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权力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影响力，广告权力同样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作用，从本书的分析来看，中国广告权力无论在意识、结构还是运行机制等方面都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显然，这种广告权力的意识、结构和运行机制等也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它们制约着广告作用的发挥，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既然广告权力深刻影响着社会各领域乃至国际交往与国际关系，那么，对于广告权力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显然，目前的广告权力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结构，其表现形态及其作用影响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

对于这样的现状，极端激进地认为应当重新分配权力显然是不可取的。尽管目前的广告权力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毕竟是在时间磨砺下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而同它一起形成发展的，是整个社会，因此，这一广告权力结构、形态也是与整个社会相互联动的。虽然社会环境与广告权力之间也存在着许多格格不入之处，却不存在根本性的不相容。(www.daowen.com)

因此，较为可取的方式应从两方面同时展开，即对广告权力主体的约束以及对广告权力客体自主性的培养。

对广告权力主体的约束，是要使其明晰自身所掌握的权力并负责任地使用之，这其实涉及的就是规范的问题。哈贝马斯曾将规范分为两类，一种类型是体现了“普遍利益”的规范，这种规范（是可以在实践中证明的规范，是同纯粹用于稳定各种力量关系的规范区别开来的一种规范）是以一种“理性的共识”为基础的（或者说，如果实践话语能够产生，那么，它们就会找到这种共识），这需要广告权力主体在理性的范畴内展开行为，是一种内化了的规范，尽管这是需要提倡和引导的规范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规范真正能够形成并产生作用的可能性仍值得讨论。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另一种规范，那就是如果上述规范不能够调节普遍利益，那么，还有一种规范权力（normative macht）能够实施规范行为，这种规范权力直接通过某种“力量”来实现，就广告权力这一研究对象而言，这种规范的权力往往通过法律、经济利益、审查制度、公共责任等外在的力量来运作，或者，还能通过这样的特殊情况来实现，即通过权力各方之间利益的妥协（Kompromiss）来达成广告利益的权力平衡。^[5]就目前来看，中国广告无论是广告权力主体自身的内在约束还是规范权力的外在约束都仍有较大的缺陷，广告权力主体公共意识和公益精神的薄弱乃至缺失影响着广告权力的施行，也是导致广告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而从外在约束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确实对约束广告权力的实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整体上来看，相比结构复杂、影响广泛的广告权力而言，现有的法律法规显得有些单薄且力度不够，而审查制度的不完善、公共责任的缺失，也成为目前广告权力约束亟须解决的问题。只有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对广告权力主体的约束，才能保障广告权力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互动，真正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对广告权力客体自主意识的提醒与培养，是使其在权力的施行之下能够依据自己的本性和理性的判断自主生活，而不受到权力的完全控制。对于这一方面，媒介权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即对媒介权力客体进行媒介素养的培养，以帮助客体摆脱媒介权力主体的控制，实现在媒介环境中“自主”“自由”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