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栖，亦作唐栖，位于杭州府仁和县治北54里，湖州府德清县治东南35里，明清时期以运河为界，分属二府两县，其南属仁和，其北属德清。^[2]塘栖有着优越的水运条件，“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入太湖，一由余杭而入栖溪，至塘栖又分为二：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由嘉兴而入东海。”^[3]但在两宋时期它的区位优势并没有得以发挥，“盖南宋以前南北往来皆取道临平”，因此塘栖在元以前地位极不重要，地方也较为荒凉。^[4]南宋《咸淳临安志》载“其地有永泰里，葛墅里，五杭里，博陆里，前庄里而独无塘栖”表明它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5]

塘栖的发迹始于元末运河的开凿，“元至正间（1359年），伪吴张士诚以军事往来，由五临港开至北新桥，而塘栖至杭州始成大河，其时曰新开河，水路通矣”，此后“凡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于此”，^[6]塘栖的交通运输职能渐渐凸显；“运河开，始成市”，市镇经济也有了发展的迹象。^[7]明正统七年（1442年），“通判易輗巡抚侍郎周忱自北新桥起迤北而东至崇德县界修筑塘岸，建造桥梁”，改变了先前“水路通矣，而陆路尤未通矣”的局面，“水陆通行，便于漕饷，而塘栖始为南北往来之孔道”，于是“驰驿者舍临平而塘栖，人烟以聚，风气以开”，塘栖渐成为运河边新兴的流通型市镇。^[8]最迟至成化十年（1474年），塘栖已建镇，统辖“五十里之经，二十里之纬”的农村四乡，从而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广阔腹地，进入了快速崛起阶段。^[9]弘治二年（1489年），横跨运河南北的通济长桥建成，“风气以开，得建此桥……渐成名镇”。^[10]到弘治十一年（1498年）重建长桥之际，“有镇曰塘栖……裔是而往交横闽越之珍商巨贾，凡以充中国之要需，秦晋鲁吴之铁冶毛罽，凡以济南土之不及”已分明是南北商贾荟萃、货物交流的集散地了。^[11]

因“运河改道，日益繁盛”的塘栖，从荒野之郊一跃成为商货鳞集的大镇，速度是惊人的。不仅如此，它的繁华还表现出相当强劲的持续性，且呈加速之势，充分显示了新兴市镇的内在活力。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霆《塘栖镇通济桥碑记》写道：“其地联带江湖，引接鸥越，萦洛吴会，使传之经行，商贾之走集，徒旅之往来，既以会道之要冲而凑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横，旷岸并睨，市区氓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鹜，肩摩迹累……”。^[12]隆庆六年（1572年）周诗描述市镇的盛况：“遥当水陆孔道，控带三郡，盖浙藩北一大门户也……泉货丰衍”。^[13]万历《杭州府志》说：“塘栖为仁和名镇，当水陆孔道，全货凑集。”^[14]天启七年（1627年）许令典的《募修塘栖长桥记》记载道：“塘栖，巨镇也，省直舟楫挽输所必由孔道也”。^[15]终明一代，塘栖俨然以浙江巨镇的面貌矗立于杭嘉湖平原上。进入清代，它并没有因王朝战争的破坏趋于没落，反而呈现出更强劲的发展态势。不仅号称“市镇之甲”，还“实与小邑等”，堪与县城相媲美。^[16]“居民稠密，不数里间烟火几有万家”，盛况比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17]据乾隆年间（1770年）杭世骏的描述：“以一桥为之锁钥，夹岸筑塘，市廛隐赈……声沸水面，百货充斥，工匠斤削之具，靡不具……夫百步之内，有芳草十室之邑……虽壤地偏小，高贤栖托，风雅隶兴，卓、吕、丁、吴诸大姓矫尾厉角，峥嵘于胜国之季，声妓园林号称极盛。”^[18]这种繁荣一直延续到咸丰年间，由于“粤匪陷金陵，杭郡戒严，当局者筑垒于伍林头，拆塘石为之，而塘遂圯”，交通及战争的破坏，才使市镇的状况“远不如昔”。^[19]有关太平天国战争对市镇的影响到底如何的问题，笔者将在下一部分作专门的探讨，在此先存而不论。

从塘栖市镇的变迁史来看，它的兴起源于便利的交通，“新开河浚，碧天桥成，会垣驰驿，塘栖首程，居民担负，商贾经营，两岸列肆，百货充盈，蜂屯蚁聚，临河两岸，市肆萃焉”，交通条件的改善带来了商业的高度发达。^[20]从某种意义上说，塘栖的繁荣是建立在以流通为纽带的商业基础之上的。因此，要了解塘栖长期兴盛的原因，对其商业运转机制作一番分析实属必要。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市镇的商业布局。作为一个运河沿岸的市镇，塘栖的市肆沿河而列，集中分布于运河和市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明代的方志对此除了规模“不下中州望县”的模糊记载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21]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市镇街巷分布的材料最早是乾隆年间的记录。鉴于市镇商业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清代街市格局的形成离不开明代的积淀，从乾隆时期的情况我们也能窥探出盛明时的面貌，因而转录如下（详见附图一：乾隆塘栖市镇图）。

1.水北商贸区

水北大街——位于运河北岸，自广济桥过东到三分桥等处，为杭州至嘉兴的官道地段，“行旅征程，昼夜如织，居民临河列肆”。

北圣堂街——在水北长桥之西，亦与水北大街连壤，为非纤道官塘，“车商殷户市廛环列”。

2.水南商贸区

桥西大街——位于水南大桥之西，分上下两墈，上为宅第市肆，下为纤道征途，“此街商农交集，贸易繁多，倍于他市”。

大塘街——位于水南长桥之东，一名西石塘，又称大塘，此街“面临运河，无输挽征夫之扰，局面恢宏，铺肆饶裕”，内为吉家兜街，“其间医室、画铺、茶室、酒店居多”。

西市街——自西市角至喻家角一带，皆闹市。

北小河街——自思古桥以东，通西市街，“此地茶寮、酒肆，大厦连云，第宅居多”。

西小河北街——自喻家湾到圣堂角一带，皆闹市街。

西小河南街——自横潭卓氏见山堂至任家角皆是，内有蔡家阜，“为船阜，各路客船聚泊于此”。

市南街——自八字桥至赵家兜口，成市集。

南市街——自玉龙桥自马家桥，为棉花集市。(www.daowen.com)

东市街——自马家桥落北至东市角长街皆是，口为东小河街，“此地面山临水，多酒楼茶室，书画装潢，医卜店肆，一时名流小饮清谈多集此，且地多米栈、仓房，为巨室积储之地，街尽处为木行”。^[22]

区区一镇，便有如此众多的商业街巷，实在令人咂舌，而且商业布局已呈现鲜明的专业化特点。蔡家阜是各路客船聚泊之所；南市街为棉花集市；吉家兜街、北小河街形成了以酒楼、茶室、医卜、书画为主体的服务业；东市街多米市、仓储之地；南市街、桥西大街为商农贸易繁多的农贸区；大塘街、水北大街则是铺肆饶裕的商业区。这种合理的分工是商业高度发达的结果，同时也部分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内容。在市镇商业的分布状况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河南诸街较之水北各街要繁华得多，这很大程度上与河南街道的建筑风格有关。河南诸街店宅临河而建，筑有廊棚，既可遮阳，又避风雪，是商贾经商买卖的理想场所，故此处“商农泉货云集，咫尺雨旸，风雪屏隔户外，虽肩贩力夫，亦不知有风霜暴露之苦”。^[23]另外，市河所属各街的商贸并不亚于大塘街，“三小河北岸尤胜也，此地向多甲第，兵荒时，大堂店肆不能安业，商农俱集此贸易，为最盛处。”^[24]它们在战乱时维持了市镇商业的正常运转，对历次战后塘栖经济迅速恢复的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商业运营时间的长短和季节分布是市镇繁荣的重要标志。塘栖行旅征程，昼夜如织。明初新开河浚，碧天桥成，即“以官道所由，风帆梭织，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得少休，自嘉秀而来者亦至此泊宿”；^[25]嘉靖年间“出贩者晨驰夕鹜，肩摩迹累”；清代康乾时期更是“日来船千数晚泊塘栖”。所以市场交易颇为繁盛，日市和夜市均很热闹。其中，夜市的发达程度尤能说明市镇的繁盛状况。史料中多处有关航船的记载表明夜市的消费对象主要为各地来此泊宿的商贾。塘栖夜市的具体规模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众多文人对夜市的形象描绘来看，场面应颇为宏大，景象也非常壮观。从他们“暮烟紧缆塘栖市，照水满湖灯火红”“四十五里灯火夜，一川风雨泊塘栖”“萧鼓声喧春梦沓，两廊灯火映溪红”^[26]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想象：夜晚的塘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现在江南运河之畔。外地商贾的到来推动了夜市的成长，同时夜市也给商品流通于良性的反作用力，“官肪运艘，商泊之旅，日夜联络不绝”的现象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不断壮大。^[27]与每天的日市和夜市相类，季节性的香市和庙会对市镇商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十分重要。塘栖地处水道要冲，是春夏之交苏、嘉、湖等地众多香客前往杭城朝山进香的必经之地。香汛期间，市镇内樯帆云集，客贩叫卖之声不绝于耳。^[28]庙会是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清时期庙会也颇为频繁。每逢会市，四方居民涌入镇上，娱乐和购物并举，因而明清两代众多的香市和庙会也是市镇商品消费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29]

最后，商品流通的种类是商业繁盛并持续与否的晴雨表。塘栖“素号哄市，岁计食货贸千，毋虑数十百万”。^[30]巨大的贸易额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商品流动。明清两代，塘栖的贸易以粮食、生丝绸缎、水果、棉花棉布及其他特产为大宗。

1.粮食

以中转贸易为主，极大部分输往省城杭州。杭州自宋代以来便是一个缺粮的城市，到了明代这种状况并无好转。万历时，“城中百万烝黎皆仰给于北市河之米……必储米六十万担为二月之粮”。^[31]清代杭州缺粮的状况更趋于严重，因而顾炎武说“（杭城）米珠取之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食之储”。^[32]塘栖地处杭湖之间，“北通苏湖常秀等河，凡诸路纲运贩米客船皆由此达于城市”，自然而然成为杭城的粮食储备地。^[33]塘栖的粮仓始建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后经多次重建，万历初建的南仓面积“共有四余亩”。^[34]嘉靖时，“杭人囤米塘栖，每岁必数十万担”。^[35]若以万历时杭城缺粮的数目计算，塘栖每年的储粮可能在一百万担左右。^[36]随着市镇经济的发展，本地人口的增多，当地的粮食消费量也在上升。姑且排除大量流动商贾消费，按清前期“居人水北约200余家，水南则10倍”的市镇人口数量计算，每人日耗米1升，每户5人，则粮食需求至少在25000担以上。^[37]怪不得嘉靖年间徽杭大贾就视此地为“利之渊薮，开典、屯米者，骈臻辐辏”。^[38]

2.生丝绸缎

为本地产品输出中的大宗。“塘栖田少，遍地宜桑，春夏间一片绿云，几无隙地，剪声梯影，无村不然，出丝之多，甲于一邑”。^[39]不仅产丝数量众多，而且还有着优异的品质。居民制丝用水多采自当地白栗山泗水庵内的龙泉井，所得丝，视他水缫者尤重，故而市场销量广阔。^[40]明代，塘栖的土丝销售已远及南京。“郎去金陵奴在家，金陵风气最豪华，卖却丝归多倍利，为侬带个大红纱”。^[41]此种异地输出的规模应当不小，虽然塘栖可“一水所达远及金陵”，但遥远的路途意味着高额的运输费用，如果没有数量上的优势，商人收入难以达到“多倍利”的效果。^[42]当然与南京相比，杭城对塘栖的生丝更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云集于市镇的杭商也多从事于贩丝业务。^[43]因而，明清两代杭州对塘栖外销土丝的吸收量应该是最多的。也正因为“出丝之多，甲于一邑”，本地丝织业的工场化生产起步较早。成化末年（1485年左右），塘栖人张毅庵“罢酤酒，购机一张，织诸色苎帛……积两旬，复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及”。^[44]嘉靖年间（1522—1566），徽杭大贾纷纷看中塘栖充沛的原料供给，“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商业资本涌入生产领域并形成手工工场的性质。塘栖的丝织业开始由单一输出走向丝、绸二元并举的结构模式。到了清代，绸缎的销售比重提高，且出现了新的品种——绵绸，“今纺绵而成者曰绵绸，以丝绵指捻丝作，细绒织成为上……仁和塘栖多为之”。^[45]绵绸价格“不甚高，以土俗勤作之多耳”，主要针对广泛的低收入消费群体。至于丝织品的外销渠道，不外乎三种：徽杭大贾贩运到各地，行商通过牙行专门订购，本地商贾自行售出。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塘栖的部分绸缎并没有直接进入流通环节，而是作为半成品，先送到杭城进行深加工，再由大贾转运各地以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46]

3.水果

是具一定知名度的地方特产，外销以江南地区的大城市为主。塘栖土地不仅宜植桑，而且“土性宜果，若枇杷，蜜橘，桃梅，甘蔗最著也，培植极工，旁无杂树，一亩之地可值百金”。^[47]塘栖枇杷久负盛名，《本草纲目》曰：“塘栖产枇杷，胜于他处，白为上，黄次之”。每当收获季节，“各村皆是筠筐千百，远贩苏沪，岭南荔枝无以过之”。^[48]所产蜜橘，“有齐无核，味极甘美”“塘栖蜜橘最珍，风味在闽产之上”，形成了“蜜橘产栖里者金钱者最佳”的品牌效应，上市之时，“富翁派买船排比封织”。^[49]“梅李则独山，超山，盘杨，横里为盛……苏商收买，每就其地大开园场”。^[50]甘蔗，菱次之属，也实现了商品化生产，“（甘蔗）盖虽出于小林，而塘栖各乡种者尤多也。若夫菱藕之属于塘栖小乡尤宜”，这些产品售到省城之余，有“输于吴船往来熟”的记载，估计以销往苏常等地居多。^[51]塘栖水果市场的兴旺不仅仅在于所产种类之多、质量之优，还体现在终年长期的繁盛上。由于莲藕上市于清明时节；枇杷产于五月底、六月初；梅李多集中于六、七月份；蜜橘采摘于十月份；甘蔗丰收于十一月份，水果上市时间的相互交错，使水果市场保持了四季如常的销售态势。

4.棉花棉布

明清时期塘栖的“新兴产业”。乾隆年间南市街设有棉花集市，表明棉花已是流通商品之一。塘栖本地棉花种植时间较晚，明代地方志没有植棉的记录，可能是入清以后才出现的事情。从“塘栖遍地宜桑”的土性判断，棉花种植的规模应当不大，棉市主要起地区内调节余剂的作用。织棉业的兴起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棉布需求扩大有关，是农户“逐利”的产物，带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因而发展非常迅速。虽然明及清前期，市镇棉织业发展的具体状况我们难以知晓，但到光绪时期，塘栖已成为棉布的知名生产地和集散地了，“仁和、塘栖产者曰塘庄布”，“德清所出棉布销于新市，塘栖为多”。^[52]考虑到商品规模化生产和销售集散地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们反推清前期塘栖棉市发展颇为迅速应不为过。

5.其他物品

以本地性、季节性、小流量为特征。此类物品品种繁多，择要述之。鱼类，塘栖“数十里内，荡漾溪河，渔者有夥”，“丁山湖民以养鱼为业，所重者鲭鱼，种虽多，勿重也”，“绕湖而居者以树植网罟为利”。^[53]此种带有专业化色彩的渔业养殖，主要供给杭州居民，通常运往杭城卖鱼桥、菜市桥等处，趁早市发卖；副食品类，三家村的藕粉，姚灿然的糖包，翁长春的药材，汇昌南北货栈加工的青梅，流传极广，特别是三家村藕粉，“他处多伪，参真赝各半，惟塘栖三家村业此者，以藕贱不必假他物为之也”，有着良好的市场声誉；^[54]山货类，聚集本地四乡及临安、余杭等山区的山货、木材、毛竹运往苏杭松常等地；^[55]流入品，秦晋鲁吴之铁冶、毛罽、苏杭刻印的书画等，为当地居民的生产资料、生活用品和文人所需；中转品，杭城输往北方的丝棉织品、锡箔在此过路，本地消费比例极小。

巨大的商品流显现的是塘栖市镇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细微之处，我们不难发现其繁华的表象下蕴含着商品结构变迁的暗流。实际上，由明到清，塘栖的商业经历了单一化向多元化，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过程。明初，塘栖以“会道之冲，津途之要”，靠粮食为大宗的贸易中转，辅之本地农产品的输出带来了市镇的繁荣，但是这种以单一化、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为支撑的商业具有极大的非稳定性。而塘栖的持续繁荣恰恰就在于适时调整了产品的输出结构。明中叶商业资本渗入生产领域，给其产品输出模式的优化提供了绝好的历史契机。以市场为导向的市镇手工工场的开办，不仅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加速了本地农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化经营，而且也是本地加工业发展的信号。历史证明，建立在本地加工业基础之上的城镇商业具有牢固性。塘栖在商业环境中完成了“纯流通型市镇”向“新型工商业市镇”的角色过渡是其长期兴盛的根本原因。到了清代，手工业体系的完善，则进一步强化了商业的职能，这也正是乾隆年间塘栖为“市镇之甲”、“名虽镇也，实与小邑等”的渊源所在。

再进一层，我们还可以看到塘栖市镇商业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它既是本地居民的生产、消费资料市场，又是粮食等商品的中转市场，同时还是四乡及邻县农林、加工业产品的收购市场。三种职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都呈加强之势。市镇发达的商业使本地的农业、加工业卷进了市场的浪潮，强化了本地内部的分工。“市场的需求与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分工的加强意味着需求的增大，居民势必增加在本地市场上生产、生活品的购买支出，因此作为本地市场的消费职能在加强。^[56]明清时期杭城对外联系日益频繁，塘栖中转贸易量随之变大，不仅刺激了当地服务、仓储行业的成长，这反过来也为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商务条件。商业的发达还引发了聚集效应，四乡物产自不必说，德清“丝缕粟米皆聚贸于此”，“所出棉布销于新市，塘栖为多”。市场辐射力的扩大，证明塘栖市镇区域集散职能加强的同时，已晋升于流通网络中级市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