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乐仪式性人情酒宴演变历程

长乐出现办酒席不收礼金反送红包，且红包金额持续高涨，是经由两波力量助推，这两波都与华侨经济资本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第一波是华侨回国会亲。1980—2000年，长乐大量村民出国谋生，基本每家每户都有年轻人外出，尤其1990—1995年是出国高峰。村民出国大致要打工5—6年方能还清出国费用并逐步有积攒，有一定积累后，村民会持续向家中寄钱改善家人生活状况，并在合适时机返乡看望家人，出国后首次返乡一般要办“会亲宴”。2000—2010年，长乐大量华侨返乡、会亲。华侨办会亲宴有两个目的：一是答谢亲朋好友以往的帮助，因为华侨出国前村里亲朋好友都会拿出一些钱财作为路费和生活费的资助。二是通过酒席操办证明自己在国外打拼的成功，俗话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尤其是福建等宗族观念浓厚的地区，村民即使生活在外，其人生面向和评价体系仍在原乡和祖地。举办会亲酒这一公共事件，是广而告之宣传自己的最好时刻。调研中，听很多村民讲起某某华侨通过办酒在家乡扬眉吐气的故事，人名地名及故事细节有所不同，但大致具有相同的故事模本：某某村民年幼时因家境贫寒村里人都瞧不上他，他出国打拼多年赚了大钱，回国后大部分村民对其经历不了解，一些村民仍是冷言冷语，该华侨某日在村里举办会亲酒，叫了一辆满载钞票的面包车到村里发钱，来参加的村民每人发一万，有些村民因瞧不上该华侨没有到场，事后得知有发一万红包后后悔不已，同时也对该华侨刮目相看。因为很多华侨都想通过办酒宴证明自己，滋生攀比摆阔之风，人情中攀比的意味逐渐超过了回馈亲友的意味。

第二波是企业家崛起。随着大量村民出国，一笔笔侨汇陆续寄回家乡，这些侨汇大幅增加了原乡村民的积蓄，村民积蓄中的很大一部分经过众筹式投资又转化为长乐企业的原始启动资金，钱多的村民投“股东”，钱少一些的村民还可以投分支的“股子”“股孙”。原始积累能迅速聚集，长乐在各行业陆续涌现成功的企业，在长乐本土最成功的是纺织，在长乐以外最成功的是钢铁，因此有长乐人“在内纺织、在外钢铁”的说法。长乐纺织于2000—2010年间达到鼎盛，很多村整村都在经营纺织业，2010年之后有所下滑。长乐钢铁在2000年后逐渐起步，在2010年后形势大好，经历了2013—2014年的短暂萧条后，2015年之后又大幅上扬，目前在私营轧钢厂领域，长乐轧钢厂可占70%。企业家经营纺织和钢铁，每年获益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连入股者每年分红都可达百万乃至上千万。企业家办酒席，和华侨一样有两个目的：一是感谢乡亲们的入股支持。二是证明自己事业的成功。并且很快同样走向以大操大办来争取面子。华侨在外赚的钱多是体力活的辛苦钱，和本土企业家的获利体量不是一个级别，因此企业家逐步取代华侨引领人情标准，并更大幅度地推高人情标准。

长乐仪式性人情酒宴的演变历程大致如下：（1）1980—2000年。按照传统习俗，酒宴中主人家会给客人分发小礼品，例如在白事中，主人家会在送葬路上给客人分送糕点，还会在酒桌上“分祭”时分发糕、饼等；在红事中，主人家会给客人分一些喜糖、喜饼；在寿宴中，主人家会给客人分寿桃糕、饼等。（2）2000—2005年。2000年是一个关键节点，此时迎来华侨返乡会亲高峰期，同时大量侨汇寄回乡，形成企业原始资本，是长乐企业发展的起步期。大致从2000年开始，长乐人情仪式中开始发送更贵重的实物，如白事中向客人发送食用油、香烟、电饭锅等；红事中向客人发送红色塑料桶、食用油等；寿宴和华侨会亲宴中也是发食用油等。这段时间酒席中已经出现发钱现象，如某一道比较好的菜肴（螃蟹和虾等）因为食材没买到而没上桌，则发10—20元给宾客作为补偿。（3）2005—2015年。随着富裕的华侨和企业家你争我比，长乐人情酒宴中不仅不收礼金，反而向客人分发红包，而且在攀比中不断上涨，从一开始的50元，到100元，再到150元、200元、500元……同时排场和桌数也在不断攀升。不收礼金反送红包，长乐人情酒宴奉行“亏”的逻辑。有民众算过长乐办一场酒席的成本，长乐大部分地区为30—50万元，经济较好的地区如金峰镇为80万元起步，多则上百万元。

2.仪式性酒宴异化的表现

（1）礼金的异化。“谁送的红包多，谁的面子就大”。长乐仪式性酒宴中向客人送的红包，民间又称“压桌菜”，即最后一道端上来的菜品是厚厚一叠人民币。送红包的竞争一开始体现为你收随礼发礼物，而我不仅不收随礼还返现金红包，接着不收反送成为常态，竞争体现为送多少红包，一般200—500元是常态，富裕的华侨和企业家达到1500—3000元。后来不仅主人个体送，主人的近亲也要送，“压桌菜”的格式是一捆钱上附一张红纸，红纸上写明：东家××元（东家的平辈兄弟不用送）、侄子××元、孙子孙女××元、外孙外孙女××元等等。近亲写得多，表示家族兴旺且整体富裕。主人家向客人分发礼物，本是表达感谢之情，现在变为简单地以礼金货币的多少来换算面子大小。

（2）排场的异化。“谁搞的场面大，谁的面子就大。”排场首先表现为桌数和菜肴，30—50桌是经常的事，富裕者则操办到100—300桌，菜肴要上到25—30道，菜价至少为2500—3000元，要包含帝王蟹、野生鲍鱼、澳洲龙虾等名贵海鲜，菜上得越多越名贵越好，常常是菜上得桌子摆不下、客人走了还有一大半没吃完。排场还表现为仪式用品，例如拱门30—50个，沿着村门口主路一直摆到家门口，聘请鼓乐队、演艺队10—30个，一路热闹吹打，白事的花圈、红事的花柱等等绵延几公里。仪式中的菜肴和用品，从仪式的辅助物变为仪式的关注焦点。(www.daowen.com)

（3）请客的异化。“谁请的客人（领导）多，谁的面子就大”。比请客，一是比请的人数，你请整个自然村，我请整个行政村，你请好朋友，我则把有一面之缘的全叫来。最后演变为请的是“身份”而不是单纯的“人”。比如“族亲”要请、“朋友”要请、“干部”要请，和主人同样信仰某个神灵的“信众”都有专门一桌。一个人如果既是族亲又是朋友，并不合并只请一个人，而要请两个名额，由该客人再找一个人来“替喝”。二是比请的身份，即比谁请的领导干部多、谁请的领导干部级别高，你请村干部，他还请镇干部，我就连区领导也请来。后来变为给镇区领导“包干制”，即分配给某领导10多个客人名额，由该领导自己叫人来，这既是给领导面子，也是希望领导能带来同档次的客人增加客人分量。所谓请客，原本请的是与自己有紧密关联的人，现在客人也“物化”为酒席排场的一个符号，比数量比身份，请客异化为“主人不知道客人是谁，客人不知道主人是谁”。

3.仪式性人情酒宴异化的影响

仪式性人情酒宴异化的表征是，办酒宴的成本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铺张浪费。经济层面的异化快速转化为社会层面的异化：仪式性酒宴原本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却逐步引起社会离散的反效果。

（1）穷人与富人的区隔。仪式性酒宴变为一种“象征性符号”，富人通过办酒宴来展示自身社会地位“争面子”，中等经济水平的村民为了勉强跟上酒宴标准而苦苦支撑“保面子”，而底层穷困村民只能“不要面子”退出人情圈。富人大张旗鼓地操办酒宴，给经济状况不太好的村民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高昂的酒宴成本不断向家庭内部转嫁压力：有的村民为了努力办场酒宴向别人借债，亲朋好友借不到只能借高利贷；有的几兄弟之间因为如何分配酒宴成本支出而大闹一场；有的老人生了病也不去看病吃药，想着多攒些钱用于后事支出，给子女减轻负担；有的老人到了年龄不敢办寿宴，躲在家里隐瞒岁数，甚至得了抑郁症；有的新人家庭因无力承担人情成本，女方一直到怀孕了都还没办结婚仪式，最后还是要去借贷……但残酷的现实是，村民越是想借债保面子，以后很可能更没面子，利滚利的高利贷只会让村民穷上加穷，咬牙办一次酒席，常让村民掉落到更差的经济状态。最后一些底层穷困村民被迫选择不办酒宴，同时因为“吃人酒宴日后还”，所以也不参加别人办的酒宴了。这就是当地老百姓所说的“结不起婚、死不起人”。通过酒宴这种社会机制，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分层转化为社会分层，穷人跟不上富人主导的酒宴标准只能退出，而退出仪式性酒宴圈往往会连带影响退出日常性人情圈，村庄里的穷人与富人形成了交往区隔，穷人在社区中遭遇了社会排斥。

（2）华侨与原乡的区隔。由于异化的人情，村民在村庄社区中遭遇社会排斥，而华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与原乡社区离散。当地华侨大多有“落叶归根”的情结，虽然身在国外工作赚钱，但人生价值认同趋向往往还是在家乡村庄，华侨希望到年纪大了干不动时能回到家乡村庄养老，去世后安葬在祖坟山、牌位进祠堂祖厝。原乡不仅是华侨的社会活动场所，更是华侨的人生终极价值所在。近年长乐人情费用高涨，让华侨感到“近乡情怯”，很多华侨在外赚的是体力活的辛苦钱，要跟上做生意致富的华侨和企业家的消费步伐还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一些原乡家族人数多的华侨，算了一下办一场酒席要几十万，等于在外几年白干了，有的华侨不敢回国探望亲朋好友办会亲酒，甚至有的华侨觉得在家乡安葬开支太大，在国外买墓地不敢回乡“归葬”。一些华侨被异化的人情逼得不敢回国，而一些村民则被异化的人情逼得要出国当华侨，每年村里都会有一些反常的移民现象，如有的老人88岁、90岁还办理了移民，出国生活，这明显是在躲避去世后的丧事酒宴费用。无论是被逼得不敢回来，还是被逼得要出去，异化的人情已经成为阻断华侨与原乡正常联系的深深沟堑。

（3）群众与干部的区隔。领导干部参加酒宴拿红包，不仅助推了人情异化之风，还减损了基层治理效能。首先，干部拿红包，有四处敛财之嫌，村干部一年参加酒席能拿到几万元红包，镇干部一年能拿到十几万元红包，有的干部一年甚至能拿到20—30万元红包。干部的此类行为给群众留下很差的印象，“这些干部事情不会做，整天吃饭喝酒拿红包”，“干部真好做，又有的吃，又有的拿”。其次，干部拿红包，容易引起基层腐败，有钱人给干部高额红包，不仅是为了当下的面子，也是为了长远好办事，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和受贿，由于拿人手短，以后厂商或村民来干部这里办事索取一些变通空间，干部一般都坚持不了原则而顺从答应，党纪法规被突破。被酒席红包侵蚀的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信任度和认可度不断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