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过程是经济领域新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过程，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更是一个新对旧的吸收和替代的发展历程。这种新对旧的吸收和替代同时具有在经济领域多方面展开的特点。联系到本书主题，欧风美雨对塘栖的冲击也不仅仅局限于笔者所探讨的丝绸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领域。在经济上，至少还应该包括通信、电力、电信三个方面，特别是电力设备的引进对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对传统工业的改造作用是极具变革意义的。可惜的是，由于笔者学识所限，一篇文章对问题的阐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遗憾只能有待来日弥补了。下面，对本部分所探讨的五口通商以来市镇经济新发展的问题进行总结和补充。

五口通商以来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塘栖的经济经历了破坏、恢复、新发展、全面开花到鼎盛的过程。在甲午战争前，欧风美雨并没有影响到江南内陆市镇，因而太平天国以后经济的恢复也只是传统经济的加强，市镇的生产力并没有发生变革。有关太平天国战争对塘栖的破坏作用，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严重，认为市镇经济从此一落千丈，日趋衰弱，今非昔比了。同时，太平天国战争后市镇经济的恢复也不能用“迅速”来评价，一则缺乏相应的史料依据，二来从缫丝业生产发展的状况看市镇的恢复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的事，20年的时间对一个市镇而言很难用“迅速”来衡量。其实太平天国对市镇发展的主要影响并不在于破坏上，而在于生丝销售对象的改变上，由苏杭转向了海外。传统市镇明清时期形成的产业结构、商人群体、市场网络并没有遭到战争的荡涤。只要“传统的优势”得到外因的诱导，市镇经济又将会表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甲午战争爆发后，列强侵略进一步加强，同时又传播了新生产力的种子，中西因素的结合强化了市镇原有的生命力。塘栖机械缫丝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20年代末成为全省集镇缫丝业的领头羊。连享誉全球的辑里丝的大本营南浔在发展本地机械缫丝工业时，面对塘栖的强势也不得不发出“近因塘栖等处，连年添设茧行，乡人售茧者多，缫丝者少，售茧者多，则茧衣纡片，接连带而去”地感叹。缫丝业的发展引起了市镇的一系列变革。蚕茧市场出现，女工群体形成，强势的机械缫丝业犹如一条鲶鱼鞭笞着传统蚕桑技术和土丝生产的变革。

在交通运输业上，甲午战争后本地的轮运业开始发轫，到民国中叶，市镇形成了通往各大商埠的轮运航线，并在中途运输的客源上对传统航运业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在货运上并没有动摇传统运输业的地位。20年代后期，汽车运输加强了塘栖和大城市人员、信息等方面的联系，但是时停时开的状况使得汽车这一现代交通工具对市镇的影响逊色于轮船，现代公路交通的意义也就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了。

丝织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达离不开商业和金融业的支持。民国期间塘栖的商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店肆数量增多，行业分工细化，城镇人口集聚，都是明清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客货运码头的分布更说明了市镇商品流通庞大、市场机制成熟的一面。就在这样的商业状况下，水果源源不断地输往外域，粮食贸易频繁，茶馆业不断壮大，这些因素在见证市镇商业发达的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繁盛。同时，在工业和商业强烈的资本需求下，金融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孕育而生，尽管到20世纪30年代初它还显得那么的不成熟，但是它对市镇经济发展的积极功用不容抹杀。没有钱庄和银行的支持，塘栖经济的辉煌将会黯淡很多。

在新生产力和新兴产业的光芒四射之下，我们也发现传统的生产力并没有因此而黯然失色。器械缫丝和手工缫丝的同存，新式丝厂与手工织绸的并在，航船帆船运输和汽车轮船的交织，共同谱写了塘栖经济转型色彩斑斓的篇章。事实上，任何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多级生产力同堂”的局面，新生产力在对旧生产方式“扬弃”的过程中，还有着“亲和”的一面，二元经济结构乃至多元经济结构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转型过程中，落后的因素，虽然不免冷遭历史淘汰的命运，但仍不失为先进生产力的补充成分和有益的辅助形式，与其说是阻碍大于进步，不如说是互补大于对立。我们不能对其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等积极意义视而不见。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也不能对经济转型期间新生产力引进的积极作用评价过高。先进只是相对的，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技革命的发展，新生产技术的生命周期日益缩短，先进随时都有可能变成落后。从塘栖机械缫丝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896年的大纶丝厂到1927年的崇裕丝厂，一直以意式缫丝车为主要设备，几十年来的生产技术并没有发生变化。意大利式大纡直缫丝车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或许还可以给厂商带来较大的利润，但到3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缫丝业完成技术革新，蚕丝产量和质量都迅猛提高，世界市场份额扩大，中国所产厂丝就很难再谈得上市场竞争力了。“自民国十九年以来，国内丝厂即幸而尚能屹然存在者亦莫不日出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矣。”再加上中国缫丝业资本缺乏，为了保持生产得以运转，“遇有丝价跌落于成本之下，亦不得不忍痛卖出，故其每年营业数量有在其出丝量价值之下了。”^[53]此外，中国机械缫丝业的组织形式也阻碍着工厂的进一步发展。塘栖的缫丝厂都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然而这种合资经营，不论是商股、官股还是洋股，不管工厂是否盈亏，都必须按规定支付股息，因而中国缫丝业的发展可谓步履蹒跚，举步维艰。^[54]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辉煌，30年代塘栖的缫丝业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工厂时开时停。据1930年政府对开工缫丝厂的调查，塘栖只剩大纶、崇裕、华纶三家，祥纶已经停办。^[55]1932年杭县工业概况统计，6家缫丝厂开工缫车共1188台，说明大纶、崇裕、华纶（共1168台缫车）存在着开工不足的现象。^[56]1934年塘栖缫丝厂的女工也从全盛时期的5000余人变为3400人，减少了32%。^[57]种种迹象说明30年代塘栖的缫丝业已经风光不再，那庞大的缫丝机规模已经成为空壳，失去了昔日代表缫丝业发展水平的真实意义。

同样的不景气在农业，特别是在水果业领域也开始上演。由于缺乏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农村经济的不景气，20世纪30年代塘栖的甘蔗生产和销售也已走向了下坡路。甘蔗每担市价仅值0.3元，“塘栖出产之甘蔗，普通三四尺长，茎围亦不甚大，糖分至少，品质不良”，时人只能用“倘能加以改变，前途未可限量”的话聊以自慰。^[58]

没有工业和农业的强劲支持，市镇的商业和金融业也最终避免不了下滑的命运。就在这种工、农、商相互牵制的格局中，20世纪30年代初塘栖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已经潜伏着汩汩不利的暗流。然而就在这一时刻，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接着抗日战争紧随其后，因而不少学者非常乐于把市镇经济的下滑归结于危机和战争这些外因的作用。危机和战争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其不利影响之“度”到底为何，在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之前就盲目地对其下定论则就有草率之嫌了。比如1931年中国生丝出口量的骤减，有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是首要的原因。^[59]但实际情况是，在1929—1933年这场世界性的大危机中，“由于中国和世界金本位之间存在货币体系的分裂，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同时世界银价低落，从而实际上中国在当时世界通货紧缩和物价下跌的氛围中，有一个独立的货币区域且温和的通货膨胀进而引起物价上涨的小环境，同时中国国币由于汇价跌落也处于竞争中的有利地位，而且对外国产品有一种汇价上的抵制作用，因而银价下跌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总体经济有利，使中国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头三年中得到了好处”。^[60]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市镇经济的不景气恐怕更多的是由经济发展的自身作用造成的。同样地，日军侵华战争的爆发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打断，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体系就没有自己的弊病了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客观解答这还得从经济领域自身状况开始。1935年秋季以后，国际丝市市场好转，国内又有扩充增设。^[61]1937年，塘栖崇裕丝厂拆坐缫车232部，添立缫车192部，煮茧机一台，复摇车168台，设备改进，产能扩张，同时祥纶丝厂也从1935年开始复营业，市镇的缫丝业欲呼重振。^[62]但是这种加足马力，一拥而上的产能扩张，一来技术的改进并不多，二来即使是改进后的崇裕丝厂和当时日本等国采用的多绪式立缫车设备还是有着很大的技术差距。面对丝市价格的瞬息万变，厂商对市场信息的获取、消化进而做出经营调整的反应存在着相当的时间差。当投资完成，工厂开工时，才在不经意之间发现原来丝市价格又已经跌入万丈深渊。恰巧在价值规律想要发生作用之时，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了，中国缫丝业技术落后、经营不善、产能过度扩张的真实一面被炮火声所掩盖了。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的缫丝工业也会有一个自身调整进而不断前进的过程，但历史却是无情的，我们并不能因战争的爆发而对由于缫丝工业自身存在不足引起的行业萧条既往不咎。

当然，事物总有两面性，市场能导致行业的萧条，也能带动行业的勃兴。只要这种机制作用的发挥不受到外部条件的硬性制约，它迟早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所以能看到1945年以后市镇经济的短暂恢复，所以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市镇经济的蓬勃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市镇经济转型又是一个尊重市场、发挥市场功用的过程，虽然五口通商后到抗战爆发前市镇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种种坎坷，市镇经济的发达也并不仅仅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但市场机制的渐趋成熟造就塘栖经济昔日辉煌的事实不容否定。历史和现实的二重变奏清晰显示：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也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尽管市镇经济转型的道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任重而道远。

[1]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史料来源不足的问题，下文的论述中我们将会引用一些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统计材料。这些统计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编于1945、1946年，但内容反映的是抗战前的情况，只要稍加辨别、整理，就可以利用，本书引用的1945年后的资料大多属于此类；二、编于抗战后，反映的也是抗战后的情况，此类材料运用不多，主要以参照的功能出现。尽管其反映的并不是抗战前的情况，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其中也不乏抗战前就已形成的因素。以此为参照，还是能起到窥见经济变迁之一斑的效果的，故而笔者用之。

[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4-390页。

[3]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48页。

[4]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4、109页。

[5]详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史研究》92页表三：“太平天国对江南市镇之影响”；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399页。

[6]刘石吉根据《光绪唐栖志》卷四，6-7页的内容，得出“乱后迅速恢复”的结论。笔者现将其参考的文献全篇转述如下：“咸丰年兵燹，梵宫琳宇尽付劫灰，巨室旧家半成瓦砾，风景百不及一矣。唯自广济桥至里仁桥南北两岸，花园桥至车家桥，市中河东西两岸，以及西小河之北岸尚为市肆，其西小河之南及东小河之前向为住宅者，至今究未复原也。尤惜者街狭拱窄，向无肩舆，幸水路四达，一苇可杭。推其原故，故皆由漕河开后，僻村顿成市面。河南岸尺寸尽作市廛，复里居家皆以小拱通出入，本不可以官街例也”。这段原文前半节讲了咸丰年战乱对本地的破坏，后半节道出了明初兴起的成因，从“梵宫琳宇尽付劫灰，巨室旧家半成瓦砾，风景百不及一矣”，“至今究未复原也”等话语，实难推出“乱后迅速恢复”的论点。

[7]光绪《唐栖志》卷4-街巷。

[8]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纪塘堤；樊氏的观点也可参见其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4、765页。

[9]H.B.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a Empire，Shanghai，1910，Vol.I，p.366. 转自王翔，《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0]塘栖土丝出口数据来源：The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Silk（Shanghai，1917） pp.76，80，81，82.转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8页表《浙江各地手工缫丝业产量》。事实上，彭氏称此数据为手工缫丝业产量是不正确的，原因在于：第一、根据《海事惯例》的性质此类数据其实只是流通领域中的出口部分，并非产量的全部；第二、统计产量存在着技术上的难度，没有进入流通领域的土丝量难以计算。第三、从清政府厘金局1878、1879两年对浙江投售生丝的统计中，我们发现其中全省外销上等丝的数量与彭氏表中的产量几乎一致，这又从史料上印证了彭氏所收数据实为出口量。因此，我们根据厘金局提供的比例计算出了文中塘栖所产并进入流通领域的土丝量。需要注意的是，此种比例仅为全省平均水平，塘栖土丝又有着量多质佳的特性，1878、1879两年塘栖的土丝流通量实际上应当更多。有关政府对手工缫丝的统计材料可参看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11]据清代卫杰撰《蚕桑萃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记载：清代后期缫制细丝的日产量，一位技术优等的缫丝工每日可缫制细丝8两（以16两为1斤的旧称制计算等于半斤），中等的缫丝工每日6两，次等的缫丝工每日为3-4两。塘栖出口西欧的土丝多为细丝，70000斤的土丝销售量若以优等缫丝工来计算，缫期以20天计，则需7000人，即70000/（20×0.5）=7000。若再加上众多的辅助工序，从业人员在万人以上的估算应当不为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当时的干茧技术已由徐寿在1875年左右发明，但推广还有待时日，所以缫期我们仍以传统的集中期20天来计算。缫丝业万人以上的从业队伍，比乾隆年间市镇人口8800余人又多了不少，可见此时的市镇经济又盛于清前期。

[12]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13]朱从亮等编，《南浔镇志》2册134页，转自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49页；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余杭县志》90年版255页。

[14]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15]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46页；杭州市档案局编《杭州市丝绸业史料》，第244-245页；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刘大钧主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48页。有关大纶丝厂缫丝车的确切数量，有两说：一为468台，二为486台。91年版《塘栖镇志》和《杭州市丝绸业史料》持前种说法；杭州市档案局藏《浙江经济》（档号K-1-1-10-4），民国37年第4卷第4期，第21页《浙江之缫丝业》之统计表《1935年浙江缫丝业厂一览》和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余杭县志》第255 页则采用后者。造成两种说法的原因极可能在于统计时的笔误。鉴于前者调查的范围较小，可信度比后者相对要高，因而本书采取前说。

[16]王翔，《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17]根据杭州档案局藏《浙江经济》1948年第4卷第4期，第21页统计表《1935年浙江缫丝业厂一览》计算而成，原文中缫车总数为7598台，经过笔者修正，即减去大纶丝厂多统计的数量后为7580台，此处的塘栖缫丝车总数由表一内各厂1935年时的缫丝车数量相加而成。

[18]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20、46页。

[19]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6页（庚）。

[20]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46、75页。

[21]南开大学图书馆藏，魏颂唐《浙江经济记略》，1931年，第108页。

[22]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6页（庚）。

[23]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刘大钧主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下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90页之《地方工业概况统计表——浙江杭县》。民国初年，钱塘、仁和二县合并为杭县，塘栖变为杭县所辖之镇。

[24]鲶鱼效应本意为在沙丁鱼中放入鲶鱼，从而迫使沙丁鱼在鲶鱼的搅动下只好快速游动。后被借用到经济学领域专指在某个企业或行业中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管理观念，变相的刺激其他企业也进行技术和观念的更新，从而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近代缫丝工业正如一条鲇鱼，不断促使着传统手工缫丝业求新求变。

[25]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64页。

[26]鸣宇，《江苏丝织近况》，见杭州市档案局藏《工商半月刊》（档号K-1-1-30），1935年7卷12期。

[27]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22页。(www.daowen.com)

[28]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6页（5）（庚）。

[29]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49页。至于该厂停办的原因，可能与甲午战争后各列强对华实行的“引丝扼绸”政策有关。《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各国纷纷仿效日本，利用协定关税的特权，一起迫使清政府降低洋绸的进口税率，提高丝织品的出口税率，导致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华绸的份额逐渐被蚕食，而且国内市场也因大量洋绸的涌入而竞争加剧，结果便是丝织品价格下跌，华商维持丝织工厂的正常运转困难剧增，有些工厂亦不得不破产停办。

[30]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吴承洛编《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册），商务印书馆发行，1929年版，第147页。

[31]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20、64页。

[32]王翔，《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33]《申报》光绪12年2月16号，转自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129页。

[34]《清季外交史料》卷130，第15页。

[35]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22-23页。

[36]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37]浙江省档案局藏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编《杭州市经济调查》（上编），1932年版，第182、183页。

[38]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推广部1930年编印《浙江塘栖枇杷调查报告》第22页，转自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39]浙江省档案局藏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编《杭州市经济调查》（上编），1932年版，第158页。

[40]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27页。

[41]伴随着巨额的物流，塘栖的搬运业，时人称之脚班业也不断壮大。据上海书店发行的《塘栖镇志》第33页记载，抗战前市镇不同的搬运派别在地点工段上已有分工，每一帮派也形成了脚夫固定的落脚点，并且行业内部还形成了规范化的搬运制度。脚班业的发展和成熟同样反映出市镇运输业的进步。

[42]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73页（乙）。

[43]铁道部财务司调查可编印《京粤线浙江段经济调查总报告》“商品经济篇”，转自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278页。

[44]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余杭县志》1990年版，第212页。

[45]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106、108页。

[46]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64页。

[47]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22页。

[48]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余杭县志》1990年版，第352页。

[49]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

[50]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64页。

[51]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15页（壬）。

[52]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53]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26页。

[54]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55]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26页。

[56]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刘大钧主编，《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下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90页之《地方工业概况统计表——浙江杭县》。

[57]铁道部财务司调查可编印《京粤线浙江段经济调查总报告》“商品经济篇”，转自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278页。

[58]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271页（丁）。

[59]如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60]戴建斌，《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5—193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61]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62]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46页；关于祥纶恢复生产的情况可从杭州市档案局藏《浙江经济》（档号K-1-1-10-4）1948年第4卷第4期，第21页《浙江之缫丝业》所载统计表《1935年浙江缫丝业厂一览》表中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