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发展意识的唤醒，是古老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的乡村发展理念，不再是以巩固皇权统治基础为目的的对小农经济的培植，也不再是儒家民本思想下“视农如伤”的情怀寄托，而是经历近代新思想的洗礼后，在国家制度的根本变革中，基于突破“小农破产—社会动荡—政权变更—自耕农重新培植”这么一种经济社会结构性的循环怪圈，寻求建立新的社会机制以激活基层动力，从而实现全社会永续发展的新路径的探索。在这种新的机制中，民不再是工具，而是主体，富民不再是策略，而是目的。经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激荡，这种探索获得强大的思想支撑。

1.主权在民思想的确立

主权在君，必求强君弱民；主权在民，必求富民平权。主权在民的富民平权思想，是近代意义上乡村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有国际视野的有识之士如王韬、郑观应等，就对西方民主政治充满兴趣，但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停留在“君民共治”和议会制度，并没有看出其政治制度表象背后自由、平等的民权基础，更不敢以此否定传统尊君思想和君主专制制度。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系统介绍西方“天赋人权”思想，和西方民主政治的自由、平等价值基础，才彻底颠覆了“朕即国家”的思想基础，迈出了主权在民理念确立的关键一步。戊戌变法思潮兴起后，维新派普遍认识到民权思想的薄弱是国家贫弱的根源，所以，把民族救亡与自强的希望寄托在兴民权上，但他们的民权思想并不彻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宣传了自由、平等、民权思想，但在实践中却回到君主立宪，主张通过政治改良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以维新派的近代民权思想为发端，随着中国民主变革希望的破灭和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民主革命思想逐渐上升为主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君主专制，夺回人民的自由权利，实行民主共和，才可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革命者万不可存丝毫的皇帝思想。辛亥革命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此，主权在民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任何政治势力都再也不能公开对抗这一原则。

主权在民的原则，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国家观、社会观、治理观。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发展的目的在于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是巩固皇权统治；人民是社会主体，就应该广泛建立新的社会活动规则，充分释放社会活力；人民是治理主体，人民就应该享有参政议政权利和自治权利。然而，中国是有几千年文化积淀和饱受皇权思想禁锢的农业国，没有广大乡村普遍而全面的转型发展，富民平权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才有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和改良理想的知识分子，把社会改造的关注重点投向乡村，并亲身投入实践，试图通过促进乡村发展的努力，逐步提振人民的主体性。

2.对社会进化的执着追求

戊戌维新思潮，给中国传统历史观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进化思想的广泛确立。正如严复所评论的，中西历史观之不同，在于“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2]。自严复译作《天演论》，社会进化思想刷新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仁人志士普遍意识到，中国历史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治乱盛衰循环，根源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社会资源被垄断，民力极其脆弱，社会发展缺乏活力和动力，愚昧贫弱之民不可能造成社会进化的基础。因此，欲求社会进化，必须于强权有所制约，于民间力量有所维护，使整个社会创造力得以制度化、机制化的释放和保障。为求得这样一种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仁人志士们展开了各种不同的探索。其中一部分人认为，从社会最基层的乡村入手，启蒙民智、开发民力、改造民德，可以避免社会动荡和颠覆性变革，为全社会制度化、机制化的发展进步奠定基础。这就为一些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致力于乡村建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www.daowen.com)

3.民生主义的思想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所创立的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由于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和封建势力的强大，民国建立后基层社会并没有多大改变，民生依然困苦。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逐渐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实践追求。在孙中山看来，推翻帝制和封建军阀统治，只是政治革命，在解决政治问题的同时，还应该进行社会革命，“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才能真正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进入和平建设，保证中国永不再发生流血革命。社会革命的目标，在实行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关键，一要平均地权，限制大地主、大资本家对土地权的垄断，核定天下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土地增值归于国家，由全体国民平等共享。二是节制资本，发展实业。节制资本主要在于限定私人资本的经营范围，凡属于适合个人经营的，应任个人为之，而不能委诸个人及带有独占性质的实业，应由国家经营，以防止社会财富过分集中，只有建立起发达的国家资本，才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既糅合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潮流，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成分，系统回答了贫弱中国如何发展国家经济、壮大社会力量、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许多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认为，民国体制建立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进行国家建设，而基层社会的改造，是建立和完善新的体制机制的基础。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愿意并乐于走向乡村进行民生主义的改造实践。

4.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的各种社会思潮极其活跃，苏俄革命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大放异彩，给各国劳工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带来新的希望，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得到广泛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却陷入寡廉鲜耻、损人利己、互相厮杀的境地，使许多思想家陷入深刻反思，一些人把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古老的东方文明寻求救世之道；同时，战后世界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又使新自由主义思想重新抬头。受这种大背景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当时介绍和宣传的社会主义，内容极其庞杂，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基尔特主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一些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如杜威、罗素等也纷纷来华，在中国掀起思想浪潮。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好政府”主义以及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平民革命”，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些地方军政大员也乐于用支持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姿态来收拢人心。加上蓄积已久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理念，这些，都为中国知识界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有深厚的实践理性传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他们基于各自理念走向基层、走向乡村，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运动，试图探索一条自下而上改造中国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