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陶尔德集团公司总裁

出生：1936年8月2日

婚姻：已婚，有两个女儿

学历：毕业于莫尔巴勒学院

获牛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获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企业生涯：

1962—1963年企业指导方法研究所的商学院

1963—1966年普利普山，希金森·埃尔朗哥有限公司

1966—1968年工业改组公司

1968—考陶尔德集团公司

兼任路透斯·霍尔丁斯公司名誉董事长

1980年1月1日，克里斯托弗·霍格被推举为考陶尔德公司的董事长。他荣登这个宝座时距他44岁的生日还差8个月。那年正是这个具有1655年历史的英国最庞大而且最著名的纺织集团公司最不景气的一年，而他就是在这样的危难之时，走马上任的。

时隔仅仅一年，霍格便作了有关公司状况的报告。考陶尔德公司截止1981年3月31日的1980年度报告和财务预算报告可谓公司的典型灾难性文件。在发黄的薄薄的纸上，既没有插图，也没有彩色，却呈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公司由原来的盈利1.5亿英镑跌落到亏损高达1.14亿英镑的困境。巨额的固定资产从帐面上消失了，考陶尔德集团公司的雇员们被大批解雇，总数高达2万，这占公司总人数的1/4。在这次报告上，霍格严肃地指出了这一年度公司在财务和人力上的巨大损失，并对整个英国的前景表示忧虑，但他在内心里，却激发了要扭转考陶尔德公司困境的决心。

克里斯托弗·安东尼·霍格是一个处事果断、外表英俊的人。他身材修长，体格健壮，鬓角上的黑发已染上了白霜。他的脸庞轮廓分明，精神矍铄，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50多岁的人。他的衣着打扮却给人一种苦行僧的印象。他给人留下的举止轻松自然，性格外向的感觉是他有意识地否认自己天性的结果。他坚决克服了自己的性格弱点，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穿略有些时髦的衬衣，除了在某些特别正式的场合以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简单地称作克里斯·霍格。

他受到伦敦商业中心区同仁们的高度推崇，并且授于他处理从银行票据划算到英国铁路管理所有事务的优先权。他从来没有“缺少过工作的机会，这些机会一直在尾随着他。对于霍格来说，本性上就有某种东西在为他自动地选择最可能成功的机会。

总经理的经历大多相似。而他就读于一所规模较大的公立学校——莫尔巴勒学院，这在我们所列举的总经理中算是例外。1954年，他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就已经是学校里引人注目的人物了，他还是校板球队和橄榄球队的队员，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特里尼蒂学院的一等奖学金，并在那里以优异成绩取得学位。由于他博学多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聪敏而且有远大抱负，很显然这个年轻人的前程无量。但是他没有走他的同行们所走过的路，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进入了伦敦商业中心、新闻界和企业界。

“用传统的眼光看来，我想你会说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对工业的概念，认为在那个领域里，竞争不像实际那么激烈。我想那是出于我的直觉。”但是当他感觉到他将能在工业界有所作为时，他还是被这种感觉吸引了过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性格的另一方面，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这样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性格。

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前，他已经在军队里服过兵役。这与他的命运是完全相符的。因为在他服兵役期间，正赶上苏伊士运河危机。虽然他没有被分派到皇家禁卫军，但还是理所当然地到了突击队。其中伞兵队最适于他，因为伞兵队是真正的精英集团。在那里，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看他是否具有坚忍刚毅的品格，而一个军官赢得手下人的敬重也不是靠他的军衔，而是靠他的领导才能。

当苏伊士运河危机达到高潮时，霍格所在的第16伞兵大队正在塞浦路斯。他们当时正在塞浦路斯西南部的特罗多斯山上追捕为塞浦路斯而斗争的全国组织的恐怖分子。那里灌木丛生，乍看去似乎沟浅坡缓。正当伞兵队渐渐缩小包围圈把恐怖分子包围到他们的几个坚固据点时，他们的行动却在1956年10月底被突然取消了。霍格所在的第3营由保罗·克鲁克上校率领，接受了在塞得港郊区的加麦尔机场空降的任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千方百计避开这种光荣的使命。英国伞兵的最近一次空降发生在1945年，当时在炮火掩护下，伞兵们越过莱茵河进行战斗。

11月5日的清晨6点刚过，霍格便在加麦尔机场上空跳离机舱。伞兵们恰好降落在敌人的头顶上。他们用45分钟才消灭了机场上所有的敌人。到了下午1点多钟，伞兵队开始向塞得港口挺进。

通往港口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是夹在一个湖泊和海之间的。霍格和他的战友们遭到了第一次真正的抵抗。埃及士兵躲在一个四周满是污水的芦苇丛中，用步枪和机关枪向他们射击，就像好莱坞的战斗故事片中的一个场面，但这个场面却是真实的。英勇的英国士兵向前挺进着，埃及士兵的火箭炮从远处向他们打过来，而配备着反垣克来复枪的伞兵队搬出了苏制SU—100型大炮奋起还击，同时英国海空陆战队的战士们也用火力扫射着敌人的据点。英国士兵清除了芦苇，忍着难闻的气味在污水地附近埋伏了一夜后，第2天继续向前推进，去夺取塞得港。

在英国的殖民史上，苏伊士运河危机已成为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它对霍格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那种环境下我很快认识到极度恐惧是个什么滋味。对你自己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那既是丧失锐气又是令人难忘的经历。你也会认清其他的人。他们并不都是坏的。它能使你乐观地看到人类的精神和能力。但不要忘记你自己也难免会犯错误。你不要忘记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只有一步之差。”

关于霍格的军旅生活，还有其他一些他本人并不乐意讲或后来发现不满意的方面：我认为我自己是个纪律观念很强的人，但我确实不喜欢军队里这种刻板的制度。我认为，由于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因而这种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当一个人进入军队里去冒生命危险时，他就会自然认识到遵守纪律的重要性。过去的那一段经历，就理解人类全部感情和历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相反，在像“考陶尔德公司”这样纪律涣散的企业里，你不可能像在军队里那样轻而易举地制订一套纪律和行为规范来让别人遵守。我知道除了像约翰·哈维·琼斯那样后来从事商业的被我称为循规蹈矩的军人之外，没有人会理你那一套。特别是一过了35岁，他们就很难在商业界有什么建树了。退役后，霍格便申请到工业界去工作。在接受他申请的公司中，有一家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如果他接受了该公司的聘任，他就会成为哈维·琼斯的直接竞争对手。但霍格没有这样做，而是去了哈佛大学商学院。

我认识到，尽管我受到了尽可能高的英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但在所有关键领域里，我的知识还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就读于哈佛大学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我从此进入了一个非英国文化的环境，并接受了极有效的商业教育，这种教育使我能在后来的企业生涯里节省了2/3的学习时间，并且很有竞争力，我因此收益匪浅。我的目的也许是将来到大公司去工作。我知道，大约1/3的哈佛毕业生不是创造企业就是继续经营他们自己原有的企业。如果我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话，或许我也会那么做。然而，我总是想当然地以美国人的态度优先考虑到工业部门去工作。

霍格的哈佛毕业证书没能使他在英国工业界找到工作。帝国化学公司再次聘任他，但是没有看重他所新获得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们每年额外地给我100英镑的报酬，原因是我长大了两岁。”他没有接受聘任，而是拿着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到瑞士的企业指导方法研究所的商学院当了教师。那期间，他经常巡回欧洲，考察工业界情况。后来，他到了塞缪尔山（当时称为菲利普山）地区的希金森·埃尔朗哥有限公司的一家商业银行的财务部工作了3年。他先是在德里克·帕尔默先生手下工作（现在是那家公司的总裁），后来又受罗伯特·克拉克先生的领导。现任摩根·格伦费尔公司的总裁克里斯托弗·里弗斯以及现在的尤尼莱弗公司财务部主任的科布·斯坦哈姆都是他当时的同事。霍格即将步入伦敦商业中心地区这个糖浆池中。霍格一直是个意志坚定的人。1966年当工业改组公司（ZKC）成立的时候，他担任该公司的第二号人物，而第一号人物是总裁考陶尔德公司的弗兰克·克尔顿爵士（后来叫洛德爵士）。克尔顿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是英国工业界最精干但又最独断专行的人之一，但是霍格与他合作得很好，就像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任期两年结束以后，霍格去了考陶尔德公司，当了该公司的油漆部主任。(www.daowen.com)

考陶尔德公司刚刚把英国工业界中的一个大企业——国际油漆公司合并起来，因而它的油漆部的规模扩大了1倍。考陶尔德公司还拥有另一家大的油漆制造企业——平森·约翰逊公司。它们两家都是老牌企业，其商业网络遍布全球，当时主要是生产涂在英国军舰的外壳和桅杆上的保护漆。霍格于1969年进入考陶尔德公司。第2年7月，他被任命为该公司海外办事处的主任，并授命兼并两个海外公司，这样他原来在商业银行工作时所积累的关于合并企业的经验便有了用武之地。

所有这些都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油漆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士气低落。国际油漆公司实际上未得到它在申报单上所预先估计的利润额，从而不得不降低其股息——这在伦敦商业界是极不应该的。我想，这无疑是我所干过的最棘手的工作。当然在我成为考陶尔德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之前，我感到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整个企业的状况简直是一团糟。

对于年轻的霍格来说，这是一次知识的赏赐。他在哈佛大学所受的训练以及他在企业指导方法研究所里所从事过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他，使他掌握了正确估计困难制定策略去解决问题的才能。他认识到油漆公司的长处就在于它拥有一个世界范围的销售网，他着手将它转变成一个专业性经营企业。他大大推动了国际油漆公司的研究开发工作，鼓励向精密技术进军，并在适当时机利用这种技术服务于销售并使之转化成利润。

我们老是用当然的目光来看待现代产品，因而很容易忘记近20年来是由于科学才使得油漆生产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这一事实。但是霍格的国际油漆公司，在生产新品种的高质量的油漆方面，特别是在生产船用油漆方面开创了先河。在他的指导思想推动下，该公司连续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例如：自洁油漆、防污油漆、防锈油漆、湿面用油漆。速干、高亮度油漆、丙烯酸油漆等等。

该把焦点集中于哪些市场？他为此斟酌了一些时间。他最后决定集中在工业市场上，特别是向海外市场上倾销。在国外市场上，国际油漆公司的油漆有1/3销售给了外国造船主和买船者。随之，油漆便集中上市了。国际油漆公司对每艘驶进船坞进行整修的船只都作了登记，主动提出承担油漆业务。到1974年，油漆部已盈利400万英镑，霍格终于成功了。

“我认为，”霍格说：“国际油漆公司是一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公司之一，它完全不再是60年代末期的那幅景象了。在开始时，我想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很有必要充分估计可能取得的成功。在1975年你如果要问我能干什么事的话，我会说组建一家企业，”但是，他却已经预感到了一种危机感：有一次，我记得是在1973年吧，我觉得自己心力交瘁，大概是由于旅行和过分劳累的缘故。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之所以想起这件事，只是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在哈佛上的一课，它告诉我不要在疲倦的时候做任何决定。

在我现在的工作中，我又反复地体会到了这一课的意义。在许多事务上，我都在忍受着不断传来的坏消息的打击。这就是改变现状所面临的困难。当然，公司的有些方面传来的不少好消息也会令人振奋。它可以慰藉你的辛勤劳作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失望。所以，要有真正的耐心来正视困难。

顺便提一提，考陶尔德公司的经理办公室位于汉诺佛广场，霍格总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总是担心自己会脱离实际太远。他说，置身于伦敦的天空气候和车水马龙之中，有助于他脚踏实地做工作。

1975年，考陶尔德公司正处于峰尖浪顶之时，克顿爵士发展英国丝绸工业的宏伟计划似乎正在得到实施。“克顿是个了不起的人——是英国本世纪工业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任何接近过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也不会忘记这一事实。”考陶尔德公司的销售额达10亿多英镑，利润近1.2亿英镑。不到10年的时间里，考陶尔德公司所雇佣的英国人从5万增加到14万，这是由于它大规模进行投资、建设，以便能够与从第三世界源源流入英国的廉价纺织品相竞争的结果。用于建造新的工厂和购买机器上的投资达数亿英镑，其中大部分是用在了生产方面。考陶尔德公司努力使英国纺织工业合理化，现代化的行动受到了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的一致赞同和支持。

但在1975年以后，由于霍格更加注重于考陶尔德的纺织生产，还由于他已不满于国际油漆公司的收入，所以他更加焦虑不安。生产、销售的一体化也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他以前在油漆公司里订的制度在其它公司里见效不大。考陶尔德公司真正所做的就是招徕英国顾客，不让他们从眼皮底下溜掉。由于现代技术的日益复杂化，我也低估了那些成本费低的国家与我们展开竞争的能力。还有就是我没有估计到由于北海油田的开发，英镑升值的情况。

霍格被任命为公司董事长之后，考陶尔德所面临的困境还没有彻底地暴露出来。纳税前的利润从400万英镑增加到了6，800万英镑，销售量创纪录地达到3.18亿英镑。然而，这只不过是第2年就被揭穿了的假象。但是，霍格这时已经开始把他的行动计划付诸实践了。

我当上了总经理以后，对于公司企业管理的盲目性感到吃惊。以前有几年我们的经营总是令人失望。经理们因此而惴惴不安，也缺乏足够的信心。这是个恶性循环。怎么才能扭转这一局面呢？尽可能地严明纪律，这就是办法。

同时，对于每一个人，我都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要求，我只是简单明了地说，每个经理必须负责创造出占实用资本的12%纯利润，并且以现全形式计算。首先是，这一标准人人都能达到，每个人都能顺利完成任务。因为，一个经理，即使在销售额上亏损了12%，他还可以将生产缩减一半，从而提取周转资本来支付现金利润。他得考虑来年会出现的情况，但是，他还是成功了，因此，这些年来的现金纪录很高。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办法来振兴考陶尔德公司，但我的这一做法对于重新增强公司的锐气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我还按周、按月地做出了一系列在什么情况下解雇工人的决定。克里斯托弗·霍格的声音沙哑，他表情冷淡，沉默寡言。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他也不愿意让工人失业。他养成了优秀的社会良知和自尊，不忍心看着工人们离去。但是，他当然也不会回避对棘手事情的处理。我制定了一个处理多余的工厂的办法，这意味着我知道在各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我们备有一套简单的问题，要求在某个工厂被批准关闭之前得到适当的问答。不过，很少有大工厂的关闭。我们整个公司前后共有5.6万多人次失业，天晓得有多少是属于具体的事件和原因。以前我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份失业人员的名单，其单面打印纸长达23页左右，共涉及400多个多余事件。

集团公司里的人都特别清楚这么做的必要性。因而也没出现过有人联合起来大规模地抵制事件。大部分的纺织工业部门都正面临困境，大家都明白我们要奋起抵制的是来自海外的产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格最感不快的一次闭厂竟是在1985年，那时候，最严峻的生产削减期已过了很久。由于纤维素和人造纤维的销售的长期不景气，考陶尔德被迫宣布关闭北威尔士的两家工厂，一家在雷克萨姆，另一家在格林菲尔德，两厂相隔仅20里。因此，大约有1，100名工人失业。另外，威尔士东北地区由于削减生产规模，致使约1万名工人失业。

尽管如此，如果不是首相在4月19日，即公司宣布关闭两家大工厂以后一周，来迪塞德访问的话，迪塞德邻近的雷克萨姆和格林菲尔德的两大工厂的关闭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就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觉察到失业率在继续上升的时候，当地群众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使她陷入难堪的局面。她随即给霍格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两个月以后，他就被传讯到下议院威尔士委员会上做证，并且由该委员会当场质问。

下议院的议员们，特别是前《每日电讯》报记者基思·拉凡搞得霍格很难堪。拉凡是保守党当地的议员，他告诉新闻界他曾被阻止在格林菲尔德工厂附近走动。除了遭受这一人身攻击之外，霍格还被人们指责没能在两个已经关闭的工厂里实行生产的多样化，只依靠单一性产品生产，从而导致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的厄运。霍格很难忍受这些攻击，接受这些指责。有时候他都差点忍不住要发作了。当被问到盈利与成本中心的区别时，他毫不客气地说：“先生们，别指望我能在3分钟之内就让你们完全明白。”“不妨说说看”，卡那封地区的议员威格利干着嗓子嚷道。

霍格说考陶尔德公司最终基本上完成了他首先计划要做的一切。然而，询问使他不得不说出他所订的宏大的竞争计划有关个人因素的方面。在5年的时间内，他将集团公司里的劳动力减少了一半，解雇工人之多，仅次于英国钢铁公司和英国雷兰德汽车公司两家国营企业，这的确不使人羡慕。公司用相当少的钱打发走了他们。考陶尔德公司在1981年和1982年给被解雇工人的平均额外支出只有2500英镑，只相当于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此项支出的一半，英国航空公司的1/4，英国钢铁公司支付给被解雇的钢铁工人的1/12。因此，霍格可以理所当然地宣称自己是英国工业中最卓越的“斧手”（解雇工人的能手）。他不需要授予什么爵位之类的奖赏，但他迫不及待地需要挽回他作为财富创造者的名誉。他已经用事实使商业界相信，他只不过是善于根据考陶尔德公司的实际情况而量体裁衣。他竟然魔术般地使公司获得了比在这一仍不稳定的工业环境下所能创造出的更巨大的利润。

但是，许多评论家却越来越倾向这样一种看法，霍格还能够干出更伟大的事业。有一个理由是他能想出办法让考陶尔德的经理们回学校去接受他当初在哈佛商学院接受的那些培训。他说服了约翰·斯托佛德教授，在1981年为考陶尔德公司开设第一期伦敦商学院培训班。从而开始改变公司经理的陈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自此以后，培训班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办了下来。于是也出现了诸如“竞争者分析”和低成本产业“经验曲线”以及与商业投资额有关的商业概念等。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培训班，造就了考陶尔德公司的一批具有像霍格一样经商头脑的领导人才。也许第一期培训班促进学员的最佳方法是规定学员们必须在1983年才能结束培训，这对更多的高级经理则是送上一曲忠告，让他们不再阻止职员运用新学的知识。

微型培训班也因此应运而生，以便尽可能快地把这些新的知识在考陶尔德的各个分公司传播开来，而这些培训也在沃里克附近的集团公司培训中心所要扩展的培训范围之内。然而事情也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霍格说有些经理仍希望重获那种克顿式的独裁制领导，希望能被告知每个星期四早上祈祷，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冷酷、艰难之地。还有人说救世主总是能够拯救苦难的，就让我们听天由命吧。

但是，真正使这种新型的培训起作用的还是霍格本人对它的执著和信奉。在考陶尔德公司里，他十分注重这种培训，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意志。他希望大多数的人都能相信他的这种方法。“我们已经走过了100码中的35码，下一个35码会容易一些，尽管人们达到进行策略性管理的水平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经验之路是无捷径的。”

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克里斯托弗·霍格认为最不景气的时期已经过去了。1985年年终，他与考陶尔德公司最重要的顾客之一的马克斯·斯彭塞公司的总裁恩弗勋爵，坐在一起用午餐时，恩弗勋爵赞美霍格是英国纺织工业的救星，霍格高兴地回答说这倒可能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