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批判研究者们的指控，媒介也许会认为自己有苦难言，文化体制改革为媒介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却也一脚将媒介踢入了充满竞争的市场之中，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受到信息生产和销售的双重压力时，媒介的市场竞争更是显得尤为激烈。在中国，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印刷媒体在发行方面并不盈利的现状，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体在设备更新、节目制作、节目运营方面的高额成本，以及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从发展之初就面临的激烈竞争，都不断强化着媒介对于广告的依赖。而广告面临同样激烈的竞争时，也不得不考虑另辟蹊径，以抢得先机，同时，由于新媒体技术为受众避开广告提供了可能性，广告也就更需要通过其他隐匿的途径对受众产生影响，因此，广告对于媒介内容的影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

尽管媒介有其难言之隐，广告也需要开辟新的传播途径，但这种以经济利益作为交换的传播行为是有悖原则的。从长远来看，对于媒介、广告以及社会发展都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媒介生存、广告传播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复杂且牵涉面极为广泛的矛盾，也就成为了当下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世界其他国家同类问题解决方案的参考，目前来看，“社会市场媒介”是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社会市场媒介”是指那些由国家支持、在市场中运营的少数人群媒介（minority media），它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摆脱广告束缚、促进媒介良性竞争和提供消费者多样选择的一个途径。詹姆斯·库兰介绍了欧洲家国对社会市场媒介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的支持：一种是有选择的、静脉滴注式的补贴，以瑞典、挪威和（在较小范围内的）法国为典型；第二种支持主要是帮助社会市场媒介顺利进入市场，在此过程中，配额立法是一种途径。^[34](www.daowen.com)

实际上，中国的党报就提供了一种避免广告支配文化生产的传统路径，从调查分析所获得的数据来看，这类受到资助的媒介较少地受到广告商的经济控制，因而广告商对其的内容影响也并不明显。但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由于给予资助的主体仍然存在，因此，媒介也将直接受到给予资助一方对其内容生产的影响，而无论资助方是国家、政府还是社会团体甚至企业，也都必将引发另一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