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前一阶段的消费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认知和理解，但这并未完全颠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是较为个人的、未被侵犯的，延续多年的传统生活方式仍与大多数中国人朝夕相伴，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单位也继续保有延续传统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

然而，物质商品的消费并没有成为永远的主流，尽管对于物质消费的需求远没有完全满足，但“符号”已经迫不及待地将“现代化”更深地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不再满足于人们对于商品物质属性的实实在在的消费，这对于商品和广告来说，利润是薄弱的。而它们对于利润的追求还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广告和商品借助“符号”“形象”“概念”的力量，通过颠覆由物质商品所构筑的我们传统的现实生活世界，将中国人的消费行为演化为一种依赖于符号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之中，人的消费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状态，陷入对“符号”的盲目崇拜之中，而商品的物质属性则蜕变为这种符号仪式的附属。

在这种符号仪式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再是封闭的、私有的，它们在符号消费的怂恿下主动萌生了参与社会生活、需要参与构筑社会关系的欲望，这种欲望不仅敞开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也使得例如家庭这样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变得无力维持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传统生活方式存在的根基——社会生活的“传统仪式”和这种传统仪式所具备的“重复”特性被打破，传统的“仪式”被新的“仪式”所取代，而“重复”则被人们热情追捧的“新鲜”“奇特”所彻底取代。(www.daowen.com)

从而，符号借由传播各种生活方式的幻象，通过诱导消费者真实的消费行为，在符号的统领下，将现实与虚幻的世界整合，甚至于虚幻的世界成为了真正的现实。

至于谁该为这一现状的产生负责，商品、商品生产者和广告的责任显然是无可推卸的。值得一提的是，本土企业和本土广告公司在把传统生活方式变为“过去式”的过程中不再只是插不上手的旁观者，在眼睁睁地看着国外资本、企业和品牌大把地从消费者身上捞取了巨额的利润之后，本土企业和本土广告公司也成为了积极的追随者，希望从中分得一桶金，因而成为促进“符号”消费推波助澜的参与者。此外，作为掌握着技术资源的广告权力主体，大众媒介对这一过程却是也难逃其责的，阿特休尔把1833年9月3日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的这一天定为大众媒介的起始日子，他认为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人类经历了第一个快速致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广告业与报业的并驾齐驱、同步增长、惊人地汇集融合是导致消费失控、传统丧失的重要原因，阿特休尔还强调说，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应当牢记大众媒介是与都市中心同步发展的。事实上，它们两者之间难解难分：没有都市中心，大众媒介不可能产生；同样，没有大众媒介，都市中心的发展恐怕也不会成功”^[11]，而没有都市中心的发展，现代生活方式通过排挤传统生活方式强势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恐怕也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