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村治理注入了一些新的变量，如新的技术、新的资源、新的制度等等，新的变量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驱动力，但形式主义也借助这些新的变量穿了“隐身衣”，换了“新马甲”。

1.痕迹管理过度泛滥

近年基层治理愈加注重过程痕迹，强调事中监控。所谓“痕迹管理”，就是用图片、文字、视频等方式，表现各项工作在各个阶段的落实情况，如发文要有存档、开会要有记录、活动要有照片、工作要有台账。痕迹管理本是组织内部正常的监督手段，但一旦滥用苛求事事要留痕、时时要留痕、处处要留痕，痕迹管理就成为形式主义的新变种——“痕迹主义”。痕迹主义有如下表现形式：

一是过于高频的监督管理。当前办公技术尤其电子办公技术发展迅速，各种技术应用到治理事务中能让上级在基层更迅速找到人员、更便捷布置事情、更精准确定地点，这些外在条件促使“痕迹管理”更容易实现。乡镇和村庄作为治理末梢，既要接受各“条条”如省级、市级、县级的考核与监督，又要接受各“块块”如扶贫、党建、综治、卫生、教育、环保、安监的考核与监督。当前的问题在于：上级各条块考核和问责的频率过高，据调研材料估算一个村每个月至少有10次“迎检”，一年超过100次，而且每次检查必须要有复杂的痕迹考核，各条块的事务不论大小巨细都要求乡村干部整理和上报材料。除了纸质材料留痕，上级还利用电子技术迅速采集痕迹，如将乡村干部组建至各种QQ群和微信群，每天群发消息要求群组成员“收到请回复”“完成请上报”，另外还利用微信GPS定位功能和App签到功能让乡村干部随时呈现“身体在场”。乡村干部整日在办公室忙着填表格、写记录，即使下村也是和村民聊不到两句就匆匆忙忙到处合影、到处共享定位以及赶快回复微信群通知，乡村干部忙得焦头烂额，群众观感却很差。

二是过于烦琐的档案制作。痕迹主义催生繁文缛节的“档案制作术”。此类痕迹管理要求材料环环相扣、图文并茂，甚至比法院卷宗还细致，每次整理好的材料堆叠动辄半米、一米。一位驻村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搞一次“卫生清扫”就需要9份档案，如村两委的工作方案、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思想动员会议记录、片区考评表、贫困户环境卫生名单、贫困户入户考评表、清扫街道照片等等。^[27]而“精准扶贫”更是成了“精准制档”，有媒体披露中部某县2017年5月下旬至6月扶贫干部要填的表多达90个，每份贫困户档案数十页，要求有数据、有记录、有照片、有文件，还要有外壳包装，甚至要求不能有错字不能有涂改，一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因为要应对突如其来的检查，一边哭一边整理了一晚上的材料，因为“扶贫材料实在太多了”。

三是过于表面的考核标准。痕迹管理本是监督手段，但现在手段和目标发生了置换，工作绩效完全等同于痕迹，上级检查工作做得好不好，只看材料准备得够不够，乡村干部准备材料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成为工作本身。当“唯痕迹论”盛行，考量乡村干部工作成了谁的记录多、谁的纸张多、谁的文件盒多，谁的分就高，最后从材料“齐不齐”升级为竞争材料“美不美”，你用普通纸，我就用铜版纸加塑封，你用PPT，我就做成炫酷视频，有基层干部调侃，每天自己为了做各种照片、宣传片、展板、简报，接触了各类格式转换、编辑、制作软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在广告传媒公司工作”。^[28]

2.公共物品过度供给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从资源提取阶段转变为资源输入阶段，近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资源以各级各部门项目的形式输入村庄。项目不断增加，但投放准确度没有相应提升，部分村庄以及部分领域出现公共物品资源过度供给，以往城市中存在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问题在乡村也陆续出现，村庄该补齐的短板没有补齐，没有必要建设的却花大力气建设。

一是过度标准化的规格。一些上级部门急于推广某项事务，僵硬地“一刀切”式布置传达统一模式的标准化建设。有学者在中部某县农村调研时发现各村都在新建或改建村部，因为当地县委组织部要求各村都要整改村部建成标准化的党群服务中心，新的党群服务中心要求五个功能合一，包括便民服务室、党员活动中心、群众娱乐健身场所、便民超市以及村卫生室，各村党群服务中心平均建筑面积为500平方米。^[29]该县村庄人口大量外出，村部并不需要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功能，修缮一新的村部大多成为摆设。类似的还有农家书屋建设，很多地方都规定了严格的书屋面积、桌椅数量、书籍数量、书籍品类、门牌标识等等，但建好以后无法调动村民兴趣，如农业科技类书籍占了大部头却由于该领域更新换代迅速而很快过时，在村儿童想看的少儿类图书却很少，结果是大多数书屋利用率很低。(www.daowen.com)

二是过度城市化的建设。很多乡村都解决了水、电、路等基础性公共设施，逐步开始完善满足生态环境、卫生清洁、文化休闲、健身运动等进一步的设施需求，一些地方在修建过程中照搬照抄看似“高大上”的城市建设方案，很多设施本可借助本土物件和本土手艺小修小补，过度城市化建设不仅失去乡土韵味，还浪费大量物力财力。福建省曾于2017年和2018年发布两批乡村建设负面案例，如建设大公园和大广场、模仿欧式官式建筑、路面过度硬化、大面积种植景观草坪、造混凝土假山、推山削坡、填塘砍树等等，这些机械模仿不仅建造成本高、维护成本高，还破坏了乡村田园风貌和自然生态。

三是过度集中化的投入。随着项目资源日益丰富，一些地方愈加热衷营造“典型村”或“样板村”，“造点”不是整合项目资金意义的集中，而是堆砌资源“归大堆”式的集中，目的是在短期之内迅速营造凸显政绩的“点”。上级按照自身意图输入各类项目，明显超出村民实际需求或根本不合需求。当前“造点”的范围从以往的经济村拓展至旅游村、生态村、文化村、艺术村，有些村庄只有简单的山水风光和人文资源，也硬是要打造为历史传统村落或是文创基地，这些只是满足村外人的艺术文化想象而和村民生活无关联，而且投入大难见效。

3.科层制度过度复杂

许多地方将基层治理精细化等同于基层治理科层化，不断强调基层人员和基层处理事务的方式正式化和规范化，不断自上而下向乡村移植和复制科层制度，总的趋势是复制城市的制度至乡村，复制东部乡村的制度至中西部乡村。制度移植不是万能灵药，每项制度都有其适用范围，过于复杂的科层制度很多时候不仅无法在村庄中发挥预期效用，还让基层背负了复杂制度运行的高额成本。

一是水土不服的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是近年城市社区大力实施的管理制度，逐步也在向农村推广，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村组干部被吸纳为网格员，配备专门的网格化管理手机和App，其中将基层事务分门别类划，每大类下又有很多小类，大致总共有100多项事务。每天规定网格员要上报若干件事务，并详细记录处理过程。但农村事务并不是均质分配且数量不多，村组干部有时为了填满上报数量，要刻意制造事件，如放一袋垃圾在墙角拍一张照片，处理掉再拍一张。另外有些事务记录时间远比解决时间长，如口角纠纷，村组干部到场调停几句话几分钟就可解决，但登录App配图片和文字进行过程记录却要花一两个小时。水土不服的网格化管理制度变成为了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

二是过于僵化的村干部坐班制度。为了方便村民办事，很多地方实行村干部工作日定期坐班和轮流值班制度，两委成员明确分工，坐班时要确定人员、确定地点、确定时间、确定责任，处理事务要有记录、有答复、有反馈、有签名，上下班严格考勤，上级还会以打电话、查微信定位等方式抽查。在多数中西部村庄，村干部坐班制度定得过于僵化反而不利于工作开展。中西部村庄首先事务总量就不多，其次村里的事情并不是按每天平均分配的，并不需要天天有几位村干部守在村部，同时中西部村干部较低的工资也难以激励村干部定期坐班。

三是空转的协商和监督制度。有的乡镇和村庄通过治理创新先行先试了若干制度，如“四议两公开”、“五议决策法”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等等，这些制度在当地运行情况良好，于是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但在其他村庄却出现空转的尴尬局面。新的协商和监督制度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当地有内生需求，这些村庄大部分是资源密集型村庄，或是征地拆迁村，或是矿产丰富村，或是有较多集体厂房出租的村等等。复杂制度是以复杂社会为前提的，村庄资源丰沛到一定程度，自然催生出一系列规范村级权力和分配村级资源的程序，而资源稀缺的村庄，援引了这些复杂制度无用武之地，最终只能沦为“墙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