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广告从业人员立起来的标竿以及随即展开的广告活动击中了那一时期社会文化结构的敏感之处，正如前述的案例一样，各种声讨、非议、指责蜂拥而至，初露头角的广告还没站稳脚跟，就又陷入岌岌可危的状况之中，很可能就被强大的社会文化体系所压制，最终销声匿迹。

但广告毕竟牵动了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通过切身实践、经验传播等途径，广告的作用也逐渐被认可和接受。而其中，和广告争取经济领域权力的过程一样，占有社会管理资源的权力主体、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和资金资源的权力主体以及占有技术资源的权力主体作为广告活动的先行者，率先成为广告进入社会文化体系的支持者，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广告实践、行为极大地声援了专业主义权力主体。

首先，中宣部下发的《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是对广告人的有力支援，也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对广告合法化作出的关键举措，更是广告第一次以政治文化形式正式地加盟社会文化结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政府部门发布的通知对于广告被社会文化结构所接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www.daowen.com)

而《天津日报》刊登的主题为“天津牙膏厂主要产品介绍”的通栏广告、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的商业广告、中央电视台早在1978年引进第一部海外TV版动画片《铁臂阿童木》贴片的“卡西欧”广告以及西铁城手表广告等都迅速引起了关注并引发了广泛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争论，这些争论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广告与之相互博弈的特有形式，在博弈过程中，正因有上述《通知》的声援，政府部门的支撑，这样的争论很快便朝着有利于广告的方向发展。

除了商业广告之外，广告从通过另一方面的实践路径逐步迈入社会文化系统：1986年贵阳市节水办公室和贵阳电视台联合发布《节约用水》公益广告以及1987年中央电视台开辟的《广而告之》公益广告专栏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定期播出公益广告^[8]，尽管中国的公益广告始终与商业广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其立意、创作都立足于社会文化，且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因而，公益广告的实践路径并未引发社会文化的排斥，顺利地成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它也实实在在地向前推动了商业广告被纳入社会文化系统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