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乡村之治，很突出的一个特色在于一个“教”字。以教化民、以教治民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传统智慧。中国从远古开始就以农立国，在长期定居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形成一种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法礼制。所谓“礼”，最早就是宗族内拜祭祖先的一种排列顺序，后来经过一些政治家、教育家的改造，逐渐泛化为社会生活的秩序原则，立以为教，代代相传。《管子·度地》曰：“君令五官之吏与三老、里有司、五长行里顺之令。……故吏者，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所以为率也。”

为官之要在于教，教民之要在于使之“顺”，教顺之要在于以身为率，能以身率者在于德。所以，乡治选人，首重三老。主掌教化的三老与里有司紧密结合，才能达到有效治理的结果。

所谓三老，是指从庶民中选拔出来的具有正直、刚克、柔克三种德行的年长者。正直就是能够正人之曲使直，刚克就是足够刚强而能立事，柔克就是要求性情柔和而能以理服众。没有一定年纪很难达到这种境界，且从敬宗拜祖衍化而来的礼法社会，天然具有敬老服长的价值取向，所以以三老掌教化，最能服众。

三老教民怎么教？作为乡官的首要之责，当然在于宣传朝廷政令和律法，使民众知所谨守敬畏。同时也要进行道德调教。《周礼·地官·大司徒》有所谓“十二教”之规：(www.daowen.com)

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这里说的是大司徒职责，但这些职责落到基层，主要靠乡官三老落实。三老既是官府授予的荣誉职位，又是民间社会德高望重的长辈，易于施教。这种教化作用一直延续到古代社会后期乃至近代，即使在唐宋以后乡官行政职能部分职役化，但三老的作用始终是被重视的，只是称呼和机制会有变化。如唐代改称耆老，也叫父老；宋代设耆长，虽非专管教化，但有向县府报告诸士“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行”的责任；元代选年高晓事者任社长，教督农民；明代择年高服众者任里老人，平息争讼，导民向善。这些都与三老教化机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三老教化机制，还有一部分在古代社会后期是融入乡约制度。《大清通礼》规定，乡约组织有“宣讲圣谕之礼”，京城附近乡间要定期聚集民众，推选耆老一人为约正，宣读世祖皇帝钦定六谕，圣祖仁皇帝圣谕十六条，世宗宪皇帝圣谕广训，各省、府、州、县、乡、堡及番塞、土司也要组织乡约，按期集会请年长约正宣讲律文。其中无不规定约正要由年长老成持重者掌管。

由此可见，由老成持重者管教化，是中国基层社会教治结合的古老传统。在古代社会早期，只有世家大族才有发达的宗法谱系，到了古代社会中后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平民化，民间普遍都有发达的宗族组织，原本就是源于宗法秩序的礼教，也得到强化。宗族势力，实际上也成为教治结合的强大助力。在这种背景下，三老之教得以不断复制，每当社会动荡、秩序混乱、道德滑坡，统治者就会从传统礼教寻求再建秩序，这就是所谓“礼失求诸野”，每每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