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商业、便利的运输业和多样化的手工业体系，再加上众多商贾活跃其间，便构成了明清时期塘栖经济生机盎然的蓝图。这片商贾辐辏、航船千百的景象历500年而不衰，除了上述论证的种种因素外，亦与明清时期大一统的社会环境有关。总的来说，明清两代，版图统一，政治稳定，统治者的政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市镇经济发展的宏观条件较好。因而经济史学界乐于把明清作为一个整体的时段来加以考察，相应的表现为众多冠于明清经济史题目的学术论著。这样的研究对于揭示明清两代经济发展继承性的一面，进而把握经济状况的整体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也容易步入忽视明清两代经济发展差异性的认识误区。而注重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恰恰是个案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才能认识市镇经济在明清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呢？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正面解答有着非常大的史料和技术处理上的难度。清代的方志虽然对经济活动的记载比明中叶明显增多，但整体而言亦多属泛泛之谈，要对一个市镇明清两代经济的不同之处作清晰的概括与整理，史料上难以支撑。就技术层面，明清两代缫丝、碾米、酿酒等事关民生的技术也没有出现大的变革，市场需求较为稳定，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因此范毅军认为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量的扩张。^[97]范氏的论调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笔者也认为这种量的扩张并不是单纯的静态扩张，而是包含着经济组织方式变化的动态扩张。这就需要把市镇的单个经济体放在宏观的背景下来解读其明清两代发展的差异。下文主要以丝织业经济组织形式的变迁为例来说明两代之间市镇经济的不同之处。^[98]

吴承明在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时曾碰到以下困惑：资本主义萌芽，嘉靖万历年间记载颇多，但天启以后（进入17世纪）却极罕见，有些萌芽事例竟无下文，到乾隆时再现，中间有段空白。^[99]特别是丝织业在明后期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雏形，到市场更为成熟的清代中叶反而基本消失，被较为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替代了。^[100]笔者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明代成化末年塘栖有丝织工场，到了清代商品流通量更为扩大有关丝织业手工工场的记载却销声匿迹了。包买商和绸业庄号对手工工场的大规模替代成为清代经济的一大特色。那么这种看似是历史倒退的替代合理性又在哪呢？笔者认为应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并结合两种经济组织形式的特点来加以分析。手工工场体现的是雇佣关系，由雇主购买生产资料、机器设备雇工进行生产，它以出售产品赚取利润为目的，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而包买商与机户之间体现的多是委托—代理关系，机户拥有织机等少量生产资料，包买商采取统一收购、放料代织等形式负责原料的发放和成品的销售，畅通的商业机能是包买商制度存在的基础。如果把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放在清代实际状况中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包买商制度更具有市场的竞争力，其组织成本也比手工工场要低。首先，江南地区的专业劳动力市场并不发达，地域内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居多，男耕女织的特点决定了小农家庭兼业经营的性质，他们卷入商业和手工业很大程度上在于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因而劳动力市场往往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农民有土地作为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下，被雇佣者是否进入工场生产的选择余地较大，手工工场主对其生产努力程度的监督费用和管理成本也较高。其次，江南地区人多地少，城镇土地价格昂贵，厂房所需石料、砖瓦等建材供给受到严重限制，手工工场投资的费用较高，多数商人望而生畏。^[101]最后，在技术并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传统社会，手工工场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比单个机户的生产率高出多少，收益不高，而成本支出颇大，手工工场自然会被市场所淘汰。相比之下，包买商制度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不仅表现在其符合自耕农居多、机户具有一定生产资料的现实，免去了包买商自行设场的大量投资，而且发达的商品流通体系非常有利于包买商在较短的时间内购买原料和卖出成品，进而减少资本周转的时间，保障收益的稳定。与此同时，机户也愿意将丝织品卖于此类商人和庄号，一则可以减轻市场价格波动对收入的负面影响，二则可以降低自己买卖原料和成品的市场交易费用。因此清代包买商制度的出现和丝织业庄号的盛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双赢的产物。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清代包买商制度对工场手工业的替代，这一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大同之下的显著差异，是人们在市场机制下对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其根源就在于相对成熟的商品市场对落后的劳动力市场的替代。在发达的商业流通体系下，商品市场的交易费用较低，产品的大规模流通十分便利，而在落后的劳动力市场上不仅雇佣劳动的成本较高，而且手工工场中还需要大量的监督和管理费用，当工场内的交易费用超过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人们便倾向于用统一购买、放料代织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了。需要说明的是，清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经济组织由手工工场变为包买制度与西方历史上由包买商发展成手工工场进而演变成工厂的路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能因为西方的发展路径导致了后来的强大而对明清江南地区经济组织的变迁斥之以“倒退”。每一种发展模式归根结底还是由国情决定的，偏离了国情来谈先进和落后，无疑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当然，发展道路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其退出历史舞台也不可能挥之即去。五口通商后，西方工业文明东渐，与中国本土文化交相互融，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新的生产力与本土的经济体系冲突而并存，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原有的商品流通体系和包买商制度在承接现代工业冲击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特点。新旧因素相互激荡，从而共同书写了中国经济转型跌宕起伏的一页。身于江南腹地的塘栖，自然也不能例外。

[1]本书所指之“清”，如没有特别说明，均为五口通商之前的清王朝。此外，本书所说的市镇概念，也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即包括镇区和其辐射范围之内的四乡腹地。之所以如此定义在于：一、中国古代社会镇区与农村的差别并没有现在那样大；二、在经济关系上两者联系十分密切，故而可以视为一个统一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市镇的概念和城乡关系的界定，学界争议颇多，不同的角度有着相异的解答。了解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分歧，可参看：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载《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7-57页；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9-17页；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32-45页；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5期；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万历《杭州府志》卷34-市镇；万历《湖州府志》卷3乡镇，说明：明清时期仁和县为杭州附郭县。

[3]《塘栖漕运河考》，载于光绪《唐栖志》卷2-山水；如没有特别说明，以下的光绪《唐栖志》均为《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所收之版本。

[4]光绪《唐栖志》卷1-图说；取道临平即经由上塘河北上，上塘河为元以前杭城与北方联系的主要水道，其从杭州艮山门出，过仁和县临平镇、海宁县长安镇，后入钱塘江。因而两宋时期临平为“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市镇繁饶。但上塘河沿岸为沙壤土，易淤积，故元末张士诚开新运河，弃上塘河。

[5]南宋《咸淳临安志》卷20疆域五载“大云乡管里四：永泰葛墅仲墅华墅；丰年乡管里四：长寿五杭博陆前庄”可见南宋时其地并无塘栖。

[6]光绪《唐栖志》卷2-山水。

[7]浙江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九年版《唐栖志》序。

[8]光绪《唐栖志》卷1-图说。

[9]塘栖建镇的时间史书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明正统七年杭州至嘉兴的官道建成后，塘栖并没有立即设镇。不过成化十年《杭州府志》卷3市镇有塘栖镇的记录。因而笔者推断至迟到成化十年塘栖已建镇；栖镇四乡东西相距60里，南北相距25里，详见光绪《唐栖志》卷1-图说。

[10]光绪《唐栖志》卷15-方外引《栖水文录》；通济长桥一名广济桥，又名碧天桥，一名通济长桥，俗呼为长桥见光绪《唐栖志》卷3-桥梁。

[11]钱福，《重建长桥记》，载于光绪《唐栖志》卷3-桥梁。

[12]陈霆，《塘栖镇通济桥碑记》，载于光绪《唐栖志》卷3-桥梁。

[13]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纪衙署《塘栖镇添设水利通判厅记》

[14]万历《杭州府志》卷7-国朝纪事。

[15]许令典，《募修塘栖长桥记》，载于光绪《唐栖志》卷-3桥梁。

[16]乾隆《杭州府志》卷5-市镇；光绪《唐栖志》俞樾序。

[17]俞璈伯《塘栖行诗序》，载于光绪《唐栖志》卷1-图说。

[18]乾隆《唐栖志略稿》杭世骏序。

[19]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纪塘堤。

[20]光绪《唐栖志》卷4-街巷。

[21]万历《杭州府志》卷33-市镇。

[22]以上街巷分布皆引自光绪《唐栖志》卷4-街巷。

[23]光绪《唐栖志》卷4-街巷。

[24]光绪《唐栖志》卷4-街巷。

[25]光绪《唐栖志》卷1-图说。

[26]光绪《唐栖志》卷19-纪诗。

[27]光绪《唐栖志》卷18-风俗。

[28]塘栖镇志编撰办公室，《塘栖镇志》，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84页。

[29]据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1年版《塘栖镇志》85页记载，旧时唐栖一年四季庙会接踵，主要有二月十九观音生日，三月蚕花会、胜殿会、水南会、东岳庙会，四月财神会、朱天庙会，五月关帝会、瘟元帅会，七月龙王会、兰盆胜会、地藏香会，九月太均会等，其中又以三月廿四的东岳庙会最大。频繁的庙会期内，镇上商贩云集，集中了大批量商品，故而成为特殊形式的物资交流会。

[30]光绪《唐栖志》卷10-人物—义行沈璋传。

[31]万历《杭州府志》卷33-城池。

[32]顾炎武，《肇域志-浙江》（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1页。

[33]嘉靖二十八年《仁和县志》卷1-封畛。

[34]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纪仓储万历初年塘栖重建的粮仓共有两个：一属仁和在镇之南奉真道院之右，一属德清在镇之北大善寺左。仁和之仓堂隍岿然，廒廨鳞列……共有四余亩。

[35]光绪《唐栖志》卷20-杂记。

[36]万历时，“城中百万烝黎皆仰给于北市河之米……必储米六十万担为二月之粮”以此计算，杭州每年从外地调入的粮食数达360万担之巨。永乐间杭城周围共建临平、石灰场、仲墅、塘栖四处粮仓，360万担四仓平分，则每仓90万担。从万历初粮仓的规模来看，塘栖呈一枝独秀之势，其储粮100万担应当不为过。

[37]光绪《唐栖志》卷1图说；据李伯重的估计清代江南每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担，五口之家按四个成人计算，“居人水北约200余家，水南则10倍”共2200×4=8800口，8800×3=26400 担，即年耗米量在25000担以上。有关李伯重对清代江南地区人均粮食估算的详细情况可参考其文：《“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8]光绪《唐栖志》卷18-风俗胡元敬语。对于这句话据笔者观察学界存在着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开典和囤米是分开的两种经济活动；李伯重认为开典是为了典当稻米，因囤米而开典，即是同一种经济活动（详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90页），笔者持前种观点。同时对于“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屯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出现的时间不同的书本有着相异的看法。据笔者考证，胡元敬为嘉靖时人，说此番话反映的是嘉靖时或为近不远的情况。《余杭县志》90年版把其推到成化年间，足足往前了100年，笔者认为可信度不高。樊树志把胡元敬说成明末人（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395页）也是不确切的。

[39]光绪《唐栖志》卷18-物产。

[40]杭州市档案局编《杭州市丝绸业概况》，第12页。

[41]乾隆《唐栖志略稿》下卷。

[42]光绪《唐栖志》卷18-选举表。

[43]据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塘栖镇志》62页载：活跃于塘栖市镇的外籍商人群体主要有徽商、甬商、杭商、绍商和闽商。除了经营货航班的绍商应该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新出现的客商外，其余的渊源都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其中的杭商就以经营囤米和贩丝业务而出名。

[44]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

[45]光绪《杭州府志》卷81-物产四。

[46]从康熙年间政府发布告示的碑文（《杭州府仁和县告示商牙机户并禁地棍扰害碑》《杭州府告示商牙机户店家人碑》）“禁止地棍扰害”“白赖”插手贸易，确保“客商机户牙人面同交易”和“各路商贾来杭兴贩绸缎，势必寻觅牙人”“商贾远来置货，必投歇家寄顿”等内容来看，行商通过牙行专门订购的贸易方式应当较为普遍。

[47]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物产。

[48]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物产。

[49]乾隆《唐栖志略稿》下卷沈谦《栖水竹枝词》；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物产。

[50]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物产。(www.daowen.com)

[51]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物产，及乾隆年15年进士周天度诗。

[52]光绪《杭州府志》卷-81—物产四；民国《德清县志》卷2-舆地考—物产。

[53]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物产；光绪《唐栖志》卷2-山水。

[54]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物产。

[55]塘栖镇志编撰办公室，《塘栖镇志》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2页。

[56]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57]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58]本书对传统手工业的分类参照了李伯重的分法，即按照工业的最一般概念“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对农产品、半成品等进行加工的生产事业”，把从事消费资料生产为主的工业称轻工业，从事生产资料生产为主的工业称重工业（详见《现代汉语词典》1980年版375页、923页、1488页）。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以前不存在真正的轻工业和重工业，不过某些工业部门从事消费资料生产，某些工业部门从事生产资料生产，这样的分工还是存在的。为了更好的理解塘栖市镇工业结构的特点，笔者认为此种分类还是有必要的。

[59]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60]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1990年版《余杭县志》第7页；《杭州府禁止机户立行首告示勒石碑记》收录于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125页；《仁和县禁止机匠停工挟制告示》碑收录于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123页。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民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国旧式丝织业工场也并不多见，晚清时期账房制度曾得到一定发展，但大多还是停留于放料或者放机的阶段。因此，碑刻材料反映的劳资矛盾是否谈得上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关系，笔者存疑。再者，哪怕雇工现象普遍存在，考虑到江南地区小农经营的兼业性特点，此种劳动力市场也应该有着很强的季节性特征。看似冲突矛盾复杂的劳力市场其实未必发达，同时行首的出现到底能否真正代表机匠的利益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笔者更倾向于把这种市场关系看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不过在问题理清之前，还是应该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此处暂且以“劳动市场”“雇佣关系”称之。有关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状况，我们还将在本章结尾部分进行详细探讨。

[61]龚高法等，《18世纪我国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气候》，载《地理研究》，1983年第2期。

[62]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余杭县志》264页。

[63]光绪《杭州府志》卷81-物产四，引《仁和县志》；光绪《杭州府志》卷81-物产四。

[64]塘栖镇志编撰办公室，《塘栖镇志》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88-89页。

[65]塘栖镇志编撰办公室，《塘栖镇志》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90页。

[66]塘栖镇志编撰办公室，《塘栖镇志》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2页；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物产。

[67]光绪《塘栖志》卷18-物产；光绪《杭州府志》卷81-物产四。

[68]余杭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余杭县志》5页。

[69]万历《杭州府志》卷31公署；并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242页；《明会典》卷之27会计三（漕运）漕船：嘉靖三十八年题准浙江粮船，行令北新关设厂，工部抽分主事，兼理打造。

[70]塘栖在仁和县北50里，按照清代漕运的规定，在浙江至山阳的大运河航段上，“重运”（满载漕米）行船顺流每日40里，逆流每日20里（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2页），逆流与顺流合计，平均日行30里。杭州至塘栖河道宽阔、水流平稳，因此行船速度还会快一些。各种货船合计，每日行30-50里，应是常情。

[71]塘栖镇志编撰办公室，《塘栖镇志》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02页。

[72]《筹海图编》卷13-经略三，转自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73]俞璈伯《塘栖行诗序》，载于光绪《唐栖志》卷1-图说。

[74]“超轻结构”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与工业革命前英国经济结构进行比较产生的概念。如果近代以前英国的工业结构由于重工业比重尚小且属于“轻型结构”的话，那么江南的工业结构就应当被称为一种“超轻结构”了。此种说法最先由李伯重提出，详细内容请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第455-470页。

[75]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纪塘堤。

[76]光绪《唐栖志》卷18-事纪—纪塘堤；王稚登《客越志》，载光绪《塘栖志》卷19-纪诗。

[77]除1为明-程宇春《士商类要》卷1外，其他都来自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两者均附于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78]仅就笔者管见所及，清代乾隆57年吴中孚的《商贾便览》中还有关于塘栖经余杭至富阳县水路的记载，此条信息转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9]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80]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81]〔英〕巴顿，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译《城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2页。

[82]卫星城镇的出现是工业化的产物，其理念最初来源于1898年英国人E.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思想，其（satellite town）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则是由美国人泰勒在1915年提出的。卫星城市的真正发展是“二战”以后的事情，最初由英美等国家在距离大城市较近的地方设立具有居住职能的“卧城”，后来随着功能的扩大，比如工业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建立，其规模和独立性也不断增强，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其人口一般在15万～20万。在众多的卫星城镇建设中，以伦敦地区为最具代表性，早在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中为疏散人口而计划设立的8个城镇即是卫星城镇的典型。卫星城镇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与大城市的分工性和产生的规划性。不过对于它的评价，各国学者历来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其对缓解大城市的各种矛盾起了积极作用；有的认为卫星城镇投资巨大，建设时间长，对缓解中心城市矛盾的作用并不明显。我们不管其功用、评价到底如何，但从起源上来看其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和城市规划思想的体现，中国本土社会并没有诞生出严格意义上的此类卫星城镇，则是可以肯定的。有关卫星城镇和城郊化理论的最新研究可参考：（美）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第四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278页。

[83]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八版，第152、158页；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其文连载于《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2002年第1、2期。

[84]宋时数据转自《杭州历史文化图说》南宋部分；明代市镇数由笔者根据《万历杭州府志》卷34市镇、嘉靖二十八年《仁和县志》卷1封畛—市镇、万历三十七年《钱塘县志》卷1-纪疆统计而成；清代数为光绪《杭州府志》卷6市镇杭州所属附郭县钱塘、仁和市镇数。

[85]详见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其文连载于《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2002年第1、2期。

[86]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23页。

[87]清-康熙年间张之鼐辑《栖里景物略》，转自杭州市档案局编《杭州市丝绸业概况》，第12页。

[88]《乾道临安志》卷2-镇“江涨桥镇临平镇范浦镇右並端拱元年置隶仁和县”；《梦粱录》卷13-两赤县市镇说明：钱塘仁和附郭名曰赤县。

[89]光绪《杭州府志》卷64-赋税7载：北新关，自明宣德四年始成化四年废，七年复设，遂为定制，国朝顺治二年设立北关以征船料商税历今无改，分设征收税银口址15处。其中临平务在仁和县临平镇去大关东北45里，通省城和长安（海宁县一大镇）；张大昌《临平记补遗》卷3，引成化《杭州府志》。

[90]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91]沈谦《临平记》卷-1事记第一。

[92]雍正《北新关志》卷6-利弊转自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第114页。

[93]光绪《唐栖志》卷10-人物—义行·沈璋传。

[94]康熙五十年《杭州府仁和县告示商牙机户并禁地棍扰害碑》、康熙五十五年《杭州府告示商牙机户店家人碑》收录于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一书。

[95]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96]笔者根据光绪《唐栖志》卷8人物整理而成，同时参考了陈国灿等《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285页表29作者收集的双林，菱湖，新市等镇明清科举及第的概况，得出塘栖的人文在前者之上的结论。详细情况请见附表：“明清两代塘栖南浔等市镇科举及第人数比较”。

[97]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载《史语所集刊》2002年第73本，第3分册。

[98]以下部分的撰写在分析框架上主要参考了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经济组织和企业理论的论述，主要有：（美）德姆塞茨著，段毅才等译，《所有权、控制与企业》，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75页；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97页；杨小凯、黄有光著，张玉纲译，《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28页；英-科斯《企业的性质》，收于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17页。

[99]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2页。

[100]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不过，对于天启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空白现象，吴承明从经济增长周期和白银供给增减对国内经济波动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有关论述的详细内容可参考：吴承明，《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原载《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1995年第1辑，此文也收录于吴氏《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01-237页。笔者深同吴承明的观点，以下的分析也并不是在否定吴氏的研究视角，而是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此种现象进行另外一种解读。如果说吴老的分析侧重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的话，那么笔者的解读则是以国内市场自身发展的特征为重。同时，笔者也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百花齐放，对同一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问题的本质，因此笔者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丝织业的历史发展状况进行再思考的尝试，至少从打开分析问题的维度而言，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101]有关能源建材对工场规模化生产制约的论述，请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455-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