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研究历来是经济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自1964年傅衣凌开启这一领域以来，迄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镇研究热的兴起，大陆学界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江南市镇经济研究的力作，论题涉及范围之广、学术水平之高，都是其他地区市镇研究无法比拟的。累累硕果之中，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是多数学者惯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后者在江南市镇经济研究中格外引人注目。联系到本书个案研究的性质，笔者将在这方面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做一番简要的回顾。^[1]

除了上述所言傅氏对江南市镇研究的开启意义外，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刘石吉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等三篇文章也对大陆学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2]刘文扎实的史料功底，详尽的量化分析，新颖的研究视角，不仅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而且再次点燃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对推动大陆“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热”功不可没。

严格意义上讲，大陆最先开展江南市镇系统研究的当属樊树志和陈学文。樊氏在其专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以翔实的史料，精到的个案研究展现了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发展与整体面貌，他特别强调市场网络在市镇经济中的作用，认为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网络体系及市镇本身的发展在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陈氏则以对杭嘉湖地区市镇的逐个考察见长，其在编写《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等资料集的基础上，发表了有关南浔、新市、乌镇、濮院等市镇个案研究的系列论文，经济结构微观分析之深入，尤显功力。^[3]此外，王家范、陈中平、罗伦、夏维中等大量学者也专门撰文对江南地区的市镇分类、区位条件、经济特征等问题做了详尽探讨，成果亦为不少。^[4]

与明清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江南市镇近代变迁的论著却显得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朱小田、包伟民等学者的专著问世才使这种不平衡现象得以改观，近来出现的几篇江南市镇近代转型研究的论文又预示出该领域研究的新趋向。朱氏《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一书，以20世纪90年代各地新编镇志为主要史料来源，辅以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考察了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城镇在工业结构、市场发育、社会生活三方面的变化，不仅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也饱含着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思考。^[5]包氏《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则以后来者居上，该书虽是合著而成，但分工细致、章节分明，其对近代江南镇区形成特征、近代交通对市镇经济具体影响的探讨颇具新意，绪论中对课题的研究旨趣、理论工具、基本命题、学科方法、资料文献等的详尽说明尤其难能可贵，不只见出编者良好的学术训练，也令人体会到编者所费的工夫。^[6]几乎同时，樊树志利用大量民国方志和档案材料对苏州吴江县市镇商业运行机制所做的具体而微的剖析，堪称市镇研究探微中的经典。^[7]

新近，个案转型开始成为江南市镇研究论文方面的一大亮点。其中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和郎友兴《从传统走向现代：浙江南浔近代化进程研究》的系列论文较具代表性。^[8]陈文先考察了鸦片战争后江南地区传统市镇面临的困难和机遇，接着从西力东渐、国际经济联系加强的层面并结合近代化的三个指标详细论述了江南市镇经济变迁的一般过程和分类情况，进而延伸到社会权力文化等领域的探讨，最后归纳出江南市镇在近代转型中呈“半截子”近代化和二元结构特征的论点。郎的系列文章可谓是近代南浔社会的面面观，利用大量民国期间的方志材料从社会阶层职业的变迁、经济人物的沉浮，多视角勾画了南浔这一丝业大镇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得出了鸦片战争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重要转折点的结论。其他，如彭南生对传统工业发展与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的探讨，罗苏文对1895至1927年间上海郊区市镇变化特点的归纳，陈晓燕对近代江南城镇人口和城市化水平的估算，都为拓宽近代江南市镇研究的视域增色不少，这些有益的尝试无疑为江南市镇经济研究指明了新的努力方向。^[9]

总的来说，短短20余年的时间，江南市镇研究佳作迭出，在经济史学界犹如一颗明珠，学术成就显得格外耀眼。这种辉煌的背后凝聚着大量研究者的辛劳和汗水，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江南市镇研究不可能形成今天之局面，这是首先得加以肯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的成果中也存在着诸多遗憾。从整体的宏观层面而言，学界刘石吉、范毅军、任放、范金明都专门撰文对市镇现行研究中的问题与不足作了很好的归纳和反思，笔者不再赘述。^[10]接下来仅结合本书的主题对个案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做一些个人的思考，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个案研究的时间段问题

江南市镇研究中重明清、轻近代的现象，尽管学界有识之士早已指出，近来有关市镇近代命运的考察日趋增多，但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特别是有关市镇缘起、发展、兴衰的贯通之作更不多见。明清成为近代的“背景”，近代是明清的“点缀”，这不仅有碍于我们把握市镇发展的历史特征，也不利于我们认识现实。

2.个案研究分析框架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专业化市镇和近代化理论是现有著作中较为常见的研究范式，在这些范式指导下，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范式运用僵化、理论创新裹足不前等问题，李伯重、包伟民对此已作了较为充分的反思，关于近代化理论其对传统和近代关系的定义，近代化本身内含的西化路径近来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因而对范式的修正与转换应当成为经济史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问题。^[11]

3.微观与宏观的联系问题

个案研究离不开宏观成果的支持，只有在对宏观经济的正确把握之下，才能更好地彰显个案研究的价值。遗憾的是，不少学者的探微涉及经济背景层面时，不是“国际竞争加剧、政局动荡”等泛泛而谈，就是概而不论，过分抽象于宏观背景之外的个案研究的价值和可行性令人怀疑。

4.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

南浔、乌镇、盛泽等大镇是个案研究的集中所在，但这些市镇到底能在多大层面上代表江南市镇发展的方向？对待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采取了避而不论的态度，或者想当然地认为“大”就意味着代表性。在此基础之上得出的一般性推论，看似证据凿凿，实已产生了市镇蓬勃发展的“虚像”。

5.个案研究史料来源问题

地方志、笔记小说、各种统计材料是市镇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南地区新编的各种镇县志目前也已被广泛用于近代市镇经济的研究。姑且不说民国期间各种统计数据中的矛盾与错误，新编各种地方志在书写近代历史中“政治上极力贬低政府，经济上不乏溢美之词”的倾向也应当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而现实情况是，学者大多都不假思索地加以引用，史料的真伪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6.个案研究写作方法问题

诚如范毅军所言，现有的研究一般多重描述而轻于分析。^[12]我们也不难发现，不少学者对该领域著作的评价中“史料翔实”是出现率最高的，这固然代表着扎实的实证功底，同时也从另一面反映出现行研究中分析能力的苍白。不仅如此，在仅有的一些分析中，特别是近代数据的统计中，严重缺乏动态分析。简单地把某个年代市镇经济发展的一些数据罗列相加，其实并不能在变动万千的近代社会中很好地考察市镇经济运行的全貌。

那么怎样才能排除这些“盲点”对我们正确认识江南市镇的干扰呢？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从个案研究的本身出发，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来匡正我们认识的误区。当然，要扫除上述认识的盲点，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能靠一个个案研究解决所有的问题，它需要相关领域学者的长期通力合作。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与目前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现有研究的局限是相对次要的，同时也正因为前人研究的不足，才可能为后来者提供迎头赶上的机会，江南市镇研究的学术脉络才会得到不断传承。

正是基于求真的态度和对现行研究不足的反思，笔者试图以江南市镇塘栖为具体考察对象，从区位特征、市场机制、经济结构、郊区市镇等角度，诠释市镇经济的历史起源、明清变迁以及五口通商后市镇应对工业文明的动态转型，来寻找西力东渐以来本土社会的内在活力和本土与西方因素在市镇转型中的确切影响，进而思考市镇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

至于选择塘栖的原因，主要在于市镇的代表性和丰富的研究素材。它位于江南运河之畔，由运河而兴，但规模名声远逊于南浔、乌镇等巨镇；它靠近杭城，为省城输送大量水果鱼鲜，却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光芒所遮蔽；甲午战争后它也兴起了机械缫丝业，但远非无锡、顺德、南海那样夺目，因而塘栖并不容易成为学者专门关注的对象。在现有的江南市镇研究中，除樊树志、陈学文在论著中有关于明清时期塘栖经济的专篇论述外，其他的著作都只是零星地稍带提及。这种状况不仅从侧面说明了塘栖的“普通”和市镇的代表性，而且也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系统研究成果较少并不意味着研究质量的不高。樊树志对明清两代塘栖商贸航运、经济结构、市镇文化的考察，陈学文对市场网络、与邻近市镇对比的研究用功极深；李伯重、包伟民、罗伦等从早期工业化、近代化、运河沿岸市镇命运等角度的探讨也不乏新论。^[13]他们的著作既是本人研究的基础，又是产生新认识的源泉。除以上学者着墨较多的市镇商业、手工业外，吸引笔者眼球的还有塘栖与水路一日之遥的杭城的互动关系，通商以来经济转型的具体过程，运河、近代交通工具对市镇发展的实际影响等命题，这些问题的理清，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本土市镇的内在活力和个性，引发对市镇历史演进特征的探寻，还有益于我们从市镇的角度看待大城市的时代变迁，不难预见由市镇个案研究带来的思考和收获将是多方面的。

本书分析的史料，明清时期主要是各种方志、笔记小说，民国期间主要为各种组织机构的调研统计资料以及20世纪90年代新编的县镇志。鉴于新编方志中存在的史料真伪问题，笔者在引用过程中尽量返回其原典出处，当镇志材料与民国期间调查发生矛盾时，先进行多种材料的对比、考据和旁证，然后加以合理取舍，万不得已之时则以当时权威机构的调查为准。考虑到已有市镇研究范式的缺陷，笔者将不再以现行的任何分析框架为依据，而取博采众长的态度，适当吸收各家的合理之处，因而反映在时间处理上将淡化传统与近代的两分法，代之于朝代更替顺序。(www.daowen.com)

全书的布局主要分成以下三部分：

（1）明及清前期塘栖的工商业

该部分探讨五口通商前市镇兴起的原因、商业布局、商品流通结构以及支撑商业繁荣的本地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状况，接着从外部性的角度考察市镇与大城市、周边市镇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总结明清两代市镇经济变动的异同。

（2）五口通商后市镇的新发展

以太平天国运动对市镇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动态分析国门开放后新形势下塘栖市镇的经济转型，尤其是机器工业的引进对原有工商业体系的冲击及本土的应对，进而刻画出市镇变迁的历史轨迹，重新评价转型过程中本土市镇的内在活力与西方因素的实际作用。

（3）历史启示和个案研究的再思考

在对前两部分作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扩大视野，将所论市镇放入江南地区整体的环境下进一步提炼个案研究折射出的普遍意义，从而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针对个案研究的边界等学术界普遍关心的话题，给出笔者自己的思索和解答。

打通传统与近代的二元叙事格局，从贯通的角度对江南市镇进行个案考察，对笔者而言不能不算是一个挑战，新的尝试也必然伴随着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对廓清江南市镇的发展轨迹，正确认识市镇经济的历史作用将是不无裨益的。本着求真的态度，暂且试之。

[1]由于笔者眼界和能力所限，下文的学术史回顾主要以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为主。

[2]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文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刘氏的3篇文章在1987年复集成书，名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氏个案研究文章收入其书《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4]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罗伦、夏维中《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5]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

[6]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7]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8]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郎友兴，曾撰写包氏主编一书的5、6两章，因而其对江南市镇了解较深，研究成果也很有代表性，郎氏南浔近代化研究的文章现今主要有：《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四象”的兴衰：一个江南市镇经济在近代的际遇和命运》，载《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江南市镇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嬗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版）2005年5月。

[9]彭南生，《传统工业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化工业道路的选择》，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2年3月；罗苏文，《1895—1927上海都市郊区市镇的变化》，载《史林》，2002年第4期；陈晓燕，《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

[10]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8年提交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范毅军，《明清江南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新史学》，1998年第3期；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5期；范金明，《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11]李伯重，《“选精”“集萃”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包伟民，《“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以浙江乌青镇个案研究为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有关近代化理论的反思，学界批判较多的是把传统和近代作截然两分的处理方法，此种两分法认为在受欧风美雨浸润之前，中国社会是静止的，是西方将中国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的，“近代”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中国来说，是与其毫无关系、在西方影响下才突然出现的。对这一对立分析模式最先进行批判的人物当属柯文，具体的论述可参见其书《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192-195页。虽然柯文的论述也不免矫枉过正，但总体来说对我们清楚地认识中国社会“传统”因素的内在活力，进而修正近代化理论的纰漏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各种对近代化理论，特别是文化领域的批判的深入，“传统是变动的传统”在大陆学界已经不再有争议，但在研究上似乎存在着滞后于认识的现象。仅就经济史领域而言，一些学者对近代化的认识还停留于新生产力引入的水平上。用“新变化”来衡量转型的程度，固然不失为一种研究的方法，但这往往也会掩盖本土因素在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因而对本土因素在近代化过程中作用的分析，对中西因素在转型期间到底是如何相互交织的探讨，应当成为经济史转型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12]范毅军，《明清江南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新史学》，1998年第3期。

[13]详细情况请参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1-398页；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84页；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75页；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0、117页；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268、271-273页；罗伦、夏维中，《明清时代江南运河沿岸市镇初探》，载《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73、74、123、126、138、278页；其中樊树志对塘栖的研究经历了由经济到经济和文化并举的转变过程，其在《探微》一书中的观点在2005年出版的新书中有了很大的补充，新的论述可参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4-7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