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线各国和地区的宗教和民族问题非常复杂。从宗教层面看，“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几乎涵盖了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信仰：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和伊斯兰教比较发达，中亚、西亚地区伊斯兰教影响深远，中东欧地区信仰东正教和基督教，独联体国家中东正教正在复苏，南亚地区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杂处。复杂交错的宗教极大地影响了所在国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同宗教之间的信仰差异巨大，导致宗教文化矛盾非常深远。比如在南亚地区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就极大地左右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之间的关系；在缅甸佛教徒和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问题也是难解的结。

沿线区域内的民族问题也非常复杂。由于历史久远，该区域内的民族矛盾突出，武装冲突时有爆发。以东南亚地区为例，该地区民族众多，很多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直接影响了国家关系，泰国主体民族暹罗族和缅甸主体民族缅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年冲突；在西亚地区，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之间长期不合，而波斯族与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与库尔德族之间的矛盾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很多国家内部也是多民族聚居，形成了不小的矛盾，马来西亚的马来族和华族之间近年来矛盾越来越深，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族、巽他族、马杜拉族等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比较深刻。

宗教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让“一带一路”沿线产生了很多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问题。如果“一带一路”建设中无法有效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将为“一带一路”的文明交流和文化融合埋下巨大隐患。

防范民族和宗教问题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阻碍，除了沿线国家之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积极合作之外，更重要的是沿线国家之间应该持续强化文化的互通和互鉴，从以下方面强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首先，强化对“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沿线各国、各宗教、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宗旨的宣传，通过持续宣传让沿线各民族、各宗教之间了解到“一带一路”是以“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同参与、互利共赢、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共存共赢之路。其次，沿线国家之间需要加大交流力度，在现有的文化交流基础上，从更多层面、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文化交流，让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加强了解，避免因为不了解而产生更多误会。再次，沿线国家之间必须共同联手，对沿线国家的极端主义分子坚决打击，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针对极端分子可能造成的破坏预先预防，将有些可能发生的破坏民族和宗教团结的事件消灭在萌芽之中。

民间企业和民间组织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时刻保持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不触犯所在国的文化禁忌，不歧视其他民族和宗教的信仰和风俗，从而在民间交流的过程中构建民族和宗教的互鉴和融合。

“一带一路”横跨大陆和海洋板块，生态环境多元，沿线国家中覆盖了平原、湿地、沙漠、冻土、高原、山地丘陵、湖泊等各种生态环境。沿线国家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生态环境共同体，并且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以及全球气候的整体变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愈加脆弱、敏感。目前沿线国家已经深切认识到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危机、沙漠化加剧、跨境污染问题、重大自然灾害及疫情传播风险的重要性。目前在“一带一路”区域内，需要沿线国家共同面对以下重大生态问题。

沿线国家面临的极端气候问题比较严重。根据中国社科院2017年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自然灾害类型多样，洪水、干旱、极端高温、寒潮、台风等灾害频繁，1995—2015年，全球10大气象灾害受灾国中，7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见表3-10）。

表3-1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极端天气灾害

资料来源：中国气象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灾害风险高损失重[EB/OL].（2017-05-14）[2018-12-16]. http://news.weather.com/cn/2017/05/2705356.shtml.(www.daowen.com)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了全球超过一半的荒漠化土地，中亚、西亚、南亚、中国都是土壤沙化问题高发地区，其中西亚的荒漠化率达到了65.2%，南亚地区由于人口众多和过度开垦导致荒漠化率也较高。中亚地区的荒漠化潜在风险也较高。荒漠化问题如果越演越烈，将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发展步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生态治理成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近5年来，沿线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增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大多处在高空西风带控制之下，污染和沙尘会造成跨境传输。随着近期中国宣布不再无限制接受其他国家垃圾，沿线国家中的输入性垃圾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这也为沿线国家提出了如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怪圈的问题。

防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风险，需要沿线国家之间共同合作。首先需要政府间合作共同贯彻生态发展的理念，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以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标尺，进行生态型产业合作。其次，沿线各国借助联合国的力量，合作开展保障生态环境的保护行动，包括各国积极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等保护项目，共建跨境自然保护区保护已经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生态保护技术合作等。最后，沿线国家应共同推动沿线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建设，通过各国的生态保护相关部门的合作，推动沿线国家包括研究机构、生态保护基金会、民间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努力，让沿线国家之间形成环境保护责任和利益机制，从制度上强化生态保护的力量。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些国家如中东欧、西亚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生活水平较高等原因，其公共健康系统覆盖率比较好，但也有大量发展中国家在医疗水平、疾病控制、疫情防范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网络建设、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的成就不断深化，也必然对沿线国家的公共卫生带来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目前可以预见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共同面对的公共卫生问题包括3个方面。

沿线各国的食品习惯千差万别，防控能力高低不一，这为沿线国家的食品安全防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首先沿线各国的食品构成与食品安全标准不一，以酒精消耗为例，中东欧地区的酒精消耗量远高于中亚、西亚、东南亚这些伊斯兰教盛行区域，而动物性食品消耗也呈现西高东低的趋势。这些食品结构的不同，给沿线国家的食品安全防控带来巨大挑战。其次人类对于新型食品的追求如超高压食品、纳米食品、微波食品、转基因食品等都有可能隐藏着不明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沿线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差异也让食品安全防控越加困难，欧洲国家普遍有严格的欧盟食品安全标准为准则，但是亚非地区大部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较为宽松。这些都为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的防控带来了巨大风险。

随着人口流动的便利性不断提升，传统上输入性疾病的疾病谱会持续改变。首先以国家划分的传染病疫源地会迁移或扩大，传染病跨境传播速度必然加快，使得有些国家成为新的疾病病原地，弱化了国境卫生检疫的作用。同时进入其他国家旅行、贸易、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国人员进入热带雨林、沙漠、草原等以往不熟悉的环境的机会也越多，接触从未接触过的病原体的机会会逐步增加，这也增加了该种疾病输出到沿线各国的概率，如果不加以管束，严重的会造成该国的疾病暴发。以中国广西为例，在已发现的疟疾病症中，99%以上属于输入性病例。这些都使得传染病监控与防治更加困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自然灾害频发区域，2014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统计，全球226起自然灾害中有半数发生在亚太地区。同时全球气候变暖也有可能造成沿线国家的自然灾害频发。这些都给沿线国家的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加大了难度。但是沿线国家应对自然灾害后的卫生防疫能力差距较大，这无疑为“一带一路”灾害的次生健康风险防范带来巨大的挑战。

要防范“一带一路”的公共健康风险，同样需要沿线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首先沿线国家需要联合建立一套卫生体制和政策交流合作机制，不断协调沿线国家之间的卫生健康方面的立场与政策衔接，并在此机制下推动已经签署的多个双多边卫生合作协议的落实。其次需要建立沿线国家间的疾控信息共享平台和联防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区域化的疫情监测与预警系统，以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行动，实时监测“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传染疾病传播和重大疫情的防控进展等，并建立重大传染病疫情通报制度，以强化区域内的疾病防控和响应能力。再次，沿线国家之间应该加强对卫生防控能力的交流，包括理念、技术的交流，积极鼓励沿线国家之间的疾病防控部门、研究机构、医疗机构以及专家开展卫生政策研究和交流活动，同时互相支持沿线各国人员进行交流培训等人员培训活动，包括开展研讨会、专项防控技术培训班以及人员互通交流等活动，推动沿线国家卫生监控、处置团队的力量（见表3-11）。

表3-11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社会风险防范措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