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指出，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着以农村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城镇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反差，这种反差的逐步缩减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这段时间区间，即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很有可能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中被市场淘汰。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也开始步入增长速度下降、增长动力转换、结构调整加速的“新常态”。迄今为止，我国仍是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仍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结构性、瓶颈性、关键性问题。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演变与城乡两大部门的要素交换关系紧密相关，促使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完善，进而推动城乡二元结构持续转化，是我国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研究表明，我国诸生产要素均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特征，要素市场的分割直接导致了资源在城乡间配置效率的损失，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来说是很大的障碍；^[3]城乡要素错配显著阻碍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从而使得城乡间经济收敛的内在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王颂吉、白永秀，2013）。因此，优化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是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4]必须建构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保障机制、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激励机制、土地要素流转机制、技术扩散传导机制、优秀人才引进机制和信息交流互动机制。^[5]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力。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确保经济增长率从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平滑转向次高速增长，并规避经济增速下降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这是我国在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经济领域需要直面的基本问题。而回应此问题的核心是着力化解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依靠提高要素组合效率来形成次高速增长的新型动力源泉。从经济增速平滑转换的宏观背景出发，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必将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组成部分。对于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中国的城乡关系调整始终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差距作为标度的二元经济反差持续下降，对国内市场启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与技术创新都具有重要驱动作用，对增长红利分享、社会秩序平稳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对我国而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经济增速转换能否顺利进行。(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