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少部分因地方内部政治斗争而人去政息,如黄展云的营前模范村和彭禹廷的镇平地方自治;绝大多数都是因日寇侵华而中断,建设成果被日军毁坏;卢作孚的北碚因位处后方避免了战火,乡建实践时间最长,一直延续到1949年。总体而言,这波乡村建设运动都归于失败。其失败教训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没有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乡村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中华民国既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完全独立,也没有实现国内的真正统一,政治上没有完全的自主,经济上没有摆脱外国资本的压榨。蒋介石南京政府一度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对外既不能阻挡日本的侵略,对内也无法有效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更没有真正关注民生。国民政府在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形下,为巩固统治基础而提出的“复兴农村”口号,显得苍白无力,并不能调动国力为乡村注入活力,主要靠民间力量与地方官吏结合自发开展乡村建设,根本无法普遍地、有效地改善人民生活。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乡村建设的理想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2.没有强大的组织领导,乡村建设实验难逃人去政息的命运
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由部分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推动的。他们有的不忘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初衷,有的是怀抱改造基层社会推动国家现代化理想的新式知识分子,开展乡建实践的理念和着力点各不相同,但都缺乏强大的组织领导作为后盾和保障,多数凭个人资历和威望开展实验,也就难免人去政息的命运。国民党长期陷入权力之争,派系林立,既没有树立中央威信,也没有建立强大的组织系统,导致人心涣散,民生主义流于口号,缺乏持续关注民生的情怀,个别人的努力和一时局部的良好局面,最终都难成气候。
3.没有切实可推广的政策体系,乡村建设缺乏资源保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的乡村建设热潮,带有很强的试验色彩,高层当局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和顶层设计,更缺乏足够的物质力量予以支持,乡建实验点虽然不少,但从全国来看,仍属零星活动。各试验点实践的成功经验,部分曾得到高层推广,各试验点之间也曾经开展经验交流,但总体来看,主要是地方的、自发的参考与模仿,缺乏国家政策层面的系统总结、提升和推广。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民生事业和乡村建设远非当时当政者的战略重点,无论是政策资源还是物质资源都不可能予以有效保障。局部的乡村建设成就和一时的良好局面,很难持久,即使没有被外来侵略战争所打断,也难免因资源匮乏难于持续、或因曲高和寡而散场的结局。
4.没有稳固的基层组织依托,缺乏本土领导人才的乡村建设无法持续深入(www.daowen.com)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人才持续流出,加上社会变革打破了原有的乡绅治理结构,导致乡村治理人才缺乏、治理观念陈旧、治理方式落后。乡建派看到了这一弊端,普遍注重为乡村建设招致、培训、输送骨干力量,短期内也确实取得显著的效应。但从长远来看,输入式的乡建人才,终究难于扎根;同时,通过培训成长起来的本土人才,如果缺乏坚强的组织依托,依然难于发挥其作用或者难于规范其权力行为。只有建立一种自上而下、通达基层的组织系统,既能够保证乡村建设获得外来人才的支援,又能够疏通本土人才产生机制;既能够确保基层人才充分发挥自主作用,又能够有效约束其权力行为;既具有乡贤治理的传统特色,又具有现代民权的实质内容。这样,才能使乡村建设持续深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复兴之路。
【注释】
[1]严复:《评点〈老子〉》,《严复全集》卷九第3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2]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全集》卷七,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3]《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552页。
[4]黄展云:《营前模范农村概况》,福州福新街中选世界印书馆,1930年。
[5]《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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