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经济学把位于特大城市远郊，在职能上与特大城市保持联系，在地域上则环绕大城市分布的城镇称作卫星城镇。这些卫星城镇依与母市之间的远近表现出不同的性质。距母市较近的卫星城镇居住职能和依赖性较强，而距离较远的卫星城镇则工业职能和独立性较强。卫星城镇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必须为母市承担部分职能，其自身的发展具有依赖性。^[81]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理论大多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并不适宜，中国本土社会自身也没有孕育出具有西方定义的卫星城镇。^[82]但其强调市镇与大城市分工互动这一点则对我们重新思考明清时期大城市和位于其附近的市镇之间的经济关系有着很强的启发意义。

目前“明清时期大城市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观点业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无论是傅衣凌对明清时期大城市“开封型”、“苏杭型”的划分，还是李伯重对明中叶至清中叶苏州工业发展的个案解剖，都表明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城市在清明时期有着持续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比重较大”，表现出“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83]与此同时，他们周围还布满了众多新兴的市镇，呈“众星拱月”之势。仅就杭州府而言，明代杭城周边的市镇由宋时的15个增加到26个，清代则又上升到61个。^[84]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共同发展构成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原生型城市化道路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些大城市与环绕其身的市镇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呢？李伯重对明清时期苏州工业变迁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他认为：明清时期苏州周边专业市镇的兴起与府城工业的对外扩张有关，由于经济的发展府城内出现了环境污染、地价过高的现象，这些因素迫使府城部分工业外迁，由此出现的工业郊区化与产业转移是周边市镇兴盛的关键所在。^[85]在此我们先撇开大城市工业扩张是否是中国本土城市化道路的主流的问题，仅从杭州，这座在经济上与苏州具有很大相似性的城市考虑，明清时期也确实存在着如苏州那样由于环境污染、地价过高而出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郊区化的现象，最明显的就表现在杭城的支柱产业丝织业的空间转移上。据蒋兆成对杭州府城机神庙位置变迁的研究：从明永乐年间到清嘉庆年间，机神庙建立的过程清晰地反映了杭州丝织业的中心区由城西向城东北郊近运河的转移过程。^[86]产业转移或输出的实现需要合适的载体来进行承接和吸收。而塘栖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运输和本地的资源禀赋恰好使其能够较好地吸纳杭城丝织产业的输出。

塘栖距杭州府治55里，航船只需一天的行程，优越的交通条件不仅使本地的农产品易于输出，也给本地手工业品到大城市的深加工带来了便利。与区位特征并列的是，塘栖土性宜桑，产丝尤多，有着大批熟练于缫丝的技术人员，丝织业生产的社会协作条件较好。其丝织业原料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对杭城丝织业低端环节的输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只要杭城丝织业输出的推力和本地的拉力一经结合，塘栖丝织业生产的综合优势就会立刻凸现。这种结合的现象最早发生在成化末年，张毅庵杭城罢酒业于镇上开设织机二十余张的丝织工场；紧接着嘉靖年间，“徽杭大贾，视此地为利之渊薮，开典屯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进入清代，更有徽杭大贾“俱开机镇上”，生产绸、罗、纱、绢等织物，市镇的丝织业因而得以不断壮大。^[87]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土丝织业的发展，即便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也是产业结构升级，市镇独立性增强的体现。丝织业的发展还带来了系列的连环效应，表现在染坊等配套设施的建立，这又为本地棉布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作为郊区市镇的塘栖，杭州产业输出对它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至少在明清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种外因对市镇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往学者在描述明清时期大城市与周边市镇关系时，过分强调市镇对城市农产品、工业原料输出的依赖性，而忽视了城市对市镇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无疑不利于我们对市镇经济持续繁荣的根源的探讨。通过对塘栖与杭城互动关系的分析，农产品的输出和丝织业的吸纳，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郊区市镇的依赖性与独立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进而达到和谐并存。只有认清了这点，我们才可能对江南市镇客观地评价，才能更好地把握市镇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

不同的历史时期，市镇的发展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塘栖的兴起对杭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对其周边的原有市镇产生了多面的影响。影响有利有弊，决定这种利弊的最终效果，既有现实更有历史的原因。对塘栖与邻近市镇之间竞争合作的博弈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市镇的时代特性，而且也便于从中窥见大城市历史变迁之一斑。在此，我们以与塘栖最为靠近的又一大镇临平为例。临平镇，位于仁和县治东北40里，由塘栖可经由运河而达。其设镇于宋端拱元年（988年），南宋时甚盛，“南北往来取道于此”，“户口番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88]明初在此设北新关的分关，成化时“海宁与仁和上塘蚕丝，于临平市贸易居多”，还相当发达。^[89]但此后“驰泽者舍临平而塘栖”，地位逐渐下降。陈学文先生认为“它是以交通运输与转销商品为主要职能的市镇，缺乏重要的手工业或农副产品的加工业，所以一旦当运河改道，它就失去了经济支持的力量”。^[90]言之精辟，一语道出了临平渐衰的根由，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加工业为何没有发展的原因。临平的交通位置与本地物产可以说丝毫不亚于塘栖，其地位下降的缘由笔者认为应从该镇产生的时代背景思考。北宋时期，杭州经济处于腾飞阶段，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外地原料，临平因流通的要求而设镇。进入南宋，杭州作为都城，是一个典型的“开封型城市”，由于政治因素，巨量的消费品需求刺激了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这种生产具有畸形的特征，形成了巨大的集聚效应，导致周边地区原材料的直接输入而不是就地加工。这种积聚性表面上带来了周边地区市镇的兴起，实际上是杭州与周边地区的资源竞争，实质上是一种“逆城镇化”，根本无法体现大城市应有的辐射效应。临平经济的“天生不足”，也就成了明代渐衰的主要原因，这是由时代局限性所致的。明中期后，临平的地位下降是相对塘栖而言的，虽然明末临平已变成“地不满十里，户不满万人”，规模不大，却仍在发展。^[91]雍正年间“轻绸机不下二三百张，每机一张，每日出绸一匹”，说明当地的产业结构也在升级。^[92]发展的原因应和塘栖一样，除了本地的资源禀赋，更在于杭州的辐射效应和产业输出。临平的曲折发展形象地反映了塘栖兴起的时代利因，即大城市在职能上从积聚到辐射的转变。明清时期杭州的此种变化意味着大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因市镇的兴起而停滞，反而在与市镇经济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了良性互动，这种城镇格局的形成具有很强的韧性，江南地区现代工业引进的成功与否也必将与此息息相关。

经济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塘栖工商业的繁荣不仅在于以上“天时、地利”的一面，还需要“人和”的一面。除了徽杭大贾异地商人的往来行梭，本地居民是当地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职业分布是当地经济活动的“反光镜”，对其加以分类，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市镇经济的实际运行。笔者把收集的资料作了粗线条的整理后，对市镇居民的职业生活概括如下。

①工场主：在本地开办各种作坊或手工工场的投资者。如“罢酤酒，开织机”的张毅庵，制作糖色的姚灿然。他们拥有的资本较大，实行雇工生产，是中国古代本土的“企业家”，但由于实力更为雄厚的徽杭大贾多聚此“贸丝开车”，人数可能较少。

②坐贾：在镇上开设一定规模的米店、酒店、茶肆的众多店主。如开织机前经营酤酒生意的张毅庵。他们善于捕捉商机，获取高额利润，如明景泰年间的本地人沈廷璋“日客童仆坐列肆中，视人所弃者取之，人所取者予之，操有余以待不足，不数年以财擅一郡”。^[93]塘栖各街“茶室、酒店居多”，这类人应当较多。(www.daowen.com)

③土贾：把货物贩运到其他各地的本地商人。如“郎去金陵奴在家，金陵风气最豪华，卖却丝归多倍利，为侬带个大红纱”所反映的生丝商人是也，从业人员不得而知。

④牙人：小生产者和贩运客商之间商品贸易的中介人，分官牙、私牙。从康熙年间仁和县政府的碑文“禁止地棍扰害”、“白赖”插手贸易，确保“客商机户牙人面同交易”和“各路商贾来杭兴贩绸缎，势必寻觅牙人”，“商贾远来置货，必投歇家寄顿”等内容来看，牙人收入颇高，人数亦不少。^[94]

⑤雇佣工人：包括纺织业、碾米业、造船业、医药业、食品再加工业等各个行业及与之配套行业雇佣的工人，他们往往“计日受值”，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从道光年间政府禁止机匠立行首的行为看，行业工人的队伍十分庞大。

⑥个体户：如机户、小渔民、小摊贩主、脚夫等，他们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市场性趋向强，为市镇提供鱼肉等食品和必要的劳务服务，职业分散零碎，但业者总数较大。

多类型的职业划分反射出市镇经济的活动特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各种商人在分类上（而不是人数上）比重最大，这不仅是市镇商业活力的体现，而且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江南地区人多地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较大，社会本身孕育着过剩人口向商业、手工业转移的内在要求。明中叶“张居正改革”实施一条鞭法后，规定“商贾无田者可免去赋役”，这就产生了外在的驱动力使民间不复投资于土地，资财向商业、手工业转移，刺激了商人阶层的形成。同时，江南文化的兴盛也是商人增多的推动原因。“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商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95]明代，塘栖出进士15个，举人40个，五贡14个；清代（截至光绪15年）进士23个，举人64个，五贡43个。登榜的如此之多，远在南浔、双林、菱湖、新市等镇之上。^[96]如果考虑到金榜题名的只是极少数，那么名落孙山的就更多了，这便为商人阶层作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商人人力资本较高，乐于投资商业和手工业，雇佣工人的出现，又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就在这一系列的变动之中得到发展。“嗜利”人群的增多，代表着市场活动的合理化，这又是迎接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所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