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中，联保连坐往往作为野蛮落后的制度设计而备受诟病，其中株连九族的连坐法，尤其令人毛骨悚然。其实联保连坐之法，古近皆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起源相当古老，沿革极其绵长，其中不无长久的借鉴价值。该制度设计的初意，在于联保共济，守望相助。《周礼》曰：“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西周立什伍之法，目的在于“使之相保相爱，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联保连坐之法，后世演变为保甲制度，并与乡约、里社、社学、社仓等，合为乡治制度的有机整体。连坐之要义，在于使乡党宗族之间互相牵制监督，约束不法行为；与之相应，还有联保共济的义务，使之相救相周、守望相助，这也是乡约“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题中应有之义。抛开联保共济的功能而论保甲连坐之残酷性是不全面的，也无法解释其顽强的生命力。

事实上，古代社会后期保甲制一直是与乡约、里社、社学、社仓等制度相结合的。宋代保甲负责催税、防盗、防火之事，知情不报者连坐治罪，而同时负责管理社仓以全周济，并以保甲法进行管理。元代行都图，多因袭宋代乡都保制，村社组织负责劝导乡里，助成风俗，设有村社之约，以处罚之法来进行管理，并办有社学，对乡村子弟进行教育。明清里甲和保甲除负责田粮丁役、教化乡民、整顿社会治安等官差之外，还负责办理各种社会福利事务，如救灾赈济、修筑河堤等。近代公民主体观念兴起，民国初期曾废除保甲连坐之法，但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复广推保甲制度，实行“管、教、养、卫”并重原则，“管”重在自治兴事，“教”重在政教守法，“养”重在自养互助，“卫”重在自卫卫国，从管理、教育、经济、军事四个方面对传统治理智慧进行借鉴吸收。

可见，在宗法、地缘传统浓厚的中国社会，借血缘、地缘之道义，推行联保共济，于强势欺凌之事有所制约，于贫弱破败之虞有所保护，的确在守望相助保障基层稳定方面，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而言，其作用主要在：一是促进劳动互助。在个体生产条件下，农忙季节缺乏劳力之家不足以应付，则民间可自行联家互助^[4]。二是促使困窘相助。小农经济极其脆弱，因灾因病皆可致其陷入困窘，作为宗亲、乡里，有所救助往往可以免其破产。三是促生丰歉相济机制。歉收之年，生计维艰，不少人可能铤而走险，关联紧密的有力之家有救济之义，有的宗族、乡村建有义仓、社仓，也可起调剂作用。四是增强代际发展动力。联保共济增强命运共同感，合力追求代际发展，举宗族、乡村之力兴办公益事业，尤其是兴学重教，创办义学、社学以教子弟，有利于淳厚民风的形成。

由此观之，联保共济机制，在促进乡村守望相助，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废弃连坐之法，弘扬共济传统，在基层治理中依然有可取的智慧价值。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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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子·小匡》。《管子》一书多为战国时人所作。

[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1988年。

[3]［清］佘余端：《岩镇志草·艺文上》。

[4]洪武二十八年，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得到朱元璋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