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列强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在各通商口岸直接设厂成为现实。经济权益的外流，洋货的泛滥充斥，使中国政府认识到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性，于是放开民间设厂的限制，进而采取鼓励和保护的政策，现代工业的发展迎来了历史上的春天。

（一）丝绸工业的二元并存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南浔商人庞元济与杭州殷富丁丙合资白银8万两在塘栖创办了内地第一家近代化机械工厂——大纶丝厂，置备意大利产坐缫车208台，迈出了市镇经济转型的第一步。旋即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该厂缫丝车又增至276台，到民国十年（1921年）再添加到468台，雇工2000余人，成为当时浙江省缫丝业的领头羊之一。^[15]除大纶丝厂之外，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塘栖又先后建立了一批近代缫丝业工厂，截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塘栖镇开工的缫丝工厂主要如下。

表一 1927年塘栖缫丝业工厂状况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46-48页；杭州档案局藏《浙江经济》（档号K-1-1-10-4）1948年第4卷第4期，第21页《浙江之缫丝业》所载统计表《1935年浙江缫丝业厂一览》；除了大纶丝厂的缫车量有不同记载外，祥纶的也有344、360两说，就笔者视野所及，前者的记载较为普遍，所以本书也取344台之说。

一个市镇，聚集了如此规模之近代工业，是令人深思的。探其原因，既有国际市场需求的拉动，又与本地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明清两代，塘栖即以生丝闻名，五口通商后传统缫丝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于本地设厂不仅便于收购蚕茧原料，而且众多缫丝户的存在，只需稍加培训就可进入工厂从事生产，又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成本，两者综合起来便带来了生产成本的极大降低，这对投资者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与本地内在的优势相比，国际市场生丝需求对缫丝工厂的诞生恐怕表现得更为直接。五口通商后，中国的生丝出口虽然历经波折，国际生丝市场也时有起伏，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生丝价格总的趋势还是向上的。^[16]特别是1923年，日本横滨大地震，蚕丝产区遭受灭顶之灾，存丝尽付一炬。翌年，每件丝价原800两，骤增至1800两，旋至2000两，从事蚕丝业者获利颇丰，因而刺激了民族资本兴办缫丝厂的积极性。就在这一时期，塘栖祥纶、华纶、崇裕三家丝厂孕育而生了。

总的来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都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塘栖缫丝业的状况也概莫能外。由于原料、劳力、运输等生产的协作条件较好，市镇的缫丝工业独树一帜，在浙江省内显得格外耀眼。据统计材料表明：1935年浙江省共有缫丝工厂29家，缫丝车7580台，塘栖镇占有4家，缫丝车1512台，分别占全省的13.8%和20%。从工厂的规模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全省每厂平均拥有丝车261台，塘栖则达378台，比全省水平高出44.8%。庞大的规模意味着巨大的产能，全盛时期塘栖缫丝工厂的产量能达近2000担之多，缫丝工业之盛，为浙江省市镇之冠。^[17]与此同时，塘栖的厂丝还有着优异的品质，民国十八年（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丝织业产品评比中，大纶、华纶两厂获特等奖，崇裕厂获优等奖，产品以质取胜，应当有着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机械缫丝业的发达也带来了市镇经济生产的一系列变革。首先反映在大量农家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农户土丝生产相对被削弱。工厂化生产必须辅之以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塘栖缫丝业规模甚巨，全盛时期雇佣女工达5000人。^[18]附近丁河等地农村妇女大批进入工厂，相应地对农家土丝生产起了一定的削弱作用，土丝在丝绸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开始逐渐被厂丝取代，以致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因丝厂发达之故，土丝产量不免较减，例如嘉兴、德清诸县，30岁以上之妇女均能缫丝，30岁以下者，概皆不熟练缫制矣”的现象。^[19]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讲，缫丝女工的出现是经济转型的信号，厂丝对土丝替代的进步意义值得肯定。第二，蚕茧突破在传统缫丝中的从属地位，成为独立的商品化行业。机械缫丝厂的正常运转需要以稳定的蚕茧供应为前提，市场的需求催化了蚕茧商品化的产生。20年代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塘栖四大丝厂每年收购蚕茧170000担，不仅本地生产的蚕茧滚滚流入丝厂，而且所收之茧还远及德清县油车高桥、王家庄，海宁屠甸寺和黄湾。^[20]连产丝大镇南浔也在20年代末想发展本地缫丝业时不得不感叹“近因塘栖等处，连年添设茧行，乡人售茧者多，缫丝者少，售茧者多，则茧衣纡片，接连带而去”。^[21]蚕茧的商品化也使农民在应对风云突变的市场行情时多了一种选择，“如茧价高时，茧农均乐于售茧，茧价低时，蚕农率多自制土丝”，经济波动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避。^[22]第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蚕桑改良运动的展开。民国以前，中国近代丝厂生产的机械缫丝基本上全部用来出口，国内传统手工丝织业消耗的原料，仍然完全仰求于农家手工缫制的土丝。但由于日本缫丝业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厂丝在国外市场上的份额逐步被侵占，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各大丝厂由完全出口转为部分内销，开始与土丝抢占市场份额。进入20年代，国内市场上土厂两丝之争愈演愈烈。以杭县为例，20年代末所属的6家缫丝厂已把一半厂丝销往国内，其中在本地销售的数量占到了总产量的30%。^[23]竞争的现实使厂丝和土丝的生产者达成了改良蚕桑技术的共识。就这样清末民初以来在国家的组织和民间的推动之下，一场蚕桑改良运动便在江南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身为丝绸之府的杭州地区更是首当其冲，运动的结果是厂丝缫制质量提高的同时，土丝的市场竞争力也加强了。

甲午战争以来，伴随列强侵略的加深，现代工业的引进，塘栖迈出了经济转型的步伐，市镇近代缫丝工厂的创办成为转型起步的主要标志。但是这种转型又是新旧因素并存，交融互织的过程，我们在看到近代缫丝工厂发展的同时，也能发现土丝生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在近代工厂引发的“鲶鱼效应”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4]不仅生产技术、原料来源得以改良，而且销售的绝对量也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鼎盛。后者可以从民国期间市镇丝行的营业状况得到印证。民国14年（1925年）塘栖有大小丝行三四十家，这些丝行大都有自己的固定客户，按其销售地区可分为5类：一、京庄，专销南京；二、洋庄，专销上海，供出口至印度、东南亚；三，湖庄，专销湖州、苏州；四、杭庄，专销杭州；五、绍庄，专销绍兴华舍。^[25]可见，20世纪20年代塘栖土丝的市场需求还是十分旺盛的，其销售范围比之明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素负盛名的南京贡缎云锦所用的纬丝，也以湖州、新市、塘栖所产土丝为佳。^[26]由于资料所限，20世纪20年代塘栖土丝输出的具体数量我们不得而知，不过30年代的数量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据20世纪90年代新编《塘栖镇志》记载：抗战前，塘栖东石塘客货运轮船码头，年外运土丝100吨左右。^[27]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土丝业萧条，1932年塘栖只剩4家丝行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最盛时土丝输出量在100吨（等于2000担）以上应当不为过，这是1879年产量的近3倍。^[28]事实雄辩地证明，塘栖的土丝业在五口通商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民国前半期又达到了鼎盛，尽管这种辉煌只是昙花一现，犹如回光返照，技术的落后终究摆脱不了被历史无情淘汰的命运。但是如果从客观出发的话，我们也不能回避塘栖近代和传统缫丝工业共同发展进而在20世纪20年代双双达到鼎盛的事实，这大概就是中国社会自国门洞开以来的迷人之处，新旧因素激荡并存、相互交织，共同谱写了社会转型历史五彩缤纷的一页。

比之缫丝工业的绚丽光彩，五口通商以来塘栖丝织业的面貌却显得“老态龙钟，不知求新”。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镇商劳祖华在水北开办波华织绸厂，较具现代意义的丝织工场才蹒跚起步。该厂备有新式全铁织机60台，技术装备较为先进，生产绸类有十余种。所产西泠绢、金丝绢、美丽绢、秋月绢，畅销京、沪、杭，可惜好景不长，在民国三年（1914年）该厂就停办了。^[29]除波华丝绸厂以外，在笔者收集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其他丝绸业工场的开办。没有工场，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塘栖丝织业发展的落后了呢？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丝织业工场（厂）的缺乏并不是塘栖所独有的，整个民国期间（除少数大城市外）丝织业工场（厂）的不振一直是我国丝绸业发展的软肋。“惟吾国之丝织业本为家庭工业之一，今虽有新式丝织工场之经营者，然其事业尚在萌芽时代，一时难望有多大之发展也。旧式丝织业制置有工场者殊不多见。在各丝织业发达之都市中，只见人民与其家中置木机二具或四具，以从事织造，无所谓丝织工场也”。^[30]和清代社会相似的是，五口通商以来塘栖丝织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还是以包买商制度为主流。宏观层面而言，与清代稍有差别的是，这个时期具有包买商性质的账房制度蓬勃发展，他们对机户的控制比清代更为加强，由放料收绸进而应销订货，更有甚者把织机租给农户从事丝织生产。对机户人身控制加强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丝绸生产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具体到塘栖，包买制度到底采取何种方式运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众多绸庄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绸布业商号恒泰祥生产的绵绸荣获西湖博览会一等奖的情况来看，该商号可能已购置器械进行丝绸的工场化生产了。又据1946年国民政府商业调查统计：塘栖镇的绸布业商号达19家之多，其中资本以鼎昌、元康、同盛、祥泰丰为最，这些具有一定规模的绸布商号应该是组织当地农户进行丝织业生产的主力。^[31]

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新式丝厂出现较早并颇为兴旺，而与新式丝厂相依为伴的却是清代延续而来的机户织绸。看似不和谐的现象的根据又在哪呢？笔者认为这两者之所以能够并存的根源在于对手工生产不同的劳动替代率上。一般来说，手拉机的劳动生产率比旧式木机高4倍，电力织机比旧式木机高10倍；而机械缫丝的劳动生产率比手工土法缫丝要高出10余倍，多条缫丝机比手工缫丝则要高出40余倍。^[32]因此，手工土法缫丝被近代工业取代得比较快，而手工木制机织绸则被取代得较少较慢，形成了一种丝绸业行业内部的不平衡。这与中国棉纺织业中手纺业衰落很快、手织业则长期存留的情况如出一辙。应当指出的是，传统木机丝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但绸庄、缎庄老板得到的利润率却并不一定低。其一，木机绸缎产品由于用途特殊和工艺特别，产品的生产注重市场的差异性，因而价格并不一定低。其二，木织机业的原料以价格低廉的土丝为主。二者结合弥补了手织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弱点。此外，市镇大量木机的存在对于缓和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均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看似悖论的现象背后恰恰是由合理的国情支撑的。

机械缫丝与手工缫丝的同存，新式丝厂与手工织绸的并在，构成了塘栖丝绸业转型波澜壮阔的画面。实际上，经济转型中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多种经济结构的并举本身就是转型这个动态过程的题中应有之意。诚如王翔所说的那样：社会转型期间总是存在着“亲和”与“扬弃”的现象。一方面，新的生产力从各个方面不断改造、提高、消化、吸收、排斥和淘汰旧的生产方式，使之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则是“扬弃”过程中的“亲和”，造成生产力的“多代、多级同堂”的局面。由于地区、行业之间及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每一代生产力都不可能离开对前代的吸收和继承而横空出世，因而每个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不了“二元结构”甚至“三元结构”的阶段，新旧因素的交替并存，共同作用也就成为转型期间的主要特点。落后的因素，虽然不免冷遭历史淘汰的命运，但在转型期间仍不失为先进生产力的补充成分和有益的辅助形式，与其说是阻碍大于进步，不如说是互补大于对立。对五口通商后市镇经济问题的研究，如果只摘其所谓的先进成分，弃其具有社会合理性的其他因素而不顾，并不利于我们了解市镇转型的真正内涵。

（二）交通运输业的扩大和发展

丝绸工业的发达必须以市场为基础，而市镇的产品抢占市场又必须以便捷的交通运输为后盾。面对年产4000担的生丝外销，18世纪90年代后塘栖的交通运输又是如何发展自身进而担负起市镇经济增长的使命的呢？本节将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论述。

咸丰年间，“粤匪陷金陵，杭郡戒严，当局者筑垒于五林头，拆塘石为之，而塘遂圯。同治初年，省城收复，即次略加修葺，远不如前矣”，乱后市镇“梵宫琳宇尽付劫灰，巨室旧家半成瓦砾，风景百不及一矣。”樊树志以这两条史料来论证咸丰年兵燹后，塘栖因市镇设施和水陆交通受到破坏，经济活力丧失而辉煌不在。笔者已在上文指出，樊氏的论调其实忽视了本土市镇的内在活力和发展韧性。现在我们再以同治后市镇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时人“远不如前矣”的评价是否符合历史真相。

同治十一年（1872年），官营内河招商局在上海与杭州之间开办轮船货运业务，途经塘栖设埠停靠，为本镇拥有近代交通运输业之先。接着光绪十二年（1886年）轮船招商局又举办小轮船业务，增加上海至杭州的内河轮船航运。^[33]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前，轮船运输对市镇经济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一则航班太少，小型轮船对货物的运载能力有限。二则官营的垄断价格太高，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轮船运输对市镇经济的发展产生真正作用实际上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后。《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取得了中国的内河航运权，外轮得以自由出入中国内河港口，并且在纳税上具有优惠待遇。这自然使得民间兴办民族轮运业的要求高涨。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逐步解除对华商行驶轮船的禁令。终于在1898年正式颁布了《华洋轮船始赴中国内港章程》，从此内河轮运业进入了发展时期。^[34]江南地区先后成立了一批轮运公司，其中途经塘栖并有详细情况记载的公司主要如下。

表二 途经塘栖轮船公司概况表

*资料来源：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22页；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23-226页；浙江省档案局藏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编《杭州市经济调查》（上编），1932年版，第183页。

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航经塘栖的轮船公司增至8家，到1945年又上升到11家，航线覆盖沪杭、苏杭、杭湖、杭新（德清新市镇）、杭震（吴江震泽）、杭塘等航运主道，基本上实现了与江南地区各大城镇快速往来的交通要求。^[35]由于轮船具有速度较快，价格较低的特点，很快就成为城镇居民中途往来最为青睐的交通工具，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客运业务。相比之下，轮船的货运业务显得较为逊色，在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是戴生昌、宁绍等具备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轮船公司也还是以客运为主，小轮船居多。塘栖以大米、土丝、水果、毛竹为大宗的外运货物，体积大、质量轻的特点并不适宜轮船的批量运输。所以，在轮船这种发达的现代运输工具外，塘栖还有着规模更大的传统运输业，其中尤以短途运输为主的航船和长途货运的帆船为代表。

表三 塘栖至各地民船始发航班概况表

*资料来源：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22页；浙江省档案局藏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编《杭州市经济调查》（上编），1932年版，第192、193、197-205页；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转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63页；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余杭县志》1990年版373页。其中《杭州市经济调查》载万安桥到塘栖航船的载重为1500斤，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当时其他通往塘栖的航船载重量都在10000斤以上，又以15000斤为最多见。因此笔者认为1500斤为笔误，实际为15000斤，表中的平均载重即为在修正数字上求得。

民国中期，塘栖已与周边各大要埠形成了固定、频繁的航船班次往来。这种航船虽以短途运输为主，单艘客货载量并不大，但日班、夜班、快班往来如织，行驶密集，比起轮船更有价廉、方便的优势，往往成为市镇居民短途旅行、小本买卖的最佳选择，因而其实际的客货运总载量未必比轮船差。特别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江南地区出现的快班船（俗称绍兴快班），以其船小灵活、多桨并用、速度比原来航船快1/3的特点，迅速成为短途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36]从表三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塘栖对外的短途交往中这种快班船占了相当的比重。若短途的客货往来航船担负起了运输的职责，那么长途货运的重任就落在了帆船的肩上。如前所述，塘栖的轮船运输业并没有对中长途的货运产生多大的吸引力，大流量的货物运输以传统帆船为主的局面并没有变革。杭苏、杭湖、杭新、杭沪各大航运干线汽轮滚滚的同时，帆船飘飘的景象并没有削弱。^[37]即使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内河轮船运输的黄金时期，塘栖输往上海的水果枇杷还是多用帆船。^[38]

幸运的是，除了水运业的长足发展，塘栖还得到了现代公路运输业的垂青。1927年，作为省内唯一通往市镇的公路——杭塘公路建成通车，该路费资18万元，长51.68千米，路宽5.5米，以轿车承载客货运。^[39]杭塘路的建成进一步加强了塘栖与大城市人员、信息、金融等方面的往来，但由于资费较高，所属汽车公司规模较小，经营欠善，再加上1937年日军的破坏，短短十年间公路运输并没有给市镇经济的发展形成多大的带动作用。^[40]因此，总的来说，甲午战争后，塘栖的交通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运输的规模、涉及的地域，还是运输工具的变革、航线的密集程度，都是明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以轮船、汽车为代表的现代运输业给市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并在客源上给传统运输业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和压力，但并没有撼动传统航运，特别是其在长途货运上的主导地位。在航运业上我们同样看到了新旧因素互相交织、和谐并存的一面。

交通工具的革新，航线往来的密集，造就了塘栖运输业一派繁荣的表象。不过，仅仅以航线的增加、汽车的引进、航船的壮大等定性的描述来说明交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笔者认为还必须辅之以一定的定量分析，货物运输的实际流量才是衡量运输业是否发展的最好标准。由于史料所限，笔者的计量将以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统计材料为例。虽然时间段的跨度不大，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市镇经济状况并不能动态地反映出市镇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实际过程，但是市镇经济最为繁荣时刻的货物流通毕竟是当地运输业顶峰的真实写照。从顶峰的角度来审视运输业的发展，或许能更好地界定交通业发展之“度”，因而笔者不揣试之。(www.daowen.com)

表四 1930年左右塘栖货物水运流量概况表

① 生丝由厂丝和土丝两部分组成，4000担即为上文中塘栖缫丝业最盛时期年产厂丝2000余担和土丝2000余担之和的整值。据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82页记载：1930年国内厂丝每担1491元，我们不妨以此价格来计算，那么塘栖2000担厂丝的市值为2982000元；土丝的价格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6-1页（庚）记载：1931年为每百两30元左右，我们也以此进行折算，1担土丝为120斤，1斤为16两，那么1担土丝的市价即为576元，塘栖2000担土丝就值1152000元，两者价值之和共4134000元。

② 据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余杭县志》90年版211页记载，1929年塘栖的枇杷产量为20余万担，笔者认为此数不可信。原因在于：一、据《中国实业志》在30年代初的统计，1931年左右整个浙江省枇杷总产量为76752担，塘栖一镇20余万担的产量过于离谱；二、就拿塘栖一镇而言，历史上的最高产量1950年也只有75100担，远低于20万担。因而表中的产量笔者取《实业志》的记载，而对《余杭县志》的数据存疑。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75-77、104-108页；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编印《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271、278、283、285、286、302页（丁）；其中甘蔗的市场价格主要参考浙江省档案局藏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编《杭州市经济调查》（下编），1932年版，第303页，表中橘子价格笔者存疑，据《杭州市经济调查》（下编）第303页显示其市价最高8元、最低3元、普通5元；而《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的记载为15元，两者差价较为悬殊，为保持统一性，笔者还是按《中国实业志》所载15元的价格计算。

粗略估计，塘栖水运业顶峰时期有量可循的年运输能力达536600担，价值将近500万元，如此之数量在民国期间的江南市镇中是不多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还仅仅是水运业中的一部分，如果再考虑到本地的米业、糕点业、酿造业对粮食流通的需求，毛竹、木材等大宗货物以及轮船、汽车对货运的分流作用，商品实际的流通量还会大得多，最保守的计算也将在600000担以上。^[41]货物实际流量的计量分析也同样表明甲午战争以来市镇的交通运输业确实取得了十足的进步。我们回到本节初提出的命题：咸丰战乱后，塘石被毁，交通破坏，“远不如前矣”的评价是否符合历史真相。从以上的考察之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时人这样的评价与其说是历史的客观反映，不如说是文人表现情怀的夸大之词。市镇经济研究需要史料的支撑，但我们不能对历史的记载全信，只有对史料采取多方面的考证和辨别，我们的研究才能更逼近历史真实的轮廓，才可能避免滑入认识的误区。

（三）市镇的商业和新兴金融业

丝绸业、交通运输业的发达还需要商业和其他产业的支持。脱离了商业，来谈工业和运输业无疑如釜底抽薪；没有金融、服务业的润滑，工业、交通业的运行也将黯淡许多。工业、交通业、商业及服务业本身就犹如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历史发展的轨道上形影不离，共同作用。在迅猛发展的工业和运输业面前，塘栖的第三产业又是如何迎难而上，来保证丝绸业、交通业——这两个市镇发展的引擎，能够源源不断地发出强劲动力的呢？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塘栖市镇的商业、手工业、运输业逐渐恢复，除市镇本身所内含的历史韧性外，商业机能，特别是三小河沿岸商业区对运河沿岸街肆贸易活动的吸纳，对市镇商业的迅速恢复功不可没。到80年代中后期，运河及市河两岸重新具有了昔日繁华的一些气象。甲午战争后，缫丝业异军突起，运输业紧随其后，商业开始超越往昔，到民国中期达到鼎盛。新编《塘栖镇志》对民国年间商业区有记载（参见附图四：民国以来塘栖镇市区图）：

“塘栖商业闹区在运河南岸长桥至里仁桥，市河两岸和西小河南北小街。西石塘与市河两岸冀东石塘筑有过街檐、过街楼，可蔽风雨，为全镇商业繁荣地段；西小河南北两街，一丝行为盛；马家桥南为棉花集市；东小河街则是米栈仓房集中之地，尽头有木行；南横头以地接乡村，乃农副产品汇集所在，中以车家桥集市尤盛；东石塘为米市集中地段，设轮船码头，茶馆酒肆、旅馆书场、生意兴隆。”

整体格局来看，民国期间的商业布局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革，说明市镇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但是在大同之下，随着工业文明的冲击，现代技术的引进，我们也不难发现市镇悄然而生的一些改变，最明显的就是运输码头的增多。除了上述位于东石塘的3个客运码头，此外还有：水北街专设的高吨位货轮专卸埠头；西横头同福永酱园、同仁协米店河埠；水北广泰丰年米厂、新桥湾范鼎盛碾米厂河埠；东西两横头较远处装卸木材、山货等杂货的专用埠头。这些码头、河埠按商贸活动和货物的重要性沿运河街市中心商务区依次排开，呈现一定的经济特征，从侧面显示出市镇贸易往来，货物流通量的庞大，与乾隆时期只蔡家埠“为船埠，各路客船聚泊于此”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与乾隆时期市镇商业状况另一不同的是，此时市镇的商业规模更加庞大，分工更加细化，行业也更为增多。据《中国实业志—浙江省》记载，民国二十一年，杭县塘栖、临平等镇商店数都在50家以上，多者1000余家；人口大都在5000以上，多者逾20000（塘栖）。^[42]如果按“人口越多，消费越多，也就商店越多”的衡量标准，那么“多者1000余家”极有可能指的是塘栖。从人口数量来看，1934年塘栖镇区有人口8656人，其中镇区居民为5256人，以1933年的市镇人口为基数，1934年城镇化水平高达26%。^[43]大量的人口在创造需求的同时，又催生出了众多分工细致的行业。有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镇商业店肆详细分类的材料目前并不多见，但抗战后政府的统计却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照。

表五 1946年民国政府登记塘栖商业概况表

*资料来源：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64-66页；同时参考浙江省档案局藏民国37年《杭县塘栖镇商会会员名册》（档号L035-01-942）；表中的土丝业家数为塘栖镇土丝业同业公会的会员数。

尽管这是经过战争蹂躏过的面貌，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感受到昔日辉煌时的迹象。战争对市镇的破坏是巨大的，但是否会摧毁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或者具有强大工业和运输业支撑的商业机能则不能一概而论。至少从战争后塘栖商业的状况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行业急剧减少的现象，相反仍有48个之多。因而此表对我们分析抗日战争前的状况还是能够提供非常大的信息量的。

表中最能引人注目的除了行业之多、分工之细，便是家数众多的绸布业、水果业、茶店业和粮食业。有关绸布业的内容笔者已在“丝绸业的二元并存”一节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接下来就民国时期占商业比重很大的水果、茶店、粮食三业作一番简要介绍。

①水果业：自明清以来即为产品输出的大宗，尤以枇杷、甘蔗、杨梅、青梅著称。甲午战争以来借助本地便捷的交通运输业更是源源运往外地。由表四可知，枇杷、甘蔗、杨梅、青梅的外销率都在60%以上，市场的需求量非常旺盛。市场销售量大量增长的同时，产品的质量也在不断改进。民国期间，枇杷的品种从原来的两个增至十余个，青梅则增加到十六个，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44]1933年塘栖杨梅产量达到2300担，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2.3倍；30年代，上海市场上曾发生广东甘蔗曾冒充塘栖甘蔗出售的现象。^[45]可见，塘栖水果业生意之隆，众多人员从事该业也就不足为怪了。

②粮食业：主要表现在众多米行的存在。明清时期，塘栖缫丝业发达，抱丝易粟就已存在，随着现代缫丝业的建立，最盛时期本镇拥有女工达5000之多，无疑对粮食有着巨大的需求。再加上本地众多酿造工场、糕点工场的存在，因而本地的米市颇盛。民国前期，规模最大的当属袁同椿，有银洋12万以囤米，年进出约20000担；广泰丰年经营也达3000-5000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塘栖镇共有大小米商30多家，资金在500担以上的6家，其他的虽多采取米摊形式以小量零售为主，季节性较强，但每年进入流通领域的粮食总量并不小。^[46]除此之外，民国期间，塘栖从明清时期便已形成的为杭城中转粮食的职能并没有削弱，从海宁硖石、湖州等地而来途经塘栖的米船络绎不绝，粮食中转业务更使本地的粮食业如锦上添花。^[47]因此，1946年的13家粮店实不能反映米业最盛时的情况。

③茶店业：传统的服务业之一。民国期间，塘栖的茶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比明清为甚。规模较大的有兴发、谦记、栖园、得意楼等4家，其中栖园茶店5开门面，楼上楼下共300余座位，为杭县境内规模最大，得意楼也可供100余人小憩。^[48]茶馆的作用不止在于它的娱乐性，更在于它是传统社会的信息市场和买卖撮合的场所。诚如樊树志所言“各色人等赶到熙熙攘攘的茶馆中吃早茶、午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而是一种经济行为——目的在于探听市价行情，做成一笔生意”。^[49]以米业为例，每天清晨塘栖米商即以茶店为交易场所，卖者带样品，买主开定货，议定价格后立刻成交。^[50]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茶店业的存在犹如市镇经济运行状况的指示灯，茶馆数量越多越能见证市镇经济的发达和繁荣。

民国时期，塘栖绸布、水果、茶店和粮食等行业的兴盛，表明商业和工业、运输业一样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商业运行机制的有效保障，塘栖的水果能够俏销，米市能够繁荣、茶馆能够发达。当然，商业机制的建成和成熟运行并不仅仅与此四种行业有关，它是所有行业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众多行业的存在、商业类型的多样性特征，才赋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余地，从而也能更好地从事专业化生产，生产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商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商业不断前进，商业机制就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

工业投资的资本需求，商业运行的资金周转，强烈要求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而存在。也在民国期间塘栖的金融业经历了产生、发展，进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达到全盛的过程，从而对市镇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资金保障作用。

表六 1932年塘栖银行钱庄业概况表

*资料来源：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第111、112页；杭州档案局藏，民国35年《浙江工商年鉴》（档号K-1-1-11-1/1），第220页表《浙江省各县市金融业概况调查》。

与其他地方颇为不同的是，塘栖的银行成立比钱庄要早，这大概与机械缫丝工业发展迅猛，对资金需求量大有关。从杭县工农银行的服务内容来看，它也是明显以工商业大户为服务对象的。20世纪2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5家钱庄，户均规模在银洋3750元，远小于30年代浙省钱庄业平均资本13556元的规模。^[51]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塘栖的金融业成长的并不充分。至于造成银行“早产”，钱庄业较为滞后这种独特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与杭州距离较近导致的新事物接受较早、钱庄业务被省城分流有关，进一步的探讨有待加强。但不管规模大小，成立迟早先后，钱庄业对塘栖发展的历史功用我们并不能一笔抹杀。事实上，由于近代银行业借放款门槛较高，钱庄在中小额存放汇款业务上操作灵活，因而有着庞大的客户群。^[52]比如塘栖的钱庄存款、放款、汇款业务的数额、期限、利率均上门联系，当场拍板，给顾客的工商业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钱庄同业间的划汇业务，大大降低了商人异地结算的交易成本和携带现金的经营风险。细微之处，我们还可以发现，钱庄的业务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恒昌钱庄除存放汇业务外，也开设了与银行有关的业务，这不仅扩展了自身的业务范围，而且大大加强了钱庄业的生命力。从而形成了钱庄与银行相互配合、携手发展的景象。由银行和钱庄共同建起的金融业体系犹如一剂甘泉，使塘栖经济这朵充满着朝气、正当含苞欲放的花朵绽放得更加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