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来源，是讨论权力话题的关键问题之一。对于普遍认知的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的来源，迈克尔·曼展开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各个社会及其发展都是社会权力四种来源的产物，而权力的这四种来源是指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这四个社会权利的来源提供了社会控制的可选择的手段，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和地方，每一来源都提供了得到增强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使它的组织形式能暂时支配整个社会形式。^[2]

图7.1　广告权力的结构模式

显然，广告权力不同于一般意义权力，其中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其权力来源与之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广告权力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是全然割裂的，从权力的本源来看，“人类是在无休止地、有目的地并且是有理性地为增进他们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享用而斗争，为此，他们有能力选择和追求适当手段，或者，至少他们这样做足以提供体现人类生活特征的活力（Dynamism），并赋予它其他类别所缺少的历史。这些人类特征是权力的本源”。^[3]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一般意义的权力还是广告权力，都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作为推动人类历史的社会系统和社会机制而存在。(www.daowen.com)

在第二章的概念阐述中，已将广告权力的来源认定为经济资源、技术资源、管理资源和专业主义资源等各类社会资源。通过上述三、四、五、六章从权力视角对广告之于社会各领域影响的分析和证实，我们不难发现，笼统而言，广告权力的来源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资源，对于不同类型社会资源的占有、调动和支配为广告权力的最初形成提供了可能性。

与社会权力的四大来源不同，广告权力的来源更为现实和具体，这是因为，尽管现今社会广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和力量，但若将其与社会权力体系与社会权力机制相比较，广告权力并不具备社会控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因而广告权力并不必须在强制性、控制力方面发挥作用，其权力来源相比社会权力来源就少了许多国家机器化、制度化的色彩，即使是同样都称为“经济”的这一来源，它在社会权力机制体系内指的是“满足生存需要的”，这种满足是通过“提取、改造、分配和消费自然物的社会组织实现的”，而“围绕这些任务形成的集合被称为阶级”，那些“能够垄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人，即统治阶级，就能在社会中得到全面的集体性权力和个体性权力”，^[4]而广告权力机制体系内“经济”所代表的概念范畴指的就是进行社会生产的资金、生产资料等社会资源，对这些社会资源的占有、调动和支配，并不用以划分阶级，而是确定了个人或集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因此，广告权力中的“经济”的社会作用范围及其社会影响力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是大相径庭的。

就作为广告权力来源自身来看，各类社会资源在社会系统中的受重视程度、发展状况、所占比重等因素所导致的各类社会资源之间的力量对比直接导致了广告权力关系、结构和机制发挥的状况。从上述历史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资源极度匮乏，加之受到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普通民众、社会舆论对经济资源的认识不足甚至给予否定评价，对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广告权力主体在广告发展和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发挥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国家、社会发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经济资源，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将社会经济资源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赋予了社会经济资源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评价，因此，在30余年间，作为广告权力来源之一的社会经济资源在与其他社会资源的力量对比和地位对比中逐渐占据了较强优势，这也使得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广告权力主体对于广告进程、广告发展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更强、更广、更为深远。而在中国国家、社会发展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对社会管理的重视、管理观念理念的更新、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与广告发展相关的社会管理资源不断丰富；广告专业技能的更新、广告专业教育和研究的进步、广告专业知识的丰富，极大地增强广告专业主义资源的比重和力量；新技术的研发带动的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更新以及社会发展对技术依赖的不断加强，带动了社会资源力量对比结构的极速变化……30余年，这些社会资源的变化发展及其相互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都直接影响着不同的广告权力主体参与广告活动、影响广告进程和社会发展的能力、作用力和影响力，成为影响、支配广告发展的根源所在，也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事实上，作为广告权力来源的各类社会资源也给广告权力客体提供了权力来源，例如之前提及的新媒体的兴起为受众提出、推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广告议程并促使其向有利于受众的方面发展，依赖的就是技术资源，这也再次证明广告权力来源不仅能够赋予广告权力，而且各类资源的自身发展及其相互间的力量对比也促成了广告权力关系不断转换和广告权力结构的不断调整，这也将切实影响广告权力的作用发挥，最终影响广告发展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