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概念的界定逐渐从“政治权力”的框架中开始延伸至更宏观的定义：例如，伯特兰·罗素在他的《权力论》中将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福柯指出“权力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政治活动领域或者发生公开冲突的领域”^[9]；丹尼斯·朗将权力定义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10]；C.赖特·米尔斯则认为权力“涉及人们所制定的他们生存其间的各种安排，以及构成他们所处时期历史事件的决策。当然，超出人类决策范围的事件确实有发生；即使并非出于明确的决策，也确实会有社会安排发生变化。但是只要这些决策被制定（并且它们虽未制定，但可以被制定），谁介入（或没有介入）这些决策制定的问题就成了权力的基本问题”^[11]；塔尔科特·帕森斯将权力“看做是一种在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其他单位、个人或者集体的行为发生改变的特殊机制”（Parsons 1967：299），是“为了或者代表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利益而履行功能的手段”（1957：139），他将权力与权威、同意以及集体目标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同时使其与利益冲突——特别是强制力（Coercion）和武力（Force）——区别开来，权力依赖于“制度性的权威”（p.331）。^[12]

对于权力概念的论争，社会学的介入尤为引人关注，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由于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误识’（mis-recognize）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如何把个体与群体锁定在统治的再生产模式中，所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开权力关系的这个隐蔽的方面”^[13]；卢克斯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与政治的争议，但是，并不必然如此”^[14]；正如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现在，社会科学普遍运用‘权力’这个术语”^[15]。而社会学家也形成了对权力概念的不同界定，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权力代表了能动者调动资源建构那些‘方法’的能力。在这一最普遍意义上，‘权力’涉及的是人类行动的改造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他进一步论述道，“在人类行为改造能力的意义上，‘权力’是行动者干预一系列事件以改变其进程的能力；照此说来，它是介于目的或需要同所追求的结果真实实现之间的‘能力’。在较狭义的、相关的意义上，‘权力’是互动的一种特性，并且可以被定义为确保获得结果的能力，而这些结果的实现同时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16]。(www.daowen.com)

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建立了这样的权力观，即“社会性的所有表达或符号再现都不能离开其建构性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也是表达了权力研究的一种文化视角。权力研究引入文化研究、政策研究之中，形成了有益的研究互补和互动，“文化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提醒其主义权力的地方性和主体间性；文化研究还指出观察法可以应用到权力研究之中；除此之外，文化研究同样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对权力的理解”（Mosco，199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