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市镇塘栖兴起的根源在于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中转贸易的发达带来了本地商业的繁华。发达的商业又反作用于市镇的经济活动，不仅促使了本地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而且也为本地多元化加工业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塘栖就在这种商业、工业、运输业的良性互动中崛起进而不断壮大。与此同时，明清时期市镇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互动也对塘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杭城对塘栖的经济辐射，两者在产业间的分工合作，都对市镇产品输出，建立自己的手工业体系从而加强经济的独立性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在国门洞开之前，传统市镇塘栖充满着内在的生机与活力，其超轻型的经济结构、发达的商业机制、便捷的交通运输造就了明清时期的辉煌，也必将注定要成为经济转型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事实上，市镇转型发轫于甲午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以来的一段时间欧风美雨的影响并不大。太平天国战争对市镇经济的影响也主要在于生丝销售对象的转移上。这种转移在恢复和加强市镇传统经济的同时，也开启了市镇本土缫丝业向国际市场进军的契机。正是塘栖缫丝业良好的生产协作条件得到了现代工业的垂青，1895年以来器械缫丝业能够异军突起，并成为全省集镇之冠。缫丝业的发达引起了经济领域的一系列变革，现代交通工具得以输入，商业规模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应运而生。同时在这片由工业文明的引入而带来的生机之下，我们也看到了传统行业的长足发展，手工缫丝的顽强，航船帆船的梭织，新与旧的因素达成了和谐并存，共同谱写了塘栖经济转型五彩缤纷的一页。

那么在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两者对市镇转型各自又起了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现代工业的引入与发展是建立在原有市场网络基础之上的，借助传统的商品流通格局，市镇的工业产品才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往外地，这点可以从民国时期市镇商业和运输格局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中得到印证。

其次，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明清时期形成的商人群体的支持。商人在明清时期即成为士以下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视野开阔，商机性强，他们也是最先嗅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群体之一，尽管这一群体也几经变革，但这并不足以动摇他们作为现代工商业最大从事者的地位。民国时期活跃于塘栖街头的徽商、杭商、甬商、绍商并不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是历史现象的延续。

第三，现代工业的引进必须符合本土经济原有的禀赋结构。塘栖现代缫丝业嫁接的成功是以本土缫丝业的发达为基础的，现代轮运业引入和壮大也以原有的交通航线为皈依。反之更为先进的公路运输遇到的“冷落”也与不符合人们水运的习俗紧密相系。

第四，现代工业的引进促使了原已变动的传统更加变动。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现代器械缫丝对蚕桑改良运动和土法缫丝技术变革的推动，从而传统显得越加变动，传统的魅力也就愈加彰显。

第五，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并存、吸收和扬弃，是市镇经济转型中应有之意，在民国期间互补大于竞争，统一大于对立。塘栖转型的过程表明，无论是市镇丝绸业的状况，还是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的繁盛都是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六，仅就经济领域而言，现代工业的引进与建立是推动市镇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主体力量，这种力量是传统因素所不能比拟的。塘栖甲午战争以来的光芒四射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现代器械缫丝业带动的。尽管我们知道传统是变动的传统，本土因素有着太多的国情适应性，但它毕竟没有改变鸦片战争以来“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屈辱历史。同时，随着现代工业渗透力的加强，本土的国情也在发生着变动，传统也应该与时俱进，懂得吸收和放弃，对传统生产方式一味的抱残守缺，津津乐道，并不符合历史演进的趋势。(www.daowen.com)

最后，传统生产方式的“海绵”作用，特别是减轻现代生产方式对本土社会的冲击，缓和就业压力，对维护政局稳定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点在文章中已多有表达，兹不备述。

塘栖市镇经济的历史变迁，与自身内在的因素有关，亦与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转密切相连，因而市镇经济的发展除鲜明的个体性之外，也深深地打着时代普遍性的烙印。而后者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江南市镇经济的研究无疑是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塘栖市镇历史变迁的个案研究中所折射出的共同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大多是专业化和综合化的统一体。专业化只是相对而言的，其并不等于单一性经济，只是其中某些方面显得较为突出。塘栖经济结构呈纺织业、果品加工业、运输业等多元并举的态势，这在江南地区有着普遍性的一面。如乌镇不仅商品转运极为兴盛，镇上棉织、冶铁、榨油各业也相当发达；南浔除了缫丝业外，还有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棉织和酿酒业。这种结构不仅防止了过分专业化所隐含的风险，而且也为现代工业的引入提供了多种选择。专业市镇的研究角度可以作为一种范式，但不能强化，过分强调就有“矫枉过正”之嫌。

其次，大城市在郊区城镇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明清时期苏杭等大城市周围市镇急剧增多，是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研究大多只注重市镇为大城市提供原料的辅助性一面，较少关注大城市在城镇化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大城市对小城镇产业上的分工与影响对郊区城镇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市镇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自身经济活动能力的增强，这是明清时期大城市周边地区经济异常活跃、市镇长期繁荣的关键性诱因。从此角度看明清大城市的发展，由宋代的集聚效应转到此时的辐射效应，职能的“进化”也意味着城市的命运并不停滞，而是苏杭等城市透露出的“清新、活泼、开朗”之气息。

再次，江南市镇的经济现代化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历史积淀功不可没。不仅是塘栖，还有南浔、乌镇、新市等镇在五口通商后的命运显现的都是“衰败”中的升级。这些市镇历史的“幸运”离不开生产力的变革，但绝不是西方冲击下的舶来品。传统社会在经济结构、市场网络、“嗜利”商人等方面的铺垫是江南市镇现代工业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本。历史的积淀在江南市镇的发达中应有其合理的地位。人为地隔绝传统和现代，只会产生种种不必要的误解。

最后，市镇经济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经济整体演进的反光镜，它浓缩社会经济变革的点点滴滴。暂且不论明清时期塘栖的兴起与繁荣见证着明清两代市镇经济的极大发展，大城市经济职能的改变，从五口通商后市镇经济的新变化亦能表现出与江南地区整体环境大体的一致性。无论是缫丝业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引入，还是轮运业的开通，市镇每一步变化都与国家形势，乃至世界环境的波动息息相关。市镇现代缫丝业的建立与命运，转型过程中新旧因素的交织与并存，无不体现着社会变迁的各种景象。特别是五口通商后，市镇与国际市场联系进一步加强，对市镇经济具体运转的考察，非常有利于我们对国家政策和世界市场实际效果的解读。

打通传统与近代的时间隔阂，探询结构变迁的历史动因，从市场网络、产业结构、经济互动、市民职业多视角综合性的解读市镇经济的长期变动，笔者发现塘栖市镇的个案研究如同一面多棱镜，不仅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传统市镇的特色与魅力，而且也让我们多方面触摸到了宏观经济变动的历史脉搏，由塘栖一镇散发的思考与收获实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既然个案研究收益如此良多，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它可以大行其道，能置宏观研究而不顾了呢？如果不能把宏观研究弃而不视，个案研究的边界又在哪呢？这就涉及个案研究的方法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