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笔者开篇提出现行研究中存在的“盲点”那样，其实当下市镇经济个案研究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前文阐明的往往被多数学者所忽视的六大问题外，还集中体现在研究者所持有的方法论倾向上。^[1]通常认为历史学界的经济史研究侧重于现象描述，经济学界的研究重于理论分析。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取向，从学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角度来看，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对繁荣学科的长远发展是件好事。某一具体经济史问题不同声音的表达和交流，也有利于学者开阔眼界和加深对所论问题的再认识。但如果两者之间以邻为壑，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进而出现两种研究取向之间不闻不问，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那则是十分可怕的。联系到现实，经济史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虽时有发生，但总体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2]可能正是发现了现行经济史研究中各派交流的不足，进而研究方法吸收和创新的停滞不前，吴承明自1999年以来便发表了系列文章对经济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颇为细致的探讨，他认为经济史研究首先要有历史感，实证研究才是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同时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当成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方法论。经济史研究不应只关注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变量，还应当注重经济与社会制度、文化思想之间的互动影响。^[3]李伯重在2001年结集出版的《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一书中也对其20多年来经济史研究的历程作了方法论层面的总结。该书不仅对资本主义萌芽和过密化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研究范式的转换上对原始工业化理论做了详细介绍和修正，而且对现行研究中的选精集萃方法作了自我检讨，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理论、方法、趋势三管齐下，处处融入作者对经济史研究的感情和智慧。^[4]

先贤宏观层面上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讨无疑为市镇经济个案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有力武器。在吴老和李氏等学者的呼吁和倡议下，2000年以来江南市镇的个案研究应该来说确实是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无论是樊树志从早期工业化的角度对江南市镇经济的重新解读，还是郎友兴对南浔近代化过程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多维度考察，在方法论层面上都是与宏观需求遥相呼应的。^[5]尽管新气象中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毕竟是有益的尝试，这点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笔者同时也认为如果在新的尝试中能进一步减少原有研究方法中一些不合理乃至错误因素的干扰，江南市镇研究的成就将会更加灿烂夺目。那么到底何为方法论中的不合理因素？面临困扰，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围绕这些问题，笔者现将两年多来对市镇研究方法论层面的一些思考总结于下。初来者言语之中不免纰漏和稚气，还望贤哲多加提醒和指正。

1.排除线性发展观和“断代优越论”的干扰

为了研究的方便，现行的历史研究往往分成先秦、两汉、隋唐、宋代、明清和近代等几个不同的时间段，经济史研究也不能除外。不可否认，在现行的分类标准下，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宋代和明清的市镇研究佳作迭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过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滋生出了“断代优越论”的不良现象。对同一问题，不同时间段的研究者常常得出相异甚至矛盾的论点。比如账房问题，明清经济史学者认为“在江南丝织业中，清代中叶被称作账房的包买商在大中城市达到了鼎盛，支配了当地的丝织业生产”，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则认为“鸦片战争以前，江南丝绸业中虽然已经有‘账房’出现，但是寥若晨星，所占比重甚微”。^[6]仅就笔者所阅览民国年间的档案材料来看，清中叶账房鼎盛的论调实际上是被高估的，此番评价可视为“断代优越论”的一种具体体现。当然，“断代优越论”的现象也绝不仅仅止于账房问题，“宋代经济顶峰论”、“明清经济停滞论”，近代学者和明清学者对两个时期城市化水平的不同估算等多个领域我们都可以见到其身影。之所以产生此种现象，笔者认为根本上是由经济史研究分期所产生的弊病——不能瞻前顾后——从而养成的思考惰性造成的，“断代优越论”的积习一旦形成就如一个瘤毒，严重妨碍着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更为可怕的是，“断代优越论”的表现并不孤立，它还和线性发展观牢固交织在一起，从而破坏性更大，危害也就更不容易察觉。两者结合后在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表现为：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清代胜于明代，近代又好于明清。经济发展没有曲折，犹如直线，似乎成了多数研究者心中不言自明的真理。在这种大背景下“近代至上论”孕育而生，用近代经济水平来反观清代，用清代来衡量明代，也就成为经济史学界大行其道的研究方法。总的来说，历史前进、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用今评古的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是可行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认为近代的都是比明清要好。如前文提到的工场手工业在17世纪到19世纪前期之间的空白，就是对线性发展观的一个极好否定。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剔除“断代优越论”和线性发展观的思维制约，多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视角进行考察，应当成为众多经济史学者努力的方向。

2.注重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解读和规范运用

经济史，顾名思义即为经济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注定要带有“经济的味道”。吴承明认为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当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西方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也主张把历史作为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试验场。因此经济史实际上需要担负起展现历史和检验理论的双重使命。遗憾的是，现行的国内经济史研究多偏实证，理论探讨则显得较为欠缺。经济史研究在理论运用上的“不如人意”，除了和我国以实证史学见长的传统研究路数有关外，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研究者对待经济学理论的态度。事实上，国内众多的经济史研究者对经济学理论存在着不少误解。他们总以经济学理论来自西方，大多数不符合中国国情，或者假设不符合实际为由，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笼统地“敬而远之”。^[7]这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愈加远离国际主流，而且也歪曲了经济学的实质。其实，一位高明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唯技术、资本等纯经济因素是举，对文化思想等社会组成要素不闻不问，而是抽取了决定经济现象中的社会、政治、经济中最主要的几个变量，进而围绕这些主导因素展开建模分析。^[8]在多数经济学乃至经济史的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作者对文化思想于经济影响的分析，并不代表作者对他们的忽视，而是在作者眼中觉得比起他们论述的因素，思想文化是相对次要的。^[9]对于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经济学家自己也清楚并不那么切合实际，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的理由实际是和对经济学功能的理解一脉相承的。他们认为假设本身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看分析推理过程中有没有抓住导致经济现象产生的主要变量，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否符合实际。^[10]如果我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也是这样的话，那么现有的经济史研究将会开启一片新的广阔天地。不仅理论的选择余地大大加强，而且分析推导的逻辑能力也会因理论的熏陶而得以提升。两方面收益的综合作用自然而然就是包含市镇在内的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走出认识的误区是重要的，经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同样不容忽视。总的来说，市镇经济研究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很难以某种经济学理论为皈依，理论的阐述大多只能细化于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各个层面。但不管如何细化，使用多寡，有一点应当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对理论的正确掌握，透彻地了解理论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而在这方面时下仅有的一些著作又是远远不够的。如樊树志运用早期工业化理论对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研究，分析视角颇具新意，不过对理论的解读则是引用了彭慕兰等的二手资料，在理论的具体来源上似乎樊氏自己并不清楚就开始运用了。再如朱小田在《江南乡镇社会转型》一书中也从黄宗智、辜胜阻等的研究中大量转引了西达·斯波科尔、库兹涅茨和西奥多·舒尔茨的有关理论。^[11]这样的研究方法纵然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但到底是否把握了理论的真正内涵，此类的成果到底有多大的生命力，实应该打上大大的问号。经济学理论的再认识有利于我们增加分析问题的工具，不过切不能因选择的增多而对理论囫囵吞枣，不加辨别地生搬硬套，否则也会划入理论滥用的另一极端。尽管我们现在的经济史研究正处于理论引进的初步阶段，理论滥用似属天方夜谭，本着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在引进的过程中加强对理论的全方位解读，并了解其之演变脉络，笔者认为未免不是件好事。因为只有理论解读正确了，才能规范运用，才能谈得上消化和吸收，进而才能理论创新。

3.谨慎对待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和可行性边界

个案研究的代表性直接关系到由此抽象出的普遍意义的可靠程度，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市镇经济研究者却采取了避而不论的态度，或者在实际探讨的过程中简单地把代表性等同于市镇规模和名望之大。在此种潜规则的引导之下，我们看到的便是成堆的有关南浔、乌镇、盛泽、新市等名望大镇的系列考察，诸如塘栖等明清时期规模偏于中等、名声相对逊色的市镇的个案研究并不多见。这样偏好的市镇研究，不仅得出的一般性结论让人生疑，而且也犯了结构同化的毛病，即现有研究大量集中于太湖南岸经济结构具有很大相似性的丝织业市镇，而太湖北岸宁镇地区其他经济特色的市镇则较少有人问津。两者的结合实际上造成了市镇经济个案研究繁荣表象下的严重“失真”。因此，加强对个案研究代表性问题的探讨应当成为相关学者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开展市镇经济个案考察的过程中，应当对所论市镇的规模大小、经济特色等基本情况有一个置身宏观环境的了解，并在文章的显要位置标明该市镇于所属区域中的规模、结构和影响力层次。如此的限定虽然需要花费一定的笔墨，但能较好地规定市镇的代表性边界，防止个案研究推导结论的泛化，因而未尝不是一个写法上值得市镇经济研究者效法的方向。除了代表性问题外，在方法论层面上何时该用、何时又不该用个案考察来陈述学者的观点，其实也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问题。有关个案研究可行性的问题，总的来说学界探讨不多，不过1994年度燃起的有关黄宗智的“过密化”讨论热却为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带来了十分有益的启发。当时围绕“过密化”理论的是是非非，国内经济史学界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学术争论，讨论范围之广，学者参与之多，可以称得上经济史学界少有的“盛宴”。虽然现在我们对黄宗智的理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但是那时争论的双方实难有伯仲之分。讨论之中，侯杨方以苏州吴江盛泽镇个案考察的方式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质疑较为引人关注。^[12]本书并不想就侯氏观点的正确与否展开评论，而是想从个案研究可行性的角度阐述笔者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侯氏的方法是不可取的，用单个个案研究来推翻整体理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尽管个案研究是宏观结论的基石，但这种基石作用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能以偏概全。从逻辑上来讲，理论普遍意义上的具有解释力与个体问题上的失效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恰恰相反，个案研究得出现有理论中的不足，往往成为该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动力，进而被吸收成为改进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用个案研究向整体理论发难的方式是有欠缺的，我们在鼓励个案研究的同时，应当对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和可行性问题有清醒的自我认识。

4.长时段动态考察应当成为个案研究的主流

市镇研究需要贯通之作，业已成为经济史学界的共识，特别是对打通明清与近代时间隔阂的呼声，近年来更是不绝于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有关江南市镇长时段考察的力作并不多见，市镇经济贯通之作的倡议也就难免流于空疏。笔者认为目前已有的研究缺少长时段的考察虽然是经济史学界的一大遗憾，但如果这种考察还只是停留于静态层面的话，同样也不能对市镇经济的研究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从长时段和动态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目前贯通之作难觅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又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把长时段和动态考察同时引入现有的市镇经济研究当中，无疑会在分析的起点上比单方面强调时间之长高一个层次。有关长时段考察的必要性，学界范金明、刘石吉、范毅军等前辈已有详细论证，笔者不再赘述，接下来仅谈一些市镇研究为何要重视动态考察的陋见。首先，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动态考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市镇经济的演变轨迹，进而排除线性发展观机械解读历史的干扰。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过天灾的影响，遭到过战争的破坏，还有周期性的一面，尤其是国门洞开以来，中国经济更受到世界市场的作用而波动，起伏涨落自觉构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的一环。而静态分析由于其自身的局限不能很好地展现经济演进的历史特征，其对经济的解读也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缺乏纵向动感的考察实际上并不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市镇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真正内涵。其次，市镇经济实际研究中的不足需要动态考察方法的引进。诚如前文所言，市镇经济的个案转型开始成为新近市镇研究的一大亮点。转型本身揭示的是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若从此意出发，平心而论现有的不少研究对“转型”的理解是有违原词本意的。如郎友兴对南浔市镇社会结构嬗变的考察，通过罗列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府统计的一些市镇人口职业分类材料，就草草得出“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重要转折点”的结论，不仅在逻辑分析上有所武断，而且只见“新”变化，没有“旧”变化，更无“新”“旧”如何交织互动，转型的原意其实已被架空了。又如朱小田在对民国期间江南市镇丝绸业发展的分析中认为“力织机在江南乡镇的推广，使丝织业从作坊工场过渡到现代工厂，从手工制造过渡到机器生产阶段，完成了技术和劳动组织的巨大变革，完成了丝织业的现代化”。^[13]以新生产工具的推广，就断言民国期间丝织业现代化的完成，那就更远离转型的本义了。第三，了解市镇经济的特殊性也需要动态研究的支持。传统市镇的发展历程大体上与宏观经济的变动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所以我们可以把个案考察看作是透视宏观经济的多棱镜，但是这种一致性不是绝对的，过分注重微观和宏观的关联度，往往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抹煞市镇的特殊性，而动态分析恰好能帮我们减少犯此种错误的几率。以本书考察的塘栖为例，动态分析表明19世纪70年代末期是市镇土丝出口的黄金时期，然而当时经济的宏观背景却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生丝在欧洲市场上的热销局面盛况不再，丝价大幅下跌，优质生丝的价格比70年代初跌出1/3”。^[14]如果我们不加辨别地以整体状况来度测70年代塘栖土丝的出口量，得出的结论不仅会南辕北辙，而且也容易造成对市镇“丝多质佳”特殊性的视而不见，从而低估传统经济的内在活力。因此，把长时段的动态考察纳入市镇经济的个案研究之中，进而上升为主流，无论理论还是现实，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南市镇研究是一个十分具有魅力的课题，不仅引无数知名学者“竞折腰”，而且连笔者这样的后生晚辈也真情陶醉于此。每每拜读前人的高论佳作，在汲取养分、赞叹精辟之余，自己也总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随着知识面的扩大和导师的不断鼓励，此种冲动终于化成了尝试的现实，以长时段个案研究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此次尝试之中，应该说融入着笔者对江南市镇研究自身的一些思考，但需要再三强调的是，此种思考是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之上的，如果没有先贤的精到论述，本书将会成为无源之水、镂空之木。还值得注意的是，笔者也在本书多处对前人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尤其在方法论探讨中批评似属尖锐，这种批评的本义不在有意针对个人发难，而是想从宏观层面上纠正时下市镇研究中的一些认识误区，与其说是笔者的吹毛求疵，不如说是自身的真情告白。当然，由于能力和学识所限，笔者长时段动态研究的个案考察中，思想不免幼稚，观点或许可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态，在望方家指正的同时，本书采取另外视角对市镇经济进行解读也意在抛砖引玉。

[1]当然，个案研究的时间段取舍、分析框架的选择、微观与宏观之联系，本身也是和学者所持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在很多时候，前文提到的六大盲点是内含于研究者的方法论倾向的。因此，从方法论层面来探讨个案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段取舍，个案研究的边界等具体问题与纯理论方法作截然的区分，相反把六大盲点置于方法论的高度来探讨更有利于我们认清问题的实质。基于如此的考虑，下文个案研究方法论上的论述也将结合开篇提出的盲点问题而展开。

[2]笔者曾经对1994年和2004年围绕黄宗智“过密化”理论而展开的学术争论的参加人员做过一番背景分析，发现除了林刚、赵刚等少数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外，其他的多为擅长实证分析的历史学者。又据笔者2005年11月份亲自参加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经济史教学与教育”工作会议，与会人员全为清一色的经济学者。可见在整个经济史学界，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的交流总体还是十分匮乏的。(www.daowen.com)

[3]吴老同样的观点在多篇论文中都有所体现，其不厌其烦的讲述自己长年经济史研究心得和体会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前辈对学科发展的关怀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对经济史研究现状的不满和担忧。吴老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文章主要有：《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载《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收于《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353页；《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4]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载《复旦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龙登高，《江南市场史——11到19世纪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王翔，《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7]需要说明的是，大多数并不意味着全部，以吴承明、李伯重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经济学理论的解读和运用是十分到位的。他们的研究不仅引起了国内经济史学者的高度关注，进而在方法论层面加以效仿，而且也在国外中国经济史学者之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果纷纷被“加州学派”等群体大量加以引用。在吴氏、李氏的示范作用下，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史学界重实证、轻理论的现象将会得以扭转。

[8]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9]仅就笔者视野所及，在这方面林毅夫有关新中国成立后采取重工化的经济赶超方针到底是由制度、文化决定还是由发展战略决定的论述不仅较具新意，而且也颇能代表一些经济学者对文化、传统等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会不会选择赶超战略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政治体制上民不民主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否选择赶超战略是没有影响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来讲是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战略矛盾的产物，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体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战”以后拉美国家、南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和70年代初的韩国都采取过赶超战略，许多不同法律、文化、宗教传统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同样的赶超战略，经济发展绩效都不好，而有些改革后经济发展绩效就改善了，这种现象应该可以证明发展战略的影响大于法律、文化、宗教传统。具体阐述详见林毅夫的《论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6、84页）。其实，许多成名的经济学家都有着相当的史学功底。凯恩斯就曾说过：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首先应当是位数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像约瑟夫·熊皮特等一些经济学大师早年也是学历史出身的。国内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林毅夫、田国强等在文章中都十分注重思想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代表性的作著作如：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增订版。

[10]如在国外被誉为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最为经典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就提道：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现象。对于理论的取舍应以理论的推论是否和现象一致，即理论是否能解释和预测现象为依据，而不能以理论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依据。国内学者许成钢也认为：当我们讨论经济学的限制和经济学的指导能力时，绝不应该只由于某个理论有“不符合实际”的什么假设，就断言它是不真实的，不适用的。实际上，往往正因为好的理论做了好的重要的假设，才给了我们重要的分析力量。认为经济学理论完全不现实，或认为理论是依赖假定的，而那些假定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好的假设是理论分析的力量所在，不是弱点。因为靠发展了这些理论基准才能帮助我们判定在碰到问题时从什么地方入手。其文《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载于中信出版社吴敬琏主编《比较》第1期（2002年7月）。

[1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载《复旦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18、328页。

[12]侯杨方，《“过密化”理论质疑——以盛泽为例的个案实证研究》，载《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关1994年围绕黄氏理论学界争论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李向军，《黄宗智学术座谈会简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1期。

[13]详见：郎友兴，《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江南市镇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嬗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版）2005年5月；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14]王翔，《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