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可见，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向是凸显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将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调控和公共产品供给，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将为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完善创造更为优越的体制环境。此外，大数据也需要大环境。当前，发展大数据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方面，作为一种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大数据行业还处于混沌竞争状态，大数据标准和产业格局都还尚未形成，大数据发展也应谨防“一哄而上”，开发和利用大数据，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清醒务实的态度尤为重要。

1.大数据应用的体制机制因素

通过第一章的分析我们看到，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与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紧密相关，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会导致不同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可视为战略选择及其一系列制度安排的衍生物，是受到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影响和决定的。发展战略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而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又与特定的经济发展绩效相对应。经济发展绩效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二是分配公平，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成果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情况。前者通常用GDP或人均GDP的增长率等指标来衡量，后者则通常用不同群体的收入与消费差距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绩效本质上与城乡要素配置密切相关，是影响效率和公平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大数据应用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的优化或完善，其作用与效果是受到很多因素和条件制约的，在“国家发展战略—城乡要素交换关系—经济发展绩效”这个逻辑内，大数据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只是从大市场的角度去完善城乡要素的配置，通过优化城乡要素交换关系达到提高经济发展绩效的目的。

大数据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必须放到“国家发展战略”这个大背景下来研究。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与交易主体、要素市场和支撑机制紧密相关，交易主体、要素市场和支撑机制又与国家在给定时段的发展战略密切关联。从我国城乡要素关系演变过程看，我国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不是独立于经济体系之外的，而是内生于发展略远择之中、并对经济发展绩效产生影响。因此，存在着发展战略选择决定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关联关系。城乡要素交换关系是“内生”于整个战略选择和体制制度安排之中的，我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经济关系也是这种制度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大数据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必须关注其对经济社会的整体效应，通过大数据优化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必须在国家发展战略这个大框架内来考量，同时也必须考虑其他体制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当然，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对发展战略选择并不是被动适应的，其导致的经济发展绩效反过来会影响到发展战略的选择。大数据应用同样如此，正是由于大数据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于优化城乡要素关系的作用日益明显、带来的经济发展绩效的提高，才促使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出台。

2.建立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单向流入城市，不仅造成农村发展空心化与老龄化，制约了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劳动力向农村流动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同时也带来资金、知识、技术等要素向农村的聚集，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终是要靠高质量人才带动农村产业发展，靠高素质农村人口支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建立城乡劳动力流动体制机制，使农村优秀人才愿意留下来建设家乡，也能够吸引城市精英愿意“上山下乡”建设新农村。因此，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户籍壁垒，推动城乡人口合理流动与有序分布。城乡户籍壁垒是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核心要素。作为户籍制度改革内容之一的居住证制度，目前已在上海、深圳等城市实行，居住证制度仍然只是过渡阶段的权宜之举，解决外来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则在于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在一个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中，不同地区的要素价格应该逐步趋向均衡。通过劳动力市场大数据，可以观察到不同地区同质劳动力之间存在的收入差异，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进而逐步消除城乡及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应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积极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乡村人口结构，同时提高农村教师队伍、农村科技人员队伍的素质和水平。鼓励城市成功人士、科技人员返乡回乡创新创业。推动人才管理职能部门简政放权，保障和落实基层用人主体自主权。加强城乡人才市场合作，搭建人才联合培养、互换培养平台，建立人才信息发布、人才信息成果共享制度等，为城乡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

3.构建城乡土地要素流转机制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由于农村基础薄弱，农村土地规模小且分散，既无法规模化经营并与现代产业有效衔接，也无法取得与城市土地同样的价值。只有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土地要素市场化，才能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加快实现和城乡融合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城乡统筹可持续的土地供给需求制度；必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断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基本权益；必须加快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市场建设，建立公开、公正、规范运行的城乡土地交易平台和公共信息平台；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健全土地流转监管机制，促进城乡土地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公平公正交换，使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合理的价值体现。

4.打造城乡资本要素开放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振兴乡村经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虽然城市二、三产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但由于资本逐利的天性以及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和低效性，“资本难下乡”仍是制约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城乡资本要素的双向合理流动，确保农村农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政府财政加大向农村倾斜力度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农业领域。通过建立健全多元投融资体制机制，吸引城市富余资金进入农村。改革财政投入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集中度和使用效益，发挥好财政杠杆作用，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完善农村金融体制，规范发展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创新农村金融模式，积极引导互联网借贷、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等互联网金融在农村的规范发展。实施利益联结机制，既要加强产权保护，稳定投资者预期，也要加强风险防控，维护好农民主体地位权益，促进城市工商资本嫁接农村农业，填补农村农业投资洼地。(www.daowen.com)

5.促进数据资源整合利用

大数据背后蕴含着巨大的价值，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改善资源整合的方式，提高数据的使用率，才可能把大数据潜在的价值发掘出来：一是推进数据开放共享。大数据时代，应消除信息共享的屏障，推动政府和企业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使信息资源充分整合。强化数据标准化建设，实现信息资源模式的统一。此外，应以构建国家涉农大数据中心为契机，推进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涉农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加强数据资源发掘运用。将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多个系统中最核心的、最需要共享的数据进行整合，集中进行数据的清洗和丰富，并且以服务的方式把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具有权威性的数据供相关企业开发利用。二是推进结构化和非构化数据的融合发展。纸质信息与数字化的视频、音频、邮件、图片等非结构化数据在城乡要素市场资源中的比重逐步攀升，并且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价值。这些非结构化数据的构造方法重复率高、冗余度高，且不同对象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关系，传统的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无法实现对非结构化数据的组织和管理。因此，需推进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融合式发展，将超文本、超媒体数据模型和面向对象数据模型进行融合，构建适合结构化和非结构数据统一组织和管理的数据模型。三是用好大数据。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利用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应用系统是大数据的根基，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加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部署力度，综合运用云计算、分布式计算、数据交换、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以及非结构化的数据处理等多层次的大数据技术搭建大数据平台，推动大数据在各行业的深度应用。

6.大数据人才是关键

大数据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大数据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产、资源和生产要素。它拥有和运用数据的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国家的发展中数据的核心地位将越来越突出。大数据技术的意义并不单纯体现在数据信息多么庞大，而在于对数据进行专业化分析处理，在于对数据的“加工能力”。而数据专业化处理需要的是高端人才，大数据人才是挖掘大数据潜力、发挥大数据价值必不可少的决定性因素。当前，大数据人才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奇缺。根据《2016年中国互联网最热职位人才报告》显示，在大数据领域，在组织架构中负责关键岗位的数据分析师是核心人才，也是最为稀缺的。数据分析师已成为互联网行业需求最旺的人才职位之一。报告显示，当前大数据分析人才的供给指数仅为0.05，属于高度稀缺。大数据具有的规模性、多样性、流动性和价值高等特性，决定了大数据人才必须是复合型人才，需要具备超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对大数据人才的综合能力表现在：大数据人才须系统掌握数据分析相关的技能，包括数学、统计学、数据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大数据人才应有多学科交叉培养的背景，并且具备强烈的创新精神。

7.各级政府大力推动是前提

大数据不仅要推，而且要大力推。在国内，贵州省是一个经济总量常年排位在全国后几位的西部省份，能实现大数据发展的“弯道超车”梦，也得益于当地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贵州的成功除了天气凉爽、电费低等客观因素，吸引了三大运营商投资150亿在贵州建设数据中心基地之外，另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党委政府对大数据的高度重视。贵州省把大数据当作可以实现工业结构快速更新的“一号工程”，尽管全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建设，但贵州省却是第一个以全省之力推动其发展的地区。此外，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涉及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时，应带头运用大数据辅助决策。领导干部运用大数据决策，不仅可提高决策的预见性与科学性，同时还可大力推进所分管地区或系统内的大数据应用与发展。领导干部应学会从讲话做指示到用数据说话，靠数据决策，依数据行动。

8.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根本

人类社会的“数字化生存”是大数据的主要来源，城乡大数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细度来刻画城市与乡村，它对政府社会治理、商业活动、媒介生态、个人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将给城乡带来深刻变化。大数据与城乡要素的互动，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门到行业、从国家到个人，涉及方方面面的群体与各类人员。因此，开发利用大数据也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把发展城乡大数据与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结合起来，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结合起来，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实现“众挖”掘金城乡大数据。实际上，我国大数据发展缺乏应用的现状正是与未能积极利用群体智慧有很大关系。大数据平台建设是技术问题，可以由一两个技术企业来完成，但大数据在城乡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则完全不同，单纯依靠个别互联网企业不可能理解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不可能“包打天下”。可普遍引入社会群体的力量来帮助收集数据、识别需求、开发应用以更好地服务城乡社会，可由政府发起城乡大数据应用竞赛，也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政府或社会需求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揭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