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堪称是世界上政治形态最为多元、地缘政治环境最为复杂、发展差异最显著的区域之一。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经济相对发达但是发展进入瓶颈期的中东欧地区，有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宗教和民族矛盾丛生的西亚地区，也有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处于大国博弈前沿的东南亚地区。同时“一带一路”地区也存在大国博弈比较激烈的问题，域外国家对沿线国家和区域的影响显著，也会对建设“一带一路”造成比较大的风险。如何防范建设过程中的各种政治风险，对沿线国家顺利建设“一带一路”，维护沿线国家间互信有巨大的意义。

在地缘政治安全格局方面，首先要防范的就是域外大国对于“一带一路”已经形成的安全格局的冲击。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后，经过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无论是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在区域的双多边合作网络构建范式上，还是在区域安全格局上，都已经突破了旧有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博弈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沿线国家都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也培养了充分的政治互信，为推动以和平发展的合作道路取代零和竞争的传统国际关系道路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即将进入深水区，就需要防范域外一些大国对已经形成的政治互信和合作成果的挑战。

事实上，域外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和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就已经推出了基于本国利益版本的相关计划，比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等。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精神存在一定的相似点，也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潜在负面影响。其中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最为明显，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该计划设想在美国等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后，以美国主导的阿富汗重建为核心，建立一个由中亚五国和南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新政治经济地缘格局。该计划公开排斥中国和俄罗斯的参与，并且希望以美国为主导，区域内国家出资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该计划在其具体构想层面与“一带一路”倡议所主张的“设施联通”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政治内涵层面上，却仍旧是以结盟对抗为主导思想。而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的构想，其实质是将日本的影响力扩展到中亚的同时，争取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的主导权。这些计划（见表3-1）虽然尚未落实到实施层面，但是也必须防范域外国家借助这些计划对“一带一路”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提出挑战。

表3-1　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计划

资料来源：潘光．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缘起、演变和发展前景——对话“新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人斯塔教授[J].当代世界，2015（4）：25-27.

关健斌．日本重建“丝绸之路外交”，谋划“中亚攻略”[N].中国青年报，2004-08-31（4）.

贾平凡．欧盟版“一带一路”要来了！将中国列为首要合作对象[EB/OL].（2018-09-29）[2018-12-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883951764922675&wfr=spider&for=pc.

同时，一些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域外国家和组织也曾经对“一带一路”建设发出杂音，如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这些国家在与“一带一路”合作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的同时却热衷于从某些侧面无中生有地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尖锐批评，增加了某些区域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疑虑。这也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出警示，必须防范某些域外国家从舆论层面对“一带一路”的安全格局带来负面影响。

要防范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所形成的安全格局的冲击，首先就需要沿线国家充分展示“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性和和平性。“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政治战略，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区域性跨国贸易、金融、经济和文化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也并非战略结盟体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是军事同盟，它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一带一路”的核心合作是促进互联互通，通过对接各国发展战略来促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和不同文化特征的国家之间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曾经反复强调：“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因此，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不应将其他国家视为战略盟友或战略对手，而是从如何共同发展的角度来合作和宣传。

其次，沿线国家之间需要着力推进每个“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落地并产生实质效益，让每个项目演变成造福沿线国家居民、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互鉴的榜样。这样才能让全世界看到，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之间寻找和放大利益契合点的和平之路，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博鳌论坛上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只有通过构建沿线各国的利益共同体，并且欢迎各种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民间机构主动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才能让域外国家打消疑虑，秉持参与和共建的心态共同投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中来，从而消弭域外国家对安全格局的冲击。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本来就存在很多安全争议和历史遗留问题，这就形成了一系列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安全环境的热点问题，给沿线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埋下隐患，比如中亚地区的阿富汗问题，比如西亚地区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拉克问题和叙利亚问题，比如中东欧的乌克兰问题等。这些隐患对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合作，深入架构安全格局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防范区域国家间的冲突，首先是各种热点问题的有关国家之间需要大力强化彼此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地区热点问题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延续至今，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有关国家的关注焦点在如何通过打击对方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而以往某些域外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有关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一带一路”事实上为热点问题有关国家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解决思路，即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指导下，首先寻找利益共同点，通过共建放大利益共同点，通过早期收获项目巩固利益共同点……因此只要沿线国家之间切实做好战略对接，有效扩大彼此的利益交集，就是降低国家间冲突发生概率的有效手段。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由于种种内外部原因，存在部分民众受极端思想影响深重的问题，而“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范围内受“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威胁最严重的区域，而“三股势力”的极端性、破坏力和无目的性，无疑对“一带一路”安全格局提出巨大的挑战。

要防范“三股势力”可能造成的冲击，沿线国家之间亟须在现有的上合组织等安全机制内，加强打击“三股势力”的多边合作，如在情报、行动等层面合作来降低“三股势力”对“一带一路”的安全格局可能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沿线国家要从根本上削弱“三股势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即通过沿线国家之间不断强化经济和社会合作，提升沿线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满足沿线国家居民对更理想生活的向往，同时强化不同文明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才是解决“三股势力”的治本之策。

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面临内部政治矛盾的挑战，这些矛盾如果激化引发国内政局动荡，将极大影响这些沿线国家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从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已经形成的互惠共建的伙伴网络产生负面影响。防范沿线国家政局动荡，对巩固“一带一路”的政治成果，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和次区域伙伴网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几乎所有的沿线国家内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内部政治斗争，在中东欧地区、独联体地区、南亚地区内政局相对稳定、政权更迭程序固化的国家，政治斗争的结果相对可以预测。但是在东南亚、西亚和中亚区域的，或处于政治转型期、或处于强人政治阶段的国家而言，政治斗争则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对待“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一旦这些国家将“一带一路”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则很有可能对“一带一路”已经建构的伙伴网络产生负面影响。以缅甸为例，缅甸国内就面临着中央与地方的斗争、不同政党路线之间的斗争、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等问题，而缅甸作为中孟印缅经济走廊重要成员和身为东盟成员国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是连接“一带”和“一路”的重要枢纽。一旦其国内矛盾激化，内部各势力将贯通缅甸的铁路、公路、输油管线、港口建设等问题作为斗争焦点，势必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运作的稳定性，同时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持续推进。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若干案例已经清楚表明这一风险是现实存在的。由缅甸案例可见，防范沿线国家内部政治斗争外化，是“一带一路”的伙伴关系网络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2009年，随着中缅两国政府协议的签署，密松水电站动工了。对此两国都是欢欣鼓舞的。缅甸可以得到急缺的电力，连带解决一些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问题，本来该皆大欢喜。但仅仅两年后，该项目就被总统吴登盛叫停，而且在他的任期内不考虑恢复。(www.daowen.com)

事实上，缅甸国内形势十分复杂，中央军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以及军政府与民主势力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主要矛盾。密松水电站建在克钦邦政府军辖区，而淹没区却在克钦独立军辖区，处于矛盾的交汇点，遭到各派势力出于不同目的的反对。在这些反对大坝的势力中，一些极端环保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发挥了极坏的作用，比如克钦网络组织（KDNG）。该组织于2004年成立于泰国，在克钦地区活动，宣扬本地区的政治独立与自由，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关系密切。在大坝建设之前、之中以及停工之后，该组织都积极参与并且亲自组织了反抗活动。

建设开始前的2007年，KDNG发表了长达65页的报告《伊洛瓦底江大坝》，罗列详细数据，大谈大坝工程的危害，而对大坝建设的好处却闭口不谈。2008年，中缅云南边境发生5.3级地震，KDNG借题发挥，指出一旦大坝因为地震而毁坏，下游将受到灭顶之灾。其实大坝的选址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大坝是按照抗九级地震的高标准设计的。然而由于我方对公关与宣传一项不重视，没能在第一时间出来发声，澄清事实，以至于KDNG的宣传让大坝工程在缅甸舆论中的形象大跌。建设期间，KDNG加紧了反对的步伐。一方面通过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中电投领导人写公开信，要求大坝立即停工的方式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在2011年，发表了抗议书《抵抗洪水》。工程停止后，KDNG的活动并未停止，它在网站上撰文指责中方并未真正停止大坝建设工程，而是悄悄地施工。工程停工后，中缅政府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组织和机构，都曾积极探求过恢复工程的可能性，但是都遭到KDNG的反对和抗议。

在反坝运动战中，各个组织串联起来，破坏作用倍增。与KDNG联合的非政府组织就有“缅甸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协会”和“缅甸河流网”组织等。前者在2009年发表了一份不利于大坝建设的环评报告，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促使吴登盛停掉大坝工程的关键因素。缅甸的这些非政府组织与西方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如美国亚洲协会等也有密切联系。大坝停工后，美国亚洲协会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大坝停工的损失是巨大的，建成的利益，此处不用赘述。上文提到的各个非政府组织，敢于一边让国库亏损，让同胞挨饿受冻，也要不遗余力地反对大坝建设，究竟是为了哪般？

缅甸国内形势复杂，以上各个非政府组织反对大坝的原因也很复杂。归结起来，起关键作用的无非是军政府与各邦间的矛盾，缅族军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的矛盾，以及大坝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反对大坝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KGND在反对哈佛大学的报告时就说，克钦的独立自由不落实，当地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利益。

（资料来源：林梓，环球视野，2016.1.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政治生态普遍存在一个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即该国的政权更迭有可能造成政策颠覆性改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可能出于该国的定期选举，比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希腊等；可能出于该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比如缅甸等；也可能出于该国政权的世代交替，比如沙特阿拉伯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导致政权更迭，现政府都有可能否定、修改甚至推翻前政府决策，从而对“一带一路”伙伴网络造成负面影响。

沿线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主要是：首先，加强战略对接的精准度，在选择早期收获项目时，尽可能选择可以满足沿线国家内部大部分政治派别利益的项目优先开展，从而赢得该国内部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信任；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应尽可能回避国内政治冲突的热点问题，从经济建设和民生角度切入，避免卷入该国国内政治纷争；最后，在沿线国家内展开广泛的宣传，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让所在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居民都能了解到“一带一路”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从而削弱别有用心的人对“一带一路”进行误导性宣传的效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其经济政策变化可能性极高。国内经济政策变化无疑会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战略合作中的互信，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其中需要防范的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经济政策变化主要包括：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主权信用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南亚、西亚、东南亚部分国家的主权信用水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很有可能发生主权违约，即以国家政府不作为或主动违约的方式，导致建设项目失败。

“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自身建设中也需要大量资金，也因此不能不防范有些国家出于自身建设需要，收紧货币汇兑管制，让外来投资的本金、利润等合法收入无法顺利转出，从而影响各国投资方的积极性。

沿线国家政府中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考虑或者国家发展道路改变，有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项目采取“国有化”或改变股本结构等征收政策。这些政策一旦实施，将极大地挫伤其他国家和相关企业继续投资该国的信心，甚至影响到区域的稳定。

沿线国家的税收政策也将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产业等方方面面的合作。一国税收政策的改变首先会冲击沿线国家之间已达成的战略对接共识，从而影响各国间的合作项目能否落实。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税收政策本身非常复杂，各个税种的调整会直接影响到沿线各国在贸易、金融、投资、产能等方面的合作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5年来，早期收获项目中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能源和网络等。这些早期项目大多已经建成投产，如果所在国的相关政策发生变更，将极大地影响对该国前期项目投资的有效性，给未来进一步的产能、科技等领域的深入合作蒙上阴影。

在目前“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防范沿线国家经济政策变更带来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在已形成的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基础上，综合运用政治、外交、法律、金融等手段，创造性地设计分歧解决磋商机制等框架性方案，并以多边或双边条约的方式固定下来，以降低沿线国家经济政策变更对“一带一路”造成的冲击（见表3-2）。

表3-2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政治风险防范措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