特有的伦理优势。比如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夏昭炎，退休后回到家乡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结合农民实际需求修缮祠堂、设立奖学基金、出钱出力办文化中心、农家书屋、少儿假期学校等，对当地农民进行各种显性与隐性的文化道德影响。^[7]此外，有记者在江苏走访14个村庄的过程中发现，主要由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三老”群体构成的乡贤群体已经成为一些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成为村风民风改善的推动力。比如太仓市双凤镇庆丰村设立的由乡贤领衔的社会公德评议团发挥了重要的道德评议作用；宝应县鲁垛镇贾林村的刁人贵发动组织了“三和杯”竞赛活动，十多年来坚持评选“好公婆”“好媳妇”等，让群众赶有目标、学有榜样，家中设立“三和调解室”“三和人口文化书院”，院落中集合了书报阅读、婚姻计生法宣讲等多种功能，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改善了村里风气。^[8]

将个人或家族权威作为主体来稳定乡村伦理秩序的做法已与新时代无法适应，但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如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仍值得发扬，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以及建立新型的乡规民约有助于更好地协调解决乡村社会的基层矛盾与冲突，对于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塑造淳朴乡风、摒弃传统陋习和弘扬文明新风具有重要作用。

2.强化乡村公共文化的供需对接

乡村文明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促进乡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完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丰富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为内容的文化民生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乡村公共文化实现了较快发展，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各种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实施，但总体发展仍然滞后。这既因为资金投入的不均衡使得各地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资源的差异，也由于文化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吸引力和匹配性较差，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现实需求。部分地区也尝试探索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从单一的设施建设转移至对农民文化需求的服务，以促进文化供需的有效对接。

在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方面，各地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如浙江省针对乡村文化资源分散、内容单一、利用率低等问题，从2013年开始推进文化礼堂建设，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形式上，整合现有村级活动中心、农家书屋、乡村电影放映等宣传文化资源，利用原有礼堂、祠堂、仓库等场所，鼓励地方综合考虑自身经济实力、自然资源、历史风貌等因素建设文化礼堂，并建立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专家指导团和工作指导员队伍，配备礼堂管理员，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投入上，发挥县、乡主导作用，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将农村发展专项资金向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倾斜，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并对欠发达地区进行重点扶持。内容上，高度重视对本地自然、历史、人文遗存的挖掘保护与合理布置，充分展示村史村情、乡风民俗、生态保护等内容；建设全省“菜单式”公共文化服务配送平台，把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列出清单，让群众在文化礼堂里自主选择所需要的服务，组织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满足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利用文化礼堂，通过培训班、讲座、讲坛、讲习班、研讨、现场示范、个别指导等形式，持续开展文体专家辅导活动。功能拓展上，利用礼堂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形势政策宣传，组织各类教育培训，开展各种评选和乡风评议活动。

在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一些地方也探索了许多新颖别致、易于为农民接受的活动形式。如面对手机电脑等在乡村的日益普及，山西省吉县启动了“一村一故事”的微电影拍摄活动，即全县79个行政村分别根据各村实际情况，选择不同题材和内容拍摄一部微电影。微电影的拍摄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村里的好人好事、创业典型、发展轨迹、民俗民情为原型，以情景剧、小话剧等多种形式表现，深入挖掘农村群众生活中的真、善、美，以“群众拍群众、群众演群众、群众看群众、群众学群众”的小成本、接地气的方式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拍摄好的微电影在县电视台开设专门时段播放，并在网站、微信上广泛传播，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这样的乡村文化活动形式不仅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和热烈欢迎，成为乡村群众文化生活的靓丽风景，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感染和激发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成为探索传播县域文明和乡土文化的有益尝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公共文化的繁荣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设施建设与活动堆叠，而是要围绕乡村发展的新情况与新形势，了解群众的真实文化需求，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机制，盘活利用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开展群众喜闻乐见、贴近乡村现实的文化活动。

3.重视繁荣乡村传统优秀文化

有很长一段时期，全国不少地方开展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很严重的误区，即一味地破旧立新，将文化理解为发达地区文化、城市文化与现代文化。这种观念直接造成对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忽视乃至破坏，历史文化古迹和民间建筑损毁严重，民间传统技艺面临失传境地，乡村传统文化走向没落与边缘化，动摇了千百年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根基。乡村文明风尚的树立应逐渐扭转这一导向，根据自身实际，以建设具有人文之美的美丽乡村为载体，以乡贤文化为重点，大力弘扬优秀民间民族文化，使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江西省以现有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文化村落为重点，分期分批开展农村村史馆建设，使之成为人文历史的宣传阵地、文化遗产的传承基地、民俗风情的展示场地。村史馆由市县两级出资，利用现有祠堂、文化活动中心等场所进行建设，建设过程中找村民、找干部，翻历史、找族谱，广泛征集历史文化典籍和各种资料，多方收集过去乡村的生活用品、农具实物，汇集整理地方的风土民俗，保护古树、古院落、古祠院和非遗遗迹，最大可能地保留村容村貌、历史文化、风情民俗、自然生态等状况。村史馆建设深入挖掘江西乡村红色历史文化，使其成为基层乡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同时，注重把建设村史馆与培育民间特色文化、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促进乡风文明等结合，活化村史馆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效益。通过村史馆等乡村文化建设，有利于挖掘、保护与传承民间传统文化，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延续历史文脉、回忆田间乡愁的重要途径。(www.daowen.com)

浙江省的乡贤文化建设在全国独树一帜，如绍兴上虞以上虞乡贤研究会这一民间组织为依托，十几年来研究发掘、整理积累大量珍贵的区域文史资料，抢救濒危的文化遗产，联络走访乡贤游子，并组织开展内容多样的教育活动，培育学生的爱乡情怀。乡贤研究会的工作一方面调动了广大村民的文化热情，唤醒了民间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吸引了不少乡贤游子回乡参与乡村建设，并引导和推动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又如诸暨店口镇通过挖掘乡贤资源、编纂《店口志》、设立乡贤堂和名人廊、保护乡贤文化遗存、为古贤名人编史立传、成立各地同乡会、建立千名知名乡贤数据库、成立“乡贤宣讲团”、创办乡贤杂志等多种形式积极培育现代乡贤文化，形成了以“爱家爱乡、守望相助、诚信敬业、平等包容”为内涵的店口乡贤文化，吸引了大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以乡贤文化为引领的乡村传统优秀文化，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今天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生长点，是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软实力”。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必须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必须符合乡土社会的基本规律与特点，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

4.发挥农民在乡村德治中的主体作用

乡村德治的核心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只有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善于发挥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市场机制的力量，使广大农户广泛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乡村文明才能真正落到得以体现，才能真正具有持久性与生命力。比如，部分地区开展了全力培育乡村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新尝试，这其中探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培养群众”的经验与做法特别引人关注。上海市徐行镇曾全面实施“邻里守望客堂汇”项目，发挥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效果显著。依托农村客堂间这一民间资源，客堂汇集“汇聚民意晓民情，汇聚民智办民事，汇聚民俗展民风，汇聚民心惠民生”四大功能于一体。客堂汇负责人都是村里有想法、有能力、有一定威望的热心人。客堂汇的民间性、淳朴性以及客堂汇负责人的热心和责任心，使得客堂汇在邻里守望相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客堂汇的另一大特点是推进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和制度化，依托村民们自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建立起点面结合、覆盖全镇的邻里守望志愿服务网络。这一项目着眼于培育村民的自治性，营造出外部组织直接干预难以企及的邻里互助、邻里共商、邻里同乐的文化氛围。

湖南长沙的农村环保自治模式改革也是着力于多方共济、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尝试。该模式在环保理念培育、环保监管体系建设、养殖业布局调整、绿色环保技术推广、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新模式建设、农村环境保护投入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以“政府领导、部门组织、村民自治”为特色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长沙模式”。比如成立环保促进会和形成环保自治听证制度，让污染大户始终在村民的监督之中，有力地化解了单方面推动污染治理的难度。再如建立环保合作社，按照“分户收集、分类处理、村民自治、政府补贴、合作社运营”的模式，实行农户垃圾分类处理，并以从村民手中回购垃圾给予补贴的方式激发村民自愿分类回收垃圾的积极性。

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主动的参与是乡村德治持续推进的坚实基础。只有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作用和创造精神，保护乡村群众的参与热情，注重群众的成功经验，才能将乡村文明风尚落到实处。

6.营造乡村文明的外部环境

乡村治理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在乡村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以城市带动乡村，发挥城乡优势互补、发展城乡共建应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机制，这是改变城乡发展失衡现状、加速提升乡村精神风貌的重要手段。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一基本机制往往局限于城市对乡村分散型、短期性、单一类、非制度化的帮扶，尚未构筑起兼具针对性与引导性，多元化、制度化的城乡文明统筹共建格局。浙江省“双万结对”、江苏省“六帮六促”等城乡文明共建经验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为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乡村文明风尚，浙江省自2005年就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开展了以万个文明单位与万个行政村结对共建文明为内容的“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使乡村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结对文明单位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着力帮助结对村达到“六个有”：有一个坚强的村级领导班子，有一套提高农民素质的长效机制，有一个能基本满足村民需要的图书阅览室，有一个能基本适应乡村文化生活需要的文体活动场所，有一支乡村文体骨干队伍，有一套管理有序的组织制度。针对农民文化、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在结对行政村开展以科学常识、农业实用技术、实用职业技能等为主要内容的技能培训。同时把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作为结对共建的重要内容，组织参与“乡风评议”主题活动，以移风易俗为重点，针对乡村大讲排场、大比阔气等不良习俗，帮助结对行政村一起进行评议，并把乡风评议的成果修订体现到文明公约和村规民约中。活动制订了包括实施重点、方式方法、组织领导、资金投入、考核监督、宣传教育等在内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乡村德治取得了较大进展，许多行政村如期达到文明村创建目标，许多文明单位提升了自身的创建水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此外，江苏深入开展了“帮发展经济、促兴业富民；帮改善环境、促村容整洁；帮培训农民、促素质提高；帮繁荣文化、促成果共享；帮依法治村、促社会和谐；帮深化创建、促乡风文明”的城乡结对共建活动，该省各级文明行业、文明单位与行政村结成7000多个共建对子，促使发展要素向乡村集聚。除了省级层面的“六帮六促”，江苏各地还根据自身实际，产生了一系列城乡文明一体的典型地区，南京、张家港、无锡、苏州等乡村文明建设工作都颇具成效。如张家港城乡一体文明建设的经验就走在全国前列。张家港市十几年前就是全国文明城市的典型，2005年全面小康达标后就把重点放在加快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互动对接上，结合经济社会总体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实际，坚持“以城市的标准建农村，以市民的理念育农民”，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推进乡村文明，推动城乡文明的联动与对接，形成张家港城乡一体文明的鲜明特色。

由此可见，乡村文明风尚的推进必须按照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的机制要求，从中宏观视角制度化地统筹以城带乡、城乡共建的内容、形式与方法，全方位发挥城市在资源、人才、技术、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谋求乡村文明建设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