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贵”如果没有看清他们公司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本来面目的话，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更好地进行生产和经营。你可以把它称为一种经济模式，至于他们是否也持同样的看法，就很难说了。“新权贵”对当令社会所持的观点不是抽象的。我们想他们几乎不会抽出时间来讨论什么存在主义之类的东西，也不会在空想怎样改变社会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

或许我们称赞这些英雄人物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是激进主义者，更不用说是革命者。显然他们对政治、宗教和广义上的社会变革问题谈论得很少。他们对改变世界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施展的所有才华都是为了使现存事物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总之，“新权贵”的杰出品质就是实用主义。

对于那些希望用某种神奇的模式来解决英国经济问题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总经理们所信奉的唯一解决英国经济问题的模式来自于自己的研究和发展，甚至连这些当自身经验结晶的研究和发展在通过竞争赶上一种同样好的选择方案之前，他们也认为其生命力是有限的。他们喜欢用“革新”一词，而不用“创造”。在他们看来，全新的东西是毫无用处的，除非人们运用它创造出某些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

如果你考查一下“新权贵“所获得的成功，就会注意到多数成功者所做的工作属于剪、砍性的而不属于栽种性的。他们拍卖的公司比买的多；压缩的产品比引进的多，解雇的工人比雇佣的多。当然危机关头有必要采取非常措施，也没有人能否认这一事实：有半块面包总比完全没有面包好。如果“新权贵”至多是修复者而不是建设者的话，这只不过反映了他们公司的实际需要。他们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其政策引向合乎逻辑的行动时所采取的方法。也许这就是成功和失败的区别所在。

我们几乎找不到论据说明我们列举的总经理比英国多数公司的总经理更为乐观。如果说有论据的话，那只能说和多数人相比，他们对英国的前景更加忧虑，但是他们根本不是悲观主义者。在探索如何解决英国工业衰退的问题上，他们呕心沥血、百折不挠并且总是能把事情办得圆满。

他们又很清楚英国工业的未来取决于国外市场。可以这么说，英国最优秀的工业部门都首先致力于海外投资。虽然我们所谈到的企业家都是爱国的，但也不可否认他们总是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新权贵”的一个根本企业观念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彼此竞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相信企业不进行跨国生产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有充分的证据来阐述这一观点。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大多数总经理都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战略家。他们的眼光总是向前看五年，如果受到某种压力的影响，他们会向前看十年甚至十五年。然而，描写他们眼光时，更为准确的用语应该是敏锐而不是宽广。他们所规划的宏图都是基于这种前提下：在可预见的将来，工业化社会基本上保持不变。

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情况的确像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并且其时间延续得还比其他人所认为的长。所有在英国预料的事情，就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预料的一样，都是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之上：一般来说，我们的需求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每个人在制定计划时都不想迅速变化。的确，我们社会现在在新生产领域里的投资几乎还是用在公路、房屋、小汽车、飞机、食品和新式服装等方面，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至少到本世纪末，情况仍会这样。

革命性的变革当然可能，但这不适合企业的经营，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就像要我们完全相信这种说法一样：最有可能出现的后工业化社会就是投掷炸弹。如果你是一位企业家，就绝对没有必要为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的未来做打算。从总经理的观点来说，资本主义或许不是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但它却是唯一值得考虑的制度。(www.daowen.com)

世界注定能够自我生存和发展，因而“新权贵”对环境问题不是很关心的。污染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彼得·沃尔特斯说，原西德要求排放到莱茵河的工业废物的纯度和清洁度的标准要比英国规定排放到北海的标准高，原因是海洋吸收废物的能力比河流大。

沃尔特斯所说的当然是无可指责的，但你得明白我们所指的有限制性前景的含义。从平衡和支付的角度来说，大多数企业家可能会认为在清洁度和纯度的标准问题上，不能对他们进行过分的要求，那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求英国的工业污染比欧洲大陆国家少，多数企业家会警告说政府和社会将在很大程度上为此付出代价。污染这个包袱不能完全让公司来背，如果硬是这样的话，它们就必须得到保障：它们不会因此而失去竞争力。

关于酸雨不断增加、空气中布满一氧化碳的全球性问题的讨论毫无意义。他们有可能准备从抽象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即使他们表现出冷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不要为此感到惊奇。在激烈的竞争世界里，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获得价值，因为价值高于一切。

世界就是物质主义者的战场这一潜意识的信念具有其实用的价值。“新权贵”既不是宗教偏执狂也不是种族歧视者，更不是势利眼。他们尊重才能、勤奋工作和诚实的美德，真正认为自己是平等主义者。但是他们对下层人物没有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心，不过从实际观点出发，并非如此。他们都经历过被迫解雇工人所遭受的痛苦，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他们的决心。

在他们的人生哲学里存在着一种自私的成分，这使他们能够做出某些铁石心肠的决定，而不会从人的角度来考虑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要说他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供选择的话，他们会因此勃然大怒。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工作。

平心而论，多数“新权贵”都是从英国社会需要变革这一角度出发，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对教育制度的失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所要求的教育改革是更好地为将来培训劳动者，而不是要求教育迅速转变成为为年轻人将来生活在无工作社会里做准备。他们的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复兴文法学校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人士所接受，但它在本质上却是倒退的，它几乎可以描写为新维多利亚式的观点。在“新权贵”的道德观念中，工作美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这仅仅是个人或集体取得成功的最佳手段而已。正是由于他们的实用主义观点才使他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认识人类，人类本身就置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斗争中。“新权贵”认为在当今这个严酷的世界里只有成功者才能大慈大悲。

他们本身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类人。他们无私地把大量时间和金钱奉献于广泛的公益事业中。他们尤其鼓励英国工业得到健康的发展以便其他人能够从其成功中受益。他们无报酬地为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企业管理所工作，在每年的董事协议大会上，他们都要发言，道出闪烁着智慧的言语，提醒和安慰所有聆听者。

他们这种乐意宣传拯救英国工业的行为似乎与他们全力开拓资本主义本质的实际行动相矛盾。但是我们绝没有说过他们是头脑单一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有多种愿望和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