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的新口岸，江南地区的产品出口从而由广州迅速转移到上海。丝绸业方面，生丝出口税从原来的9.43%调低到3.97%，外贸条件十分有利。^[2]但整个19世纪40年代，上海港进出口总额的稳步增长，约一半以上是原广州口岸外贸业务转移到上海造成的，同时期全国进出口总额虽有增长，但显然并未达到上海口岸增长所反映的程度。^[3]事实上，世界经济对江南地区内部市镇的渗入，进而影响其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的改变是5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发生于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则为江南市镇的发展添上了曲折的一笔。关于这场战争对江南市镇的具体影响，学界评价是是非非。刘石吉通过对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地区市镇发展状况的考察，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战争的影响于市镇成长有着“催生作用”。^[4]而大陆学者从生产力破坏的角度更倾向于对其整体影响进行负面的评价。聚焦到塘栖在太平天国后的变化，也就产生了两种互异的观点。刘石吉认为塘栖在战后迅速恢复了；樊树志却认为，塘栖镇的繁荣局面到咸丰年间遭清军与太平军战争的破坏而一落千丈，日趋衰弱，今非昔比了。^[5]这两种观点到底是否符合实际，笔者认为还是应该放在世界经济联系的大背景下加以定夺。

仅就刘氏的史料支撑而言，其对战后塘栖迅速恢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6]虽然我们也知道太平军在维持苏南、浙北地区部分市镇商业秩序上的积极作用，无视太平军的军纪将不能给予其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但战争的爆发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置光绪年间方志中“咸丰年兵燹，梵宫琳宇尽付劫灰，巨室旧家半成瓦砾，风景百不及一矣……至今究未复原也。”的记载而不顾，尽管破坏的一方极可能是清军。^[7]而樊氏之言，过分侧重交通运输的破坏对市镇的消极影响，认为“咸丰年间，粤匪陷金陵，杭郡戒严，当局者筑垒于五林头，拆塘石为之，而塘遂圯。同治初年，省城收复，即次略加修葺，远不如前矣”，战争和交通的破坏使市镇走向衰落，就有忽视本土市镇内在活力和发展韧性的嫌疑了。^[8]

正当太平天国战争蔓延之际，西方列强传来了对中国土丝大量需求的讯息，战争与外贸因素交织在一起，太湖南岸市镇经济的发展有了新的历史机遇。由于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欧洲法、意等丝织业大国蚕体微粒子病流行，防治乏术，一时缫丝业原料来源紧张，丝织工厂转向东方国家进口生丝。江南地区所产土丝，量多质优，因而备受西方国家欢迎。表现在外贸领域便是从上海港出口的生丝量急剧增加，由1851年的14486担上升到1856年～1859年间的年均58605担，以辑里丝为代表的湖丝更是扬名天下。^[9]地处杭湖两府边境的塘栖所产土丝即为湖丝品种之一，明清时期就以优良的工艺畅销宁杭等大城市，此时面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产量更丰，出口量亦随之增大。据《海事惯例》（The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Silk）记载：1878年塘栖镇出口土丝42256斤，占整个杭州府出口总量的5.15%，1879年又增至61756斤，占整个杭州府出口总量的6.6%。如果考虑到这只是出口的部分，并不是流通领域的全部，那么实际的数量还会更多。清政府厘金局在1878年和1879年对浙江投售生丝的统计表明：1878年全省外销丝数量占总产量的86.4%，1879年外销丝数量占总产量的87.84%。我们不妨以全省外销生丝的平均比例为参照，经过折算，可得出塘栖在1878、1879两年中生产的进入商品市场的生丝实达49000斤和70000斤之多。^[10]在农家缫丝的生产条件下，如此产量的生丝务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事缫制。以技术优等的缫丝工来计算，70000斤的数量也需要7000人的庞大生产队伍，若再加烧火、添茧、加水等辅助工，从业人员当在万人以上。^[11]从纵向的角度来看，1879年出口量比1878年增长了46%，说明塘栖的土丝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出口需求的导向下，到19世纪70年代，我们已经看到塘栖的缫丝业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战争的创伤逐渐恢复，昔日的繁盛开始重现。

缫丝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而战争在历史上往往对生产起着破坏作用，那么太平天国战争与本地缫丝业发展并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又应该如何解释呢？除了前面所说太平军军纪对商业秩序的维护和国际市场的需求两方面的原因外，笔者认为也与本地区位特征、原有商业体系和经济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塘栖地处江南水乡，运河沿岸，不仅京杭运河贯穿镇区，本地域内也湖港纵横交叉，布满着众多荡漾河流。市河与运河相通，东、西、北三小河又与市河相连，且三小河两岸店铺云集，丝毫不亚于运河沿岸街市，“兵荒时，大堂店肆不能安业，商农俱集此贸易”。咸丰年间的战乱，虽然运河沿岸的堤塘毁坏严重，但对市镇商业机制的运行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破坏，交易活动的空间转移使市镇的商业在战争期间继续维持。当然，太平天国战争对塘栖商业机制的破坏不大并不等于没有影响。笔者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对塘栖商业最大之影响在于生丝销售对象的改变。刘石吉的研究表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西区之江宁、镇江、常州三府及浙西杭州、嘉兴、湖州各属所遭破坏最为严重。^[12]而江宁、杭州二府又是明清两代丝织业的重镇，明代以来宁杭便是塘栖土丝输出的最大市场，此时此刻战争对两城丝织业的破坏使塘栖的生丝销售面临着滞销的困境。而恰恰就在此时，西方列强传来了生丝需求的巨大呼声，在关税和价格的刺激下，塘栖的土丝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上海，销售对象进而由宁杭转向了海外。另一方面，本地土丝的规模化输出离不开交通运输业的支持。早在宋代塘栖地区水道便有“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入太湖，一由余杭而入栖溪，至塘栖又分为二：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由嘉兴而入东海。”明清时期，苏州作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苏杭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由杭州出发，经由塘栖、新市、乌镇、平望抵达苏州的路线即濑（烂）溪而落震泽之线，较为繁忙；乾隆中期后，上海开始崛起，沪杭贸易增多，由杭州经塘栖、临平、嘉兴到达上海港的路线即嘉兴而入东海之线，逐渐取代前者（参见附图三：浙北平原河道示意图）。因此，塘栖和上海的交通条件非常便利。特别是同治十一年（1873年）官营内河招商局在京杭运河行驶轮船，开办杭州至上海的货运业务，更加强了塘栖与沪杭等大城市在物资、信息等方面的联系，从而带动了土丝、水果等贸易交流的频繁。(www.daowen.com)

到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太平天国动乱确实对塘栖市镇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运河沿岸的商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但是比之西方列强对中国生丝巨大需求的影响，这种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又是次要的。因此战乱以后，市镇经济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并超越前代的辉煌。世界市场对塘栖生丝需求对市镇经济的恢复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种恢复也是与市镇原有的商业机制、交通运输和产业结构分不开的。正是明清时期孕育的市镇的发达的商业机制，便利的交通运输和优良的缫丝工艺，才使得塘栖在面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时显得游刃有余，并能适时地抓住商机来发展自己。缫丝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运输业的恢复，近代轮船运输的引进又为本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就在这种互动之中，战争的破坏逐渐被修复，市镇开始显现新的活力。

然而，深入发掘，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活力是缺乏技术革新支持的。19世纪70年代末塘栖年产土丝70000斤，从业人员达10000以上，产量之多，规模之大，是此前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种辉煌的技术支撑却历时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农户使用的缫丝器械还是明代就已普及的木制足踏缫丝车，生产效率低下，缫丝条分粗细不均。虽然同治十二年（1874年）南浔等地把湖丝摇成“干经”出口受到了外商的极大欢迎，每包“干经”售价可达500两，塘栖一带农户纷纷仿效，所制产品物美价廉，颇受客商赞赏。^[13]但这种小修小补的技术改进并没有挽救土丝被淘汰的命运，“干经”对土丝出口结构的改善也并不大。以1899年为例，中国共出口生丝123424担，“干经”仍只有17452担，仅占总数的14.13%，所起作用可谓杯水车薪。^[14]

因此，五口通商后至甲午战争前，塘栖市镇的经济经历了一个破坏、逐渐恢复，进而繁荣的过程，其辉煌是建立在外贸需求和明清时期积淀的基础上的。就其性质而言，是传统经济的恢复和加强，工业文明的欧风美雨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对其造成冲击，生产技术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革。因而，在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潜伏着被工业文明击垮的危机。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塘栖又是如何应对并且改变自己的劣势，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呢？下文将对这一问题做出专门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