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到隋唐，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乡里制度逐渐成形，居民以乡、党、邻、里形式聚落而居，乡治组织既有乡里制的行政功能，又具什伍制的军事功能；既发挥基层政权作用，又有浓厚的自组织色彩。这种体制与其说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军事编制与户籍编制相交杂的居民管理形式，地方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相对松散，有的乡官依其所执掌事务的不同性质还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如有秩属州郡，啬夫属县，游徼属都尉。这种状况，在交通信息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久而久之往往疏于监管，很容易出现乡官豪强化，或与地方豪强势力勾结，把持一方，鱼肉乡里，无论是对统治集团，还是对乡村和谐，都会产生潜在的威胁和破坏作用。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村坞”组织。它们不是国家行政系统的正式组成部分，而是在豪族庄园、聚坞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其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与国家的关系，均与乡里制度大相径庭，这种组织无论是对国家治理还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都会产生瓦解作用。我们可以从秦末到东汉后期的社会动乱中，看到亭长里正聚众揭竿而起，和地方豪强组织私家武装参与混战的情景。这些都是国家权力对地方豪强疏于监管的结果。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每到王朝后期，乡官作为一种“有力者”阶层，凭借官方背景和资产实力，趁荒年大肆兼并土地，造成民间贫富分化，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雇农、家奴或者背井离乡，激化基层社会矛盾，增添社会不稳定因素。

于是，如何抑制豪强，避免乡官和地方势力在社会演化过程中逐渐把持乡村，对正常统治秩序和乡村稳定造成威胁，成为统治高层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观察，乡约制度的兴起和乡官职役化，从一定程度上起了化解基层矛盾的正向作用。(www.daowen.com)

乡约制度的出现，与民间士绅知识阶层的壮大和宗族组织世俗化相联系，它一出现便以维护乡间和谐为职志，旨在使乡民“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南宋咸淳六年（1270），徽州士绅邱龙友奏请在当地设立社坛，“于时申明乡约，劝沮臧否”以佐治，朝廷认为“事理有协于义”^[3]予以批准。明清时期乡约组织得到普遍推广，并与社仓、社学、保甲相结合成为乡村治理中心。乡约组织本身恃强凌弱鱼肉乡里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总体而言，一则乡约主事者大多是些知识型的士绅，具有较强的道德感和自律性；二则基于地缘和血亲关系，对于宗亲、乡里一般不至于为所欲为，且于乡间欺凌之事，相对较能维持道义。因此，乡约组织在抑制豪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脆弱的小农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为此权力高层多乐见其成。明清两代，朝廷曾多次下旨推行乡约，地方官在推行乡约过程中，则有意识地将乡约与宗族势力结合起来，把宗族纳入乡约系统，在宗族设立约长，宣讲“圣谕”以提高教化效果。而宗族也乐于接受官府的指导，一些宗族甚至主动引入乡约形式，在族内建立宗约、族约、祠约，使宗族秩序乡约化。乡约强化了地缘、血缘认同感，强化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对乡村恶势力和欺凌事件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如果说乡约在对乡村豪强势力的约束方面，更多的是基于伦理道德的柔性约束的话，那么，乡官职役化，则更具有机制化的刚性制约作用。职役化既使承担日常行政职能的里、保、甲长等乡官，淡化了“官”的色彩，行政权力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又通过定期轮充机制，使之很难通过长期把持基层行政资源并用以谋取经济利益。按制度原意，里、保、甲长应由丁粮多者轮当，丁粮多者是乡村强势群体，由于作为差役必须承担更多义务风险，上等户往往逃避派役，从而使中下户也有担当行政职名机会，这对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利格局不无制衡作用，有利于缓解基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