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乡村法治路径:移风易俗

乡村法治路径:移风易俗

时间:2023-05-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16年9月,长乐将开展移风易俗、反对大操大办列为重点专项整治工作。长乐各村都制定了《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章程》,针对本村情况对婚丧喜庆简办新办发出倡议。按每场节约15万元开支计算,2016年9月以来长乐群众通过移风易俗共节约43亿元。劝导发起者,是移风易俗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乡村法治路径:移风易俗

2016年9月,长乐将开展移风易俗、反对大操大办列为重点专项整治工作。所谓移风易俗,就是要扭转社风民风,让仪式性人情酒宴重归社会整合本质,让侨乡彰显“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正向文化属性。

1.移风易俗制度的基本内容

长乐治理人情异化,核心是要清理大操大办摆富比阔的不正之风,提倡婚丧喜庆简办新办,其中两项基本指标是:取消分发红包,控制酒席排场。长乐各村都制定了《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章程》,针对本村情况对婚丧喜庆简办新办发出倡议。例如长安村规定:“不发放礼金、礼品”,“婚礼酒席不超过35桌(每桌不超过10人),男女合办不超过50桌。丧事酒席不超过40桌,父母丧事、兄弟较多的(含3人以上)丧事酒席不超过50桌。每桌菜肴不超过22道,每桌菜金不超过1500元”,“禁止在午夜、凌晨燃放鞭炮;禁止在主要街道搭建拱门、大型花环等设施;拱门不超过6个;花圈合计不超过20个;乐队不超过3支,每支不超过15人;车辆控制在5辆以内”。[22]这些村规民约以移风易俗为基本出发点,在不准分发红包方面做了统一且严格的规定,而在酒席排场方面,主要考虑该村的民风民俗和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将酒席排场各指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2016年9月至12月,长乐共举办仪式性酒宴2058场,其中有1842场不发红包。2017年长乐共举办仪式性酒宴7348场,2018年长乐共举办仪式性酒宴10928场,2019年1月至10月长乐共举办仪式性酒宴8242场,均没有出现发红包现象。按每场节约15万元开支计算,2016年9月以来长乐群众通过移风易俗共节约43亿元。[23]下文以长安村数据来展示村庄层面的仪式性人情移风易俗情况。

表1 长安村仪式性酒宴移风易俗概况

注:长安村作为长乐先试点推行移风易俗时间为2015年底,因此2016年全年都可显示移风易俗成效。另外,由于作者在长安村调研时间为2019年11月,因此表格中2019年数据为该年1—10月的数据。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长安村仪式性人情各项指标都在村规民约规定范围内,民风社风实现转变。上文描述了长乐治理人情异化移风易俗的基本内容和初步成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长乐移风易俗具体如何执行?为什么能够执行?

2.移风易俗的分类治理机制

仪式性酒宴是在不断建构和生成社会交往圈,几乎所有当地人都被裹挟其中,但不同人群又在人情圈中扮演着不同角色。长乐移风易俗的重要机制是分类治理:首先重点治理人情圈中的两类关键少数:一类关键少数是先富群体,他们是人情中“请”的主要发起者;一类关键少数是干部,他们是人情中“被请”的焦点对象。先以治理关键少数撬动移风易俗,然后是持续说服教育人情圈中被卷入的多数群众。(www.daowen.com)

(1)人情圈中的“发起者”。“发起者”主要是富裕的华侨企业家,他们希望在仪式性酒宴中通过“请”尽量多地向客人分配资源和展示资源,从而进取性地获得“面子”,即“争面子”。想在人情中争面子的富人群体,是不断推高人情费用、不断抬高人情门槛的源动力,对这部分发起者进行规劝,既是阻止人情成本被继续推高,又是在社会上发挥示范作用。劝导发起者,是移风易俗中的重点,也是难点。既要考虑富人的表达欲望和社交范围,又要防止富人过分带动抬高人情参与的门槛。

长乐针对富裕群体办酒宴出台了若干规劝措施,如将移风易俗纳入诚信体系建设,违反规定的企业家,将被列入诚信“黑名单”,在银行信贷等方面受到限制,并且取消其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商会会长、副会长、理事等资格。然而,富裕的华侨和企业家大多不是体制内成员,人情往来也只是社会民俗,禁止性和惩戒性条例条文的约束力度毕竟有限,更为关键的是要转变人的观念和思想。

侨乡原本就具有以公益慈善回馈乡里的文化基础。长乐镇村干部在做工作时,抓住先富群体大办人情的关键——想“争面子”,然后对争面子进行引导和转化:从争取“炫耀式”面子到争取“公益式”面子,具体操作方式是引导富裕群体将不发红包、缩减酒席规模等节约出来的资金,捐赠到村镇的公益事业中,并在村庄公共场所、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大幅宣传。这用当地村干部的话来说,就是“你既然要面子,我们就换种方式给你面子”,将大操大办转化为公益慈善,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付诸实践。中街村旅法华侨企业家石忠胜2016年办60岁寿宴时,一些村民期待这位大金主能发个大红包,但当天石忠胜只是简单宴请宾客,并宣布成立“中街爱心基金会”,将原本发红包的50万元捐到基金会,用于帮扶穷困村民。石忠胜算是较早敢于“吃螃蟹”的人,但此举一出不仅广受群众好评也受到许多企业家支持,有的企业家说,“其实企业家比来比去也很累,请谁不请谁都怕得罪人,而且永远都有人办得比你大比你有面子。”长安村村级组织则是较早为富裕群体展示公益式面子做好了铺垫,长安村两委于2015年底倡导成立医养中心,村里60岁以上孤寡老人以及75岁以上老人均可以免费用餐(中午和晚上两餐),60岁以上老人在享受农村医保外还享受村里的门诊补助(50%的报销补助)和大病补助(10万元以上给予5000元补助,15万元以上给予8000元补助)。医养中心陆续收到了村里企业家和华侨节省人情开支的公益捐赠,医养中心成为村庄的“再分配”枢纽站,富裕群体的剩余财富,通过医养中心分配至更广泛的老弱群体中,实现公益资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引导争取“炫耀式”面子转变为争取“公益式”面子,就是希望将分钱等粗糙的“再分配”方式转变为公益慈善等更为合理的“再分配”方式。

(2)人情圈中的“受予者”。广义上的“受予者”可以指所有参与人情拿红包者,而移风易俗中重点治理的“受予者”主要指区、镇、村的干部。能请到多少干部,和发多少金额红包、酒席上有多少好菜,一起构成了“发起者”群体“争面子”的符号。“发起者”希望尽量多地请到干部、请更高级别干部、给干部更多红包礼金,从而在仪式性人情中进取性地获得“面子”。被物化为面子符号的干部,成为“被请”的焦点群体,构成人情异化推波助澜的另一端。

管好干部这部分关键少数,主要方式是在政府体制内建章立制并强化监督,通过党风政风引导民风社风。长乐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歪风,主动做到不请吃、不吃请、不收礼、不送礼,不参加亲友关系以外及管理服务对象操办的各类婚丧喜庆活动和宴请,对于确实需要参加的,也应当从简,且不得接受宴请方赠送的礼金、礼品和有价证券。长乐在全区建立了干部职工操办和参加婚丧喜庆活动报告审批制度。以参加为例,副科级以上干部、一般干部职工、村(社区)“两委”干部参加人情活动时都必须填写申请表格,写明参加酒席名称、主人家与本人关系、时间、地点、桌数、是否送或收礼金礼品、主人家是否管理服务对象等等,并分别往区镇审批。长乐定时汇集以上信息,建立干部职工遵守移风易俗档案信息库,每月定期在新闻媒体及乡村公告栏进行公示,将遵守移风易俗情况作为干部考察内容,对于违反规定者给予不同程度的组织处分。监管干部的人情参与状况,首先从“被请”一方减少了参与人数和礼金数目,消除了多请干部等于有面子这种异化现象,其次干部给身边亲戚朋友乃至更广泛的群众带来示范效应,即所谓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再次减少了基层“微腐败”现象,清正了乡村治理生态。

(3)人情圈中的“卷入者”。大部分的村民和华侨,经济水平都一般,他们被动地卷入富人构建的人情规则中,只能尽量跟上平均水平,防御性地获得“面子”,即“保面子”,不要“丢面子”。劝导普通群众的难题在于,首先普通群众的心理是复杂的,很多人的想法是“大操大办是不对的、很浪费,应该移风易俗,但是我不要做前几个的出头鸟”,群众既盲目跟风,又被绑架其中,既是高额人情的受害者,又是高额人情的助推者。其次普通群众数量众多,情况千差万别,很难像管理上述两类关键少数一样有个明确的标准,也无法用急促严苛的硬手段,否则只会拔苗助长引起民意反弹。

针对多数普通民众,适用的治理方式是运用“梯度治理”做好群众工作,逐步扭转办酒宴的整体舆论和氛围,群众以前感觉“大家都大办,我不大办成了异类”,现在转变为“大家都简办,我大办成了异类”。长乐主要以村规民约形式劝导普通华侨和村民,除了在不能发红包方面比较严格,其余桌数、排场方面制定的数额较为宽松,需要村干部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在地化”治理。以华侨为例,“梯度治理”的第一步,是让华侨或其家人在办人情前提交申请表,写明操办酒席事由、时间、地点、桌数、菜金、乐队数、拱门数、车辆数、是否发放礼金等等。由于不一定所有群众都会自觉申请上报,村干部会划定包干片区经常走访,由于婚丧喜庆在正式办酒席前都会有各种预备活动显出端倪,村干部通过走访一般能全盘掌握村庄人情办理状况。“梯度治理”的第二步,是接到华侨申请表后,村干部到办酒宴的主人家走访确认情况,在现场再次强调移风易俗的重要性以及村规民约各项指标,并根据实际情况与主人家协商进一步减少酒席排场和规模,比如某客人既是族亲又是朋友,能否不按两个名额请只请一个人,如此还能在华侨的申报基础上再减1—2桌。村干部对于主人家及请的客人情况大致都了解,因此能有的放矢地劝说。“梯度治理”的第三步,是村干部在办人情酒宴当天再去现场监督。经过“梯度治理”的前两步,村干部已经逐步掌握大概情况并提前和好说话的华侨解决了好办的事。第三步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难办的人和难办的事。这部分没有诀窍和捷径,就是靠村干部细致做群众工作。方式一是请老人会或理事会中有威望的老人、族长等乡贤出来帮忙做工作,这些乡贤在民众心目中的信任度较高,华侨在对新政策不熟悉时,同样一句话由乡贤去说华侨会更相信,自然觉得乡贤不会害自己,另外乡贤对于村庄中祖辈下来几代人的事情都比较熟悉,对家族里各件事情、各个人的性格都比较了解,乡贤因人因事具体和华侨谈,华侨觉得“接地气”,会更容易接受。方式二是村干部全程跟随并劝说。碰上不理解不配合的华侨,村干部只能采取现场劝导策略,例如早上6点出殡,村干部早上5点30分就得到,两个跟着放鞭炮的,两个跟着敲锣打鼓的,两个跟着撒纸钱的,等等,用村干部的话说,就是“和孝子一样跟着走”。劝说方式是反复劝说这种“笨功夫”,劝完一遍再劝一遍,昨天劝完今天再劝,看到华侨拿着打火机要点大型彩炮了,一边握着华侨的手一边劝。移风易俗非一日之功,很多时候就是依靠村干部“嵌入”在具体生活情境、具体人物关系中耐心细致反复地给群众做工作。尤其对于多年未归不熟悉国内新情况的华侨,更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下图以白事为例说明移风易俗工作流程。[24]

长乐白事移风易俗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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