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广告权力历时的梳理来看，广告权力无论是其行为的产生还是对其的认识、约束，都仍处于较为低端的自发阶段。广告权力行为的随意性以及对广告权力认识的不足、约束的松散都亟须促使广告权力从自发向自觉迈进。而这一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广告权力这一课题，客观、理性地认识、理解广告权力，其次是要将对广告权力的认识和理解贯彻到广告权力实施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并随着广告权力影响范围、深度的不断变化及时更新我们的认识。

而广告权力从自发到自觉的晋级仍是不够的。苏·卡利·詹森在她《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中引用了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警告”：“从人类扭曲的材质中从来不曾造出过笔直的东西来。因此，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对于人类问题的任何完美解决都是不可能的，而坚持要找到答案的任何努力也只能导致痛苦、幻灭和失败。”詹森由此总结道：“我们最好还是重新拾起批判现实主义，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性和我们的机会，然后继续做我们的工作。这个世界依然需要它。”^[6]换句话说，这要求我们在自觉意识和行为的基础上，需要建立自省的机制，用以认识、行使以及监督广告权力，使其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更好地在社会进步中发挥自身的作用。

【注释】

[1]［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英］迈克尔·曼，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中文版前言第1页、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www.daowen.com)

[3]［英］迈克尔·曼，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英］迈克尔·曼，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第122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6]［美］苏·卡利·詹森，曹晋主译，《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第8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