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着开放合作、包容发展的共建理念，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同维共建”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往欧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基本上遵循梯次转移的模式，即仅转移低附加值产业，并且严格控制核心技术输出，这一转移模式已经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低端锁定”效应（刘志彪、张杰，2009）。事实上，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非常不均衡，其中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占有绝对控制地位和绝大多数利润（Tempest，1996）。但是，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却不愿永远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利润端，而是存在强烈的、向高价值端攀升的动机（Pananond，2013）。而“一带一路”的建设则打破了这种产业梯次转移模式，根据沿线国家的要素禀赋，通过技术、管理等核心产业要素的转移，协助所在国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与中国相关产业同维度发展，从而改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产业能级，为沿线国家共同向高价值端攀升提供帮助。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各自不同，既有中东欧国家这一类拥有全球竞争优势产业的高收入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这类资源丰富的高收入国家，也有已经建立起一定产业体系，但附加值不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同时还有以农业和矿业为主，尚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低收入国家。但是无论哪一类国家，在“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根据各自国家的基础要素禀赋、区位环境和发展战略，通过战略对接协调区域内的产业发展方向，改善要素状况，打造同维共建的区域产业链。在这种共建模式下，沿线国家之间是以平等互利为出发点，通过政策沟通提高政治互信，通过贸易畅通相互扩大市场开放度，通过资金融通为区域国家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投资，通过设施联通强化区域内国家以及区域间的联系，从而有的放矢地为不同区域的发展注入动力。更重要的是，在同维共建的理念下，“一带一路”不是仅仅进行低价值产业转移，而是通过产业投资、技术转移、劳动能力培养等措施，逐步协助不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建立起初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启工业化的大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国家，逐渐向价值链位势更高的产业攀升；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国家，在巩固其传统强项的同时，共同发展高科技产业。由此，打破了以往发达国家仅仅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初级产品来源地和市场的不平等产业合作，建构起一套“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的发展模式，通过协助沿线国家共同进行同维度的产业发展，来优化当地资源配置、提升当地居民的劳动所得，并进而构建区域内和区域间更紧密、更平等的产业合作关系。

为了更好地分析“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个区域在同维共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本书设计了“一带一路”区域产业发展指数体系，一方面衡量不同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之前的产业竞争力来源，另一方面也展示“一带一路”是如何通过改善指标体系中的要素，来协助所在国家产业升维。该指标体系包含三个一级指标：经济发展，即衡量该区域或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产业与贸易，即衡量该区域或国家参与各种层级产业的能力；共建环境，即衡量该区域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环境条件。我们将以该发展指标体系为基础，分析不同区域内“一带一路”建设为各个区域沿线国家的经济结构改善所取得的成就。该发展指数如表2-10所示。

表2-10　“一带一路”区域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注：

①人均GDP和GDP增速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和基于该数据的计算。

②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口来自世界银行统计数据。

③自然资源来自“一带一路”数字经济联盟、上海社科院、上海交通大学等研究“一带一路”的专家综合评分。

④人力资本，亦称“非物质资本”，指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如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与健康状况等水平，人力资本越高，表明劳动力素质越高。该指标采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北京大学在2017年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报告》中的“一带一路”人力资本发展指数。

⑤创新能力采用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产权组织共同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数》中的创新指数。

⑥贸易水平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2018年所公布的数据。

⑦基础设施采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2018》中的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⑧政治环境采用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

⑨投资环境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经商容易度2018》报告中的经商容易度指数。

⑩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指数来自北京大学2017年发布的《“一带一路”沿岸国家五通指数报告》，鉴于2018年的五通指数尚在测算中，因此此处采用该报告的2015年数据。

以上指标将根据区域平均水平给予评分，并且根据评估结果给予每个指标优、中、差的评价。

在分析过程中，基本上将采用地理区域划分法进行区域划分，同时以经济联系紧密度作为修正要素，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划分为6个区域：东盟、中亚、西亚、中东欧、独联体及蒙古国、南亚。采用地理区域划分法的原因是：一方面，处在相同地理区域的国家基本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自然资源、地缘环境等因素均具有相似性，这样通过统计、计算得到的各项指标能够鲜明地显示各区域的经济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地理区域划分法，既可以全面分析“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又可以消除因某些国家数据缺失而造成的计算指标偏差，同时兼顾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趋同性国家的共性。

东南亚区域的“一带一路”建设，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构想为主要实施平台。该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和广西南宁，南至新加坡，以公路、铁路网络为主要载体纵贯中南半岛，结合东南亚繁忙的海运航道系统，将整个区域整合在一起。东南亚区域的共建主体主要以中国和东盟为主，东盟十国包括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这些国家均已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基于以上分析，东南亚区域“一带一路”的同维共建方向是，通过对基础产业的改造，将该区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矿产加工、食品加工、纺织为主的产业体系，提升为以初级产品深加工、建筑房地产、制造业、新能源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体系，如图2-1所示。东南亚区域的评估状况如表2-11所示。

图2-1　东南亚区域的同维共建路径

表2-11　东南亚区域的区域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东南亚区域的基础禀赋以人口和自然资源最为突出。

东南亚区域低价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规模、结构都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东南亚区域的国家人口达到了6.47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人口超过1亿，其中印度尼西亚人口占东盟的40.6%，而越南人口已经达到了9 554万，即将过亿；文莱、新加坡、老挝则不足1 000万。人口结构上，菲律宾、文莱、柬埔寨、老挝65岁以上人口低于5%；而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等国15岁以下人口则超过了30%。人口基数巨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低，年轻化程度高，以及比较高的出生率，构成了东南亚区域国家在劳动力供给上的巨大优势。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也是全球重要的“劳动力价值洼地”之一，根据统计，2015年，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三国制造业员工月平均工资分别为522美元、210美元、138美元，远低于中国的740美元，人力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为东南亚区域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大优势。

东南亚区域自然资源充沛。东南亚区域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矿产资源方面，东南亚区域蕴含丰富的石油和锡，印度尼西亚是全球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国，文莱凭借石油出口成为世界上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世界前列的国家。马来西亚地区拥有世界最大的锡矿储藏，其锡矿砂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该区域由于雨热同期，非常适合农业发展。在热带经济作物种植方面，东南亚区域是世界上油棕、椰子、橡胶、金鸡纳、蕉麻等热带经济作物的最大产区。比如马来西亚的棕油生产和出口首屈一指，泰国的天然橡胶产量长期居世界第一，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大的椰子和相关产品出口国。在粮食作物方面，东南亚区域非常适合种植水稻，也是世界上最核心的稻米产区之一，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是世界上重要的稻米生产国和出口国。同时东南亚区域也是非常重要的渔业产区，2014年东南亚区域各国渔业产量达到了3 060万吨，养殖渔业产量为1 190万吨，在全球占比18.3%，巴沙鱼、罗非鱼、虾是该区域的主要出口品种。

东南亚区域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借助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转移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尤其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已经基于人口、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产业结构。总体上看，东南亚区域的产业结构具备以下特点。

基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初级加工业。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上，东南亚区域各国的矿产采掘和加工业、食品原料加工业和石油化工业等初级加工业是该区域的支柱产业。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矿产加工业占GDP的11.44%，为该国国民经济提供了主要发展动力，是出口创汇、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辐射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为印尼的持续发展、国民就业和边远地区的平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菲律宾的矿产加工业占GDP的比重也达到GDP的4.8%，农林渔加工业的产值占GDP的14.1%，同样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充沛低价劳动力供给下发展起来的纺织业。东南亚国家除文莱、新加坡之外普遍选择了纺织业作为工业化初期的起步产业。在东南亚国家政府的积极推动之下，纺织业成为东南亚区域国家获取外汇、进行技术积累的主要产业之一。以越南为例，越南纺织业从21世纪初开始在出口拉动下发展迅猛。该国南部地区的经济重镇胡志明市已初步形成纺织工业聚集区，该地区纺织服装行业80%以上产品供出口，目前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成衣市场中都可以看到该国的产品。2007年加入WTO之后，越南纺织出口从74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017年的312亿美元。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初，东南亚国家凭借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以资源带动的初级产品加工业和以纺织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各国主要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方面进行了大量协调工作。

政策沟通创造了顺畅良好的合作机制。2016年，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发展论坛发布了《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倡议书》，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沟通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双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政策沟通，积极构建覆盖整个东南亚的区域跨国合作机制。目前，东南亚区域已形成了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以及中、老、缅、泰毗邻地区的“黄金四角”合作等次区域机制等政策沟通成果（卢光盛、段涛，2017），从政策环境上保障了区域跨国产业网络的稳健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显示，东南亚区域政策沟通顺畅型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良好型国家包括新加坡、越南、缅甸，潜力型国家只有文莱和菲律宾，如果考虑到菲律宾新任总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五通指数”的发布依据主要是2015年的数据，而2016年菲新总统上任），那么东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非常顺畅的政策合作。

设施联通为产业转型升级铺平道路。东南亚区域国家与中国共建跨国产业网络的最大便利性就在于区域地理环境相对畅通，东南亚国家中除老挝外都是沿海国家，重要城市几乎都与重要港口联结，这对于设施联通非常有利。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国家之间，已形成比较完善的陆地、航空、信息和海运体系，目前共有6条公路、2条铁路、3条航线、2条油气管道、8条信息管道、15个公路口岸、2个铁路口岸、2个水陆口岸（梁颖、卢潇潇，2017）。而“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推进顺利：中老铁路正在顺利施工、中泰铁路也已经启动、金边—西哈努克港的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昆曼公路已全程建成高等级公路、老挝北部230千伏电网工程已经建成、中老联网输变电工程已经签署协议，更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项目也在渐次开展。在设施联通项目的进展同时，交通运输机制对接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截至2017年，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大湄公河次区域铁路联盟、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等已经形成长效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中国—东盟交通战略规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也已顺利签订。这一系列的设施联通成果，不仅让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国家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便利，而且客观上为构建跨国产业网络提供了物理支撑。

贸易畅通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巨大市场空间。2017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到5 148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了13.8%，其中，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达2 791亿美元，进口2 357亿美元。从总贸易额、出口额、进口额看，中国已经和东盟十国中的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形成了非常紧密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中国和东南亚区域的国家之间不断探索如何强化贸易便利度，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签订，表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上，东南亚区域内的制度、标准不断协调不断达成新成果。双方的税率、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等均已成熟，并通过《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及其附件，在制度上得以确认执行。该区域内紧密的贸易联系和逐年扩大的贸易往来，给区域内的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同维共建提供了顺畅的交易基础，更重要的是，让中国和东南亚两个巨大市场联通在一起，为区域跨国产业网络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纵深。

资金融通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国家之间的资金融通力度不断增大。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额快速成长，增速最快的印度尼西亚，在2016年达到9.5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10倍，而增速较慢的菲律宾，也增长了两倍多。而区域内其他国家包括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中国的投资幅度也有平均6倍的成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发挥出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通过中国投资的跨境产业园区，一方面通过带动中国企业直接投资当地，将成熟技术和管理经验移植到园区所在国，推动了当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园区直接对接了中国本土的供应链，为所在国创造了更多产业，完善了当地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已有17家柬埔寨银行提供人民币清算业务，其中4家提供存款服务。双方在货币上的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跨国产业网络的建设。

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大框架下，从2013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一方面升级了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催生了更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从而构建了覆盖东南亚区域的跨国产业网络，大大提升了该区域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

初级产品深加工业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投资和产能合作，主要集中在该区域国家农、渔、矿、油等初级产品的深加工上，以资源投资促进能源、矿产、农林等资源向中国出口。在资金融通助力下，东南亚国家的相关产业获得了更高的利润，实现了产业升级。举例而言，当中策橡胶落户泰国之后，橡胶模具加工、氧化锌、白炭黑生产、塑料隔离膜和钢丝帘线生产、工业油制造等产业链配套企业相继赴泰投资建厂，大大提升了当地橡胶的深加工能力。中国对缅甸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矿业等领域，对越南投资主要集中在五金制品等领域，对泰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和化工产品等领域，对老挝投资集中在水电、木材加工、矿产领域，这些投资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内初级产品的产业升级。

建筑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落地。“一带一路”所推动的设施联通，不仅让区域内国家间资源和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同时也带动了当地道路、桥梁、住宅等建筑业的兴盛。中国对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合作，这些投资标的以公路、铁路、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主。中国在这些项目建设过程中，主要承担设计和技术职能，大量吸纳当地劳动力承担基层管理和具体施工工作，为当地的建筑产业准备了丰厚的技术储备和大量熟练工人。同时，这些工程项目的建设也带动了当地水泥、钢铁、木材等建材产业链的发展，继而带动了当地房地产行业的起飞，比如越南建筑市场的兴旺给越南建材行业的成长带来了巨大动力。据统计，每年越南建材产业的成长已经达到17%，如此高速增长的市场也吸引了立邦涂料、阿克苏诺贝尔、海虹老人等涂料公司在越投资设厂。与此同时，东南亚房地产业也蓬勃发展，其中不乏碧桂园等知名房产集团投资。

拓宽了区域制造业产业链。制造业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国家的合作重点领域。在双方顺畅的政策沟通指引之下，在资金融通的有力支持下，基于不同国家的基础禀赋和比较优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制造业产能合作，在互补和共赢的基础上构建跨国性的区域制造业产业链。在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区域内的制造业合作集中在纺织服装、机械、钢铁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以产品内合作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成熟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当地低成本劳动力结合，既推动了所在国的制造业产业链发展，又提升了区域内的资源运用效率。在区域内相对发达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制造业合作集中在高端装备、生物化学、机械设备、电子电气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以产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中国的资本与当地较高素质劳动力的结合，既为所在国产业结构补充更多高附加值部门，也为区域内的初级产品加工网络提供了潜在市场空间，创造了更多区域内产业间合作的可能性。

新能源业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绿色动力。东南亚国家存在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减少环境污染的要求，因此新能源业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热点。其中在核电方面，中广核2015年与东盟能源中心签署了关于核电建设的合作协议，涵盖前端原料供应、核电厂建设运转和后端核废料处理等方面。在光伏行业方面，2016年，阿特斯宣布将在越南开工一座发电量达到300兆瓦的光伏组装厂。在再生能源方面，东南亚各国也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以越南为例，越南的3 400公里的海岸线上每年每平方米的风能达500～1 000千瓦时，其次是太阳能，也有很大的开发空间，每天每平方米为5千瓦时。

数字经济产业加速区域经济发展。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东南亚区域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2015年到2018年数字经济产业总值增长了4倍。2018年，东南亚区域国家的总体在线经济总值超过了720亿美元，其中增值最高的是越南，占该国经济的4%。该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渗透到包括数字制造、数字生活、数字媒体等多个领域。在数字（智能）制造领域，预计到2020年东盟国家的智能制造设备市场规模将达到793亿美元；菲律宾2016年在业务流程外包方面的收入就达到了250亿美元，提供了超过130万个就业机会；而泰国已经启动了名为“泰国4.0”的智能制造产业升级计划，旨在提升泰国的数字化生产和服务能力。在数字生活领域，互联网购物、数字出行（打车、机票和酒店等）等大大改变了东南亚区域居民的生活形态，在互联网购物方面，除新加坡外，91%的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网购，数字出行方面，东南亚区域的在线机票和酒店预定率达到85%，而印尼的数字出行企业Go-Jek的日均乘车用户量已经达到了800万人次。在网络媒体领域，东南亚国家2018年在线广告整体增长5倍，达到了110亿美元，目前该区域的大部分网络媒体广告投放方向是应用商店、新闻网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并出现了广告逐步流向电商平台、在线游戏和网约车等更广泛的平台上。

东南亚区域各国的发展并不平衡。从经济体量上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17年经济总量，东南亚十国GDP总体为2.72万亿美元，其中体量最大的为印度尼西亚，为9 504.38亿美元，最小的文莱则为130.38亿美元。而人均GDP差距更是巨大，最高的新加坡为5.38万美元，最低的缅甸只有1 272美元。

从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上看，东南亚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文莱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人力资本指数相对较高，其中新加坡达到80.94，马来西亚也达到了74.26，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其产业结构中已经具备了比较高端的机械制造、电子电气和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菲律宾、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人力资本指数都在67～72之间，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具备一定的素养，亟待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而柬埔寨、缅甸及老挝的人力资本指数基本在60以下，若以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作为指标，老挝、柬埔寨成人识字率不及80%，劳动力素质有待提升。这些国家的产业发展仍旧需要以完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从创新能力看，东南亚国家也显示出创新力参差不齐的状况。根据2018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新加坡的创新能力指数在东南亚国家中排名最高，达59.83，位居全球第五，而马来西亚的创新能力指数为43.16，两个国家共同构成了东南亚区域创新能力的第一集团。而泰国、越南、菲律宾，指数处在30～40之间，仍旧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而其他国家的创新能力则较低。

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对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同维共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要素禀赋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分别实施不同的协同策略。综合各国的发展状况，东南亚区域国家可以分为三大集团。

其中，新加坡为第一集团。新加坡拥有比较雄厚的发展基础、优质的劳动力素质和创新能力。在区域跨国产业网络中最适合与中国开展高新技术产业、金融、高端服务业等合作。然而由于新加坡人口少、经济体量小，无法引领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集团包括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已经经历过一轮高速增长，然而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都是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受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严重，且在产业链话语权和定价权上受制于人，先后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贫富分化严重、产业结构老化等问题。在数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这些国家都表现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状况。以马来西亚为例，1973年人均国民收入就达48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1980年后就出现了发展停顿。同时第二集团的两个国家相对产业体系比较完整，人力资本基础比较好，但是其原有工业体系技术简单、产业利润较低、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需要在产业层次上进行提升。因此两个国家的产业共建方向主要落实在新能源、高端装备、医疗设备、生物化学、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该国已经有基础的产业上，同时兼顾初级产品深加工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集团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尚处在工业化初期，刚刚摆脱或正在摆脱以资源换发展的阶段，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方面都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因此这些国家比较适合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着手共建，逐步进行技术能力和资本积累。这六个国家的合作重点产业也就在纺织、初级产品深加工、农用机械、汽车配件、轻工制造等方面。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根据各国现有优势进行产能合作，通过改善要素水平等手段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中亚五国是指位于亚洲腹地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5个国家。根据评估，该区域的产业指标如表2-12所示。

表2-12　中亚的区域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中亚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业结构改善的路径如图2-2所示。

图2-2　中亚区域同维共建路径

中亚五国产业结构单一，轻重工业基础都较为薄弱，产业集中于能源及农业领域。这两个领域产业的形成，一方面基于历史上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单一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也基于中亚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

农业资源丰富。中亚五国农业用地2.9亿公顷，耕地面积约0.4亿公顷，比全球平均人均耕地拥有水平高出近4倍，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人均耕地面积达1.7公顷，是中国的18倍。中亚国家种植业以粮食、棉花等可以大规模种植的作物为主。哈萨克斯坦是世界第一大面粉出口国，第六大粮食出口国。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第五大产棉国、第二大出口国。同时中亚五国畜牧业体量也非常大。乌兹别克斯坦年产蚕茧1.6万吨，是世界第六大养蚕国。

能源资源居世界前列。中亚地区估计拥有1 500亿～2 00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全球石油储量的18%～25%，天然气储量为11.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6.2%。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矿产资源丰沛。中亚各国均有丰富的矿藏，该区域是世界上重要的铀、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及黄金产地。其中哈萨克斯坦的锌、钨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铀矿储量居世界第二位；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储量居世界第四位；塔吉克斯坦的锑矿居世界第五位。

农产品加工业产量高，发展面临瓶颈。农业在中亚国家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占GDP比重高达35%，塔吉克斯坦农业占GDP的比重是27%，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例是14.8%。但是中亚国家农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加工技术落后。仅看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中亚五国农机所占农业生产资料的比重分别为：哈萨克斯坦3%，吉尔吉斯斯坦8%，塔吉克斯坦3%，土库曼斯坦3%，乌兹别克斯坦4%。此外区域内国家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较差，尤其是农田灌溉系统缺乏。更重要的是中亚五国交通运输能力落后，且整体运力不足，极大地阻碍了农业优势的发挥。

石油天然气业得天独厚，但基础相对薄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中亚五国石油产量9 816万吨，天然气产量1 360亿立方米，大部分油气产量出口到国外，其中石油出口量为7 466万吨，天然气出口量达到了571亿立方米。石油天然气采掘为中亚地区创造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堪称区域内的经济支柱。但区域内国家石油化工产业基础薄弱，尚不具备规模化的石化产品生产能力，如哈萨克斯坦境内所需化工基础原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树脂等基本工业原料仍需要大量进口；又如乌兹别克斯坦以天然气化工为支柱产业，但生产水平低，产品较为单一，主要生产乙烯、聚乙烯和化肥。

矿产采掘业需要更多外部投资。矿产采掘业在中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铜业、锌业、铬业、铝业、金业、煤业公司，米塔尔钢铁公司，哈萨克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等是哈萨克斯坦经济的支柱。而乌兹别克斯坦的铀矿和金矿塑造了该国在全球原子能和贵金属市场的地位。该国年均铀矿产量2 400吨，但随着全球核电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铀矿价格持续上涨，该国的产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该国需要更多外资进入推动，共同勘查开发更多的铀矿资源。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由于资金、技术、贸易能力等严重匮乏，中亚五国的支柱产业仍以农牧产品加工与资源类初级产品加工为主，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业缺乏、向资源产业的产业链下游延伸能力不足、缺乏将优势资源低成本输送到全球市场的能力，这些成为中亚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3年以来，中亚五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接发展战略，构建了高度的政府互信，同时改善营商环境，与中国合作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先进产能投资，各国经济均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在这5年来，政策沟通、资金融通等要素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亚区域产业能级的升级。

建立政策沟通平台保障战略对接落地。中国和中亚四国（除土库曼斯坦外）同是上合组织的成员，经过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的不断完善，双方已经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及制度化的政策沟通管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分别与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乌兹别克斯坦“福利与繁荣年”规划、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稳定发展战略”、塔吉克斯坦“能源交通粮食”三大战略及土库曼斯坦建设“强盛幸福时代”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中国与中亚五国就农业技术现代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科技合作，在遗传资源开发、种植技术、草场保育技术、牲畜饲养技术、动物疫病管理等方面都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研发关系。

资金融通推动五国产业升级。中亚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不断扩大与中国在本币支付和结算方面的合作，其中哈萨克斯坦合作程度最深，人民币已经成为该国储备货币，同时双方在建设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商品交易所方面的合作业已展开，此外，为了保障双方的投资资金来源，双方共同成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更进一步促使两国金融和保险机构签署了支持重大项目投资的多项融资合作协议。在一系列资金融通措施的支持下，中国和中亚五国双方通过企业投资、节点项目开展，有力地推动了五国现有产业的升级。

强化设施联通打通中亚的对外通道。中国和中亚五国在设施联通方面进展迅速，已经初步实现了“中国西部—欧洲西部”国际运输走廊的贯通，在联通东亚和西欧两大经济活跃区域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让中亚逐步成为亚欧联通的重要枢纽。在铁路联通方面，依托欧亚大陆桥，中国经中亚通往欧洲沿线国家的“中欧班列”取得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吉乌铁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开通，大大强化了哈萨克斯坦在中亚铁路网中的枢纽作用。在公路联通方面，中吉乌公路的乌兹别克斯坦段，大量改建扩建使得原本双向两车道的狭窄路段，统一升级为双向四车道，吉尔吉斯斯坦段路面全程实现“黑色化”，令车辆行驶顺畅。根据测算，中吉乌公路的改建大大减少了货运成本，有力地支持了沿线产业振兴，同时将带来100多万个就业岗位。在管道建设方面，中国联合中亚五国建设了上万公里天然气管道，有力支撑了沿线4亿人口的生活燃料供应。此外，中塔跨境光缆等项目稳步推进。

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升级。“一带一路”对中亚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中国与中亚在品种选育、农业生产技术应用方面成果突出，通过合作，中亚从我国学习了棉花地膜种植、病虫害的生物与机械防治等技术，大大提高了中亚棉花产量。前文所述的创新能力的共建，为中亚五国的农业现代化打下了科技基础。在推进五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边境贸易企业、大型粮农企业，通过成立独资公司或入股所在国企业的方式，广泛与五国展开农业现代化建设合作，以边境经济开发区为支点，协助所在国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和贸易，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矿产采掘业向矿产加工业延伸。中国对中亚五国投资和产能合作重点集中在石油化工、矿物深加工等制造业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阿克托盖铜矿选厂、中国葛洲坝集团投资建设的哈萨克斯坦首个特种水泥厂等52个重点项目，都已经开始建设或建成投产。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签署了电网升级改装、燃煤电站、煤矿改造等项目贷款协议，支持中方企业在乌投资。中国企业对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主要聚焦在地质勘探类和矿产品开采等领域。这些投资和产能合作，推动了中亚五国矿产采掘业向产业链下游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延伸。

石油天然气业向石油化工产业延伸。与矿产采掘业向矿产加工业延伸类似，中资也协助中亚五国的石油业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进行延伸，双方的油气合作正在向包括炼化、管道、工程技术服务在内的全产业链方向迈进，同时中国的油气生产标准，也随着装备、仪器等产品的出口走向中亚。目前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资的阿克套沥青厂、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炼厂、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库利气田项目、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建设的炼油厂等多个油气产业链延伸项目都已经建成投产。这些重大项目的建成，为中亚五国的油气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以奇姆肯特炼厂为例，在合作之前，该厂生产工艺滞后、设备老化，导致原油加工深度不足、产品缺乏竞争力。2014年中石油承建了该厂的现代化改造，2017年一期工程投产后，油品质量大幅升级到欧Ⅳ和欧Ⅴ标准；二期工程投产后，该厂的信息化、自动化程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该厂的原油加工深度和轻质油收率得到大幅提升，轻质油收率由56%跃升到80%。这一改造工程有力地带动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产业升级。

物流运输业兴起给中亚经济插上翅膀。“一带一路”建设在铁路、公路、海运等设施联通的成果，刺激了中亚五国物流运输业的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位于江苏连云港的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它从建成初期就成为联结欧洲—中亚—东亚—太平洋的重要物流节点和仓储贸易平台。通过该基地调配，中亚的矿产、农产品、工业产品首先通过铁路公路汇聚到阿拉木图，6天时间就可以从阿拉木图抵达连云港，并在两个小时内装船启运东南亚、太平洋、北美等地区，强大的物流能力和高效的转运效率，对于扩大中亚和中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将中亚与世界发达经济体连接在一起有巨大意义。截至2017年，中哈物流基地完成货物进库量955万吨，进出场64万标准集装箱。而一些在建项目也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物流运输业发展潜力，比如“杰兹卡兹甘—别伊涅乌”铁路，该线路通车后，中国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的货运时间可以减少3天，结合阿克套海港建设，可以将中国至中东欧的海陆联运能力扩充2倍以上。

中亚区域在加入“一带一路”前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从丰沛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基础上发展出农产品加工业、矿物采掘业和石油天然气等支柱产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中亚五国通过政策沟通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升级基础，通过科技合作提升了该区域国家的创新能力，在资金融通的支持下，大量的企业投资中亚地区，带动了农业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升级，推进石油天然气业向下游的石化业延伸，并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让中亚地区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节点，带动了中亚地区的物流运输业兴起。经过5年的同维共建，中亚地区已经形成以资源和区位优势带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充满活力的区域。

相比“一带一路”的其他区域，西亚区域的环境比较复杂。素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称的西亚地区，是人类文明发展最早的区域，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在这块亚欧非大陆交界区域上纷纷登场，各自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给人类留下非常宝贵的思想、文化和知识财富。自古以来，西亚地区就是各种文化交流沟通的场所，各种文明的交流碰撞也让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格局错综复杂。目前西亚区域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共有18个国家，从经济发展、地缘格局等方面看，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国家：阿拉伯国家，其经济发展特征是由单一资源支持的单一产业结构；以色列，其经济发展水平在西亚国家中最高，高新技术产业是其经济的支柱，与此同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高素质的劳动力群体；土耳其，它具备区域内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区域内其他国家较完善的产业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对该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分别针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优势、先发优势和要素禀赋，在互利共赢的理念指导下，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合作发展策略，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推进区域共同繁荣的道路。

西亚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古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区域。在西亚18国中，有15个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伊朗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外，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都相对比较单一。这也是“一带一路”在西亚阿拉伯国家共建过程中的基础，如表2-13所示。

表2-13　西亚阿拉伯国家的区域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西亚阿拉伯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业结构改善的路径如图2-3所示。

图2-3　阿拉伯国家同维共建路径

西亚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丰富，也是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区。其石油储量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一半以上，产量占到世界石油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出口量约占世界出口石油总量的50%。该区域所产石油90%以上供出口。西亚石油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沙特、伊朗、科威特、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重要的产油国。

靠出口石油，阿拉伯国家已经成为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工业体系不完整（除伊朗外）等问题。以沙特阿拉伯为例，石油产业的收入占全国GDP的大约75%，出口总额的90%。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通过紧密的政策沟通，对基础设施的提升和强化资金畅通，在该地区国家的丰富油气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基础上，从更高起点上提升了该区域的产业结构。

强化政策沟通铺平合作道路。截至2017年，中国已经同8个阿拉伯国家建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也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平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建立了中海战略对话机制。西亚阿拉伯国家在核能、电力、高铁、通信、航天、新能源等方面的需求十分旺盛，因此中国提出的“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倡议得到有关国家积极响应。经过三轮战略对话，以上合作方向已经在双方之间达成共识。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目前西亚阿拉伯国家的道路基础设施无论是硬件条件还是服务水平都很差，且维护不力。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有着强大实力的中国企业在铁路、港口、通信、管道等领域积极协助所在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截至2015年，中国有关企业在该区域已经实现116.5亿美元营业额，同时有近6万人在该区域从事工程建设。在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建设方面，中企承建的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是该地区首条高铁。在港口设施方面，中企承建了沙特阿拉伯的祖尔角（Joel Angle）大型海港建设项目，承建了卡塔尔多哈新港项目。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华为技术承建了阿联酋电信项目、阿曼电信项目等，中国通信为沙特通信工程项目提供服务。在管道方面，山东电建承建了沙特阿美MGS二期EPC项目、中石油BGP项目。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投资和贸易环境，为发挥该区域的区位优势奠定基础（王是也，2017）。

增强资金融通便利双方高科技产能合作。双方在投资和金融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大幅推进。2015年，阿联酋成为中国认可的合格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了众多阿联酋金融机构进军中国证券市场。与此同时，中阿（阿联酋）设立了总额100亿美元的联合投资基金，以能源、智能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为标的开展联合投资。2016年，中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三国签署了本币直接交易协议，大幅降低了美元结算的汇兑成本。同年，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经过双方授权，成为阿联酋的人民币业务清算银行。以上资金融通措施对推动双方的直接投资和产业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一系列政策、基础设施和资金融通的合作之下，极大地改善了该区域的贸易、投资、营商环境。在此基础上，双方合作推动了阿拉伯国家的产业新增和升级。

依托油气资源巩固产业链上游，向中下游延伸。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基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产能合作，在政策沟通和资金融通的推动下，协助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天然气产业不断向上游勘探开采和下游的石油化工产业延伸。在上游石油开采环节，中石油与阿曼石油天然气公司合资，运用先进的水平井注水开发技术，大幅提升了阿曼原油生产量。中石油与阿联酋有关方面通过参股等方式，获得阿布扎比陆上油田开发权益的8%。中石油与阿布扎比陆上石油公司签订协议，协助阿联酋曼德油田的石油开采、井口设施、输油管线和输变电线路建设并提供配套服务。在中游的石油冶炼环节，2011年中石化与科威特合资成立新公司，建设了位于湛江的石油炼化一体化工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中石化与沙特阿拉伯共同投资建设的延布炼油厂项目正式投入运营，成为中东地区具备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炼油企业。在下游技术开发和生产服务环节，2016年中石化与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达成协议，共同建设油气服务、成品油销售、石化服务、科技研发等产业环节，向高附加值端迈进。

协助该地区国家新能源领域建设。基于双方的“1+2+3”合作倡议框架，中方和阿拉伯国家在新能源产业的建设上初见成效。2015年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方面合资，采用世界先进的超超临界燃煤技术投建迪拜哈翔（Hassyan）清洁煤电站一期项目。2016年中国电建与阿曼签署协议，建设益贝利（Ibri）和苏赫（Sohar）火电站，同年，中国电建与科威特当地企业合作，开始了科威特阿祖南（Azzour South）三期联合循环项目的建设工作。此外，中方承建的约旦阿塔拉特发电站帮助约旦实现了油页岩发电的愿望（刘欣路、许婷，2018）。

合作推动航天技术和相关产业进步。基于“1+2+3”的合作框架，中方和阿拉伯国家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也渐次开展，取得了初步成果。2018年，中国协助沙特光学相机升空，开启了中沙两国在探月和深空探测合作的脚步。中国国家航天局以“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工程为载体，为该区域国家提供空间信息支撑，运用中国在遥感、通信、导航领域的技术优势，协助各国进行导航救援、国土监测、通信传输、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航天技术应用。埃及就是在中国航天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了自身的航天工业体系。

和同处西亚的阿拉伯国家不同，以色列在自然资源方面相对匮乏，但是凭借其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和活跃的创新能力，是西亚地区仅有的具备完备研发体系、相对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该国的要素禀赋评估如表2-14所示。

表2-14　以色列的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以色列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优势互补的路径如图2-4所示。

图2-4　以色列同维共建路径

以色列人力资本是其最大优势。以色列从立国开始就重视教育，这也是以色列主体民族犹太人的民族特征之一。以色列对教育的投入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9%～12%，政府为学生每年的花费也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以色列此举也获得了丰厚回报，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以色列的科学家数量占20%，而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此外，该国的教育非常重视学术与实践结合，学生在毕业之前，已经为踏上工作岗位做好了准备。

强大创新能力驱动经济前进。以色列人敢于冒险，对事物充满好奇，全民族对于失败的容忍度非常高。同时，政府在各种制度设计上鼓励创新、共担风险，也营造了创新的优良环境。而以色列大量的风险投资也为以色列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据统计，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2.5倍，创新企业的数量远超中国、日本、英国、印度这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创新企业众多的国家（舒淼芸，2018）。

重工业是以色列立国之本。以色列凭借雄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建国之初以纺织业、食品加工业起步，但是一直以来四周强敌环伺，该国一向重视以军工为代表的重工业发展，目前其军工、飞机制造、化工等重工业非常发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国军工产业，以色列以一个面积仅2.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870万人口的小国，却建立起从轻武器到坦克、自行火炮等重武器制造、从海军舰艇到战斗机的完整军工体系，并且其雷达、导弹、无人机等先进武器的技术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同时配套的钢铁、化工等工业体系全部具备，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而近年来其高端武器装备大量出口，也为以色列重工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撑。(www.daowen.com)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以色列新经济增长动力。在以色列的人力资源和创新能力支撑下，以色列从20世纪起开始进行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成为该国的经济核心。目前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在全球赢得了一席之地，在电子、通信、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工程、精细加工等领域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以色列的创业气氛非常浓厚，该国科技研发支出比重位居全球第一、除硅谷以外创业公司数量第一、风险投资人均第一。2014年，以色列688家科技公司共获得风险投资34亿美元，同时该国已经有超过80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凭借在技术和产业上的先发优势，以色列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具备高起点、优势互补、互相学习的特征。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为了发挥以色列的人才、技术和产业优势，实现与中国的同维共建，双方主要在政策沟通方面做了大量努力。

高起点政策沟通扫除了合作障碍。以色列是发达国家中较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达国家。201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了《关于成立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备忘录》，在副总理级别上共同组建“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从而高起点启动双方“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协调工作。该委员会主要从事协调两国部门及地方政府间多领域的创新合作、确定合作重大方向及项目、探索合作新模式、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等。之后刘延东与以色列外交部长利伯曼共同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从政府间协议的角度，为双方的“一带一路”共建打下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在政策沟通和基础设施改建的基础上，双方的合作以优势互补为前提快速开展，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以色列高新技术推动中国创新产业进步。中国经济环境总体向好，市场规模巨大，但是科技创新上并不领先。相比之下，以色列市场狭小，科技创新、金融网络等方面却非常强。双方的互补性显而易见。双方合作的最大成就，就是以色列对中国创新产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15年以来，中以在创新产业发展方面已经产出了大量成果，中以常州创新产业园是中以三年计划内容之一，也是首个中以国家级创新合作实验区。中以创新创业合作研究中心落户长春，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创新动力。中以上海创新中心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旨在推动中以相互技术转移，实现创业企业双边孵化。众多的创新合作，带来了以色列成熟的创新创业管理政策和经验，激发了中国企业的创新热情，推动了更多创业企业落地。同时华为、联想、百度等中国顶级企业组织参观团到以色列学习创新经验、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相应地，大量以色列企业也组织访问团到中国市场进行考察，甚至开设子公司。在这些措施的促进下，中以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从“一带一路”合作前的食品、钻石、机械等产业间贸易，逐步转向高科技、新能源等产业的产业内合作。与此同时，中资也积极参与收购或参股以色列高科技企业，比如2015年光明食品集团收购了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Tnuva、2016年信威集团收购了以色列卫星运营商Space、2017年复星集团收购了以色列医疗激光企业Alma，都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企业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取以色列先进技术的范例。

中国数字经济提升以色列产业效率。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领先领域也逐步渗透进以色列。近年来中国的移动支付系统开始入驻以色列珠宝行业和购物中心，广大以色列民众开始体验了方便的支付方式，为促进以色列的消费增长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重新激活了以色列已经稳定甚至固化的信用卡系统。

土耳其位于亚洲最西端，地跨亚欧两大洲，是亚欧两大洲的交通要冲，历史上长期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土耳其积极响应，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共建，找到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在基础禀赋方面，土耳其特征如表2-15所示。

表2-15　希腊和土耳其的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土耳其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业强化的路径如图2-5所示。

图2-5　希腊、土耳其同维共建路径

土耳其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境内环境多山临海，因此都非常重视营造对外开放的环境。土耳其经济开放度较高，营造了很好的营商条件，包括积极推出投资优惠政策来改善投资环境，规范金融和财政管控，努力控制通货膨胀水平。在政府的积极措施下，土耳其吸引的外资规模越来越大，2015年吸引外资165.08亿美元，外资存量1 454.71亿美元，外资企业46 756家（邹志强，2018），外资占GDP的比例为19.23%。

在土耳其优良的投资环境保障之下，该国的经济发展近期呈现出向好的趋势，正处在GDP年均6%的快速增长期。土耳其除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外，服务业水平比较发达，占GDP比重超过60%（昝涛，2016），其中，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尤其成为土耳其服务业的明星。

土耳其处于欧亚两洲交汇处，区位优势明显，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沿线国家进入欧洲市场的桥头堡，土耳其与欧盟结成关税同盟，产品和服务体系都与欧洲接轨。该国完全可以凭借与欧盟的密切关系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产品、服务上对接欧盟大市场的中转通道。

政策沟通强化了政治互信。土耳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中国与土耳其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展开了中土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对接。2017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高度重视，同时埃尔多安也在论坛上表示，将积极参与和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设施联通改善土耳其交通运输能力。中国土耳其的合作方向是基于该国的优越地理位置，拓展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方与土耳其达成了大量基础设施合作，2015年，中土双方签署了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协议，当年中国与土耳其方面所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就超过31.65亿美元。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让土耳其在物流运输业领域有望获得巨大的进步，为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欧盟市场做出贡献。中方首先协助土耳其完善了高铁系统。中国承担的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铁路改造工程已经完成，未来土耳其计划新建高铁1万千米，土耳其总统甚至设想用铁路把中土两国连接起来，为构建亚欧间物流通道提供坚实的基础。在公路方面，中方协助土耳其完善该国欧洲和亚洲部分的公路沟通，欧亚公路隧道、达达尼尔海峡三层海底隧道等重要项目纷纷开建。在空运方面，中企承建了伊斯坦布尔第三机场。在海运能力提升方面，中企正在帮助土耳其完善了港口设施，包括黑海上的菲力约斯港、爱琴海上的羌达尔勒港和地中海上的梅尔辛第二集装箱码头等港口建设项目正紧张施工，建成后将大大提升土耳其的海运物流能力。同时，中国对土耳其的投资也集中在电信、金融、交通、能源等领域，希望协助土耳其全面提升其作为亚欧物流通道的能力。

西亚地区无论从地缘政治格局还是区域经济环境来看，都相对复杂。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下，“一带一路”建设从区域内不同国家的现状出发，分别推进了不同的同维共建策略。目前已经形成了与阿拉伯国家以能源合作为主轴，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并在单一产业基础上嫁接新能源和航天业的共建路径，形成了与以色列高起点的以优势互补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合作和以土耳其的区位优势为基础的亚欧物流通道共同建设。

中东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包括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北马其顿。2019年4月，希腊正式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一带一路”合作。从经济发展模式上，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评估如表2-16所示。

表2-16　中东欧的区域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中东欧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业共建的路径如图2-6所示。

图2-6　中东欧区域同维共建路径

人力资本先发优势支撑相对发达的工业体系。中东欧各国劳动力教育水平较高，劳动力人口的大学入学率都超过50%，该数字普遍高于被称为“金砖国家”的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甚至高于德国。劳动力素质较高，并且得益于中东欧国家灵活的劳动力政策，加上很多国家已经是欧盟成员国，可以享受欧盟市场一体化的各种便利条件，使得中东欧劳动力在欧洲地区具有“物美价廉”的独特先发优势。正因为如此，许多欧美大型企业在中东欧国家纷纷开设分公司或地区总部，惠普、英国石油、戴尔、帝亚吉欧、埃克森美孚、简柏特、巴克莱银行等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投资环境优良让中东欧融入欧盟市场。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环境非常开放，除金融保险、港口等少数受限制行业的外资投资需要事先申请外，外资可以自由投资各行业，经营利润、股息、资本的结汇不受限制，并能自由购买地产。同时中东欧国家普遍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优惠，比如波兰共设立了14个经济特区，特区内的投资政策更加优惠；匈牙利会为带来新技术的外国投资者，或者在匈设立区域中心的外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补贴；捷克实施了欧盟的资助规则，减少了对制造业投资的优惠，同时加大对科技业和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克罗地亚对外资的激励涵盖了国内税收、关税补助、就业等。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东欧国家积极融入欧洲市场，凭借比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相对开放的投资环境，过去20年里不仅保持了比较高水平的重工业体系，更在融入欧盟产业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中东欧具有先发优势的产业包括以下几个。

汽车产业规模庞大。该产业是中东欧区域主要国家的支柱产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汽车产业链相对完整。其中捷克是世界上进行汽车制造、设计与研发最早的国家之一，该国的斯柯达仍旧是世界知名的汽车品牌，捷克汽车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20%以上。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汽车产业产值甚至超过工业总产值的30%，对维持两国的高就业水平提供了巨大支持。同时在融入欧盟市场之后，中东欧地区承接了西欧国家的汽车制造及配套产业链，成为欧洲汽车市场的生产基地，更加巩固了其汽车工业的优势。

机械制造业拥有独特核心竞争力。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国是欧洲较早涉足机械制造业的国家，这些国家19世纪起就是奥匈帝国的采矿、冶金和机械制造中心。在20世纪90年代政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机械制造业凭借不断引入欧洲资金、技术，机械制造产业有了较快发展。中东欧国家主要的出口机械产品包括：电力设备、建筑机械、化工设备、冶金机械和矿山机械等。以捷克为例，该国机械制造产业链完整，产品门类齐全，生产包括机械动力设备（包括内燃机、船舶发动机、机车发动机、涡轮机等发动机设备，以及阀门、曲轴、齿轮、轴承等配件）、通用机械（包括起重机、锅炉、燃烧器、制冷设备、通信设备、包装机械等）、农林机械、机床、行业专用机械设备（包括军工、矿业、冶金、建筑、橡胶、塑料、皮革、玻璃、烟草、食品、纺织、印刷等行业机械）。

电气和电子产业技术领先。中东欧国家的电气和电子产业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都有独到的竞争优势。匈牙利的电子产业在中东欧国家中规模最大，占中东欧电子产业产值的四分之一，该国电子产业拥有超过8 000家企业，吸纳了近12万人就业。很多世界级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和代工企业，如富士康、捷普科技、伟创力、通用电气、三星、博世等都看中了匈牙利的产业链基础，在匈牙利设立了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捷克是中东欧地区电气电子产品的核心，其强电流设备拥有世界一流水平，可以生产包括电动机、发电机、变压器、配电及控制电器、电气设备、绝缘线及电缆等各种类型的电气设备，产值超过捷克电气电子工业产值44%，另外其国内的计算机制造和消费类电子产品（收音机、电视、移动电话、机顶盒等）也非常发达。斯洛文尼亚也是传统的中东欧电子产业大国，近年来通过大力开放外资投资，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国内的电子产品质量提升速度非常快。

虽然中东欧区域的产业发展相对较快，但其整体发展也面临一定的问题。首先是中东欧区域发展差异巨大，区域产业和市场整合困难。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中东欧16国之间差异巨大。在经济发展方面，波兰的经济体量最大，2017年该国GDP达到5 099亿美元，而发展缓慢的阿尔巴尼亚、黑山，GDP分别为134亿美元和47.74亿美元；在人口方面，16国间也有巨大落差，人口最多的波兰约有3 800万人口，而人口最少的黑山仅有60多万；在产业结构方面，中东欧各国普遍以传统制造业为支柱产业，互相之间缺少互补。这些问题都让中东欧的区域市场整合非常困难，而中东欧各国自身的经济体量都比较小，政治影响力较弱，难以依靠各国自己的力量完成区域市场一体化，亟须一个可以为中东欧各国提供公共品的整合平台。

其次是过于依赖欧盟市场。20世纪90年代之后融入欧盟，中东欧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就是凭借其“物美价廉”的人力资本和宽松投资环境，承接西欧的制造业转移，不仅获得了“欧盟凝聚政策”预算下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同时也吸引了大量西欧国家企业的产业投资，这使得中东欧区域快速成为欧盟市场的生产基地，从而使该区域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这种发展模式非常依赖西欧的资金和市场，而在近年来西欧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必须寻找更多元的投资来源和市场空间，而“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投资资金和巨大市场正是该区域迫切需要的发展机会。

最后是中东欧的传统产业面临巨大挑战。目前中东欧各国经济高度依赖传统制造业，但是随着近年来国民收入的提升，该区域的高素质劳动力价格也水涨船高，2017年匈牙利的名义工资同比上涨了10.7%，而波兰同比上涨了5.2%，加之中东欧国家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与西欧相比的低价格劳动力优势将逐步削弱。这对中东欧现有支柱产业提出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中东欧区域的传统制造业也日益受到西欧国家制造业智能化带来的威胁，其产业优势正在逐步削弱。因此中东欧地区的产业结构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

目前中东欧区域国家对拓展市场、区域一体化、产业升级转型的需求都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因此该区域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重点，是通过为中东欧16国构筑比较稳定的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各国发展战略和资源，推动优势互补型区域一体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将其优势产业与东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的需求对接，共享“一带一路”所创造的巨大市场空间。而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实现双方发展战略的对接，推进贸易、产业、投资的深入合作，进一步激活了当地传统产业活力，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推进了中国与该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

深入政策沟通增强中东欧16国凝聚力。早在2012年，中国就与中东欧16国正式确立了“16+1合作”领导人会晤机制，为中东欧16国投入“一带一路”建设铺平了道路。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的政策沟通领域越来越广泛、层次越来越丰富。比如，“16+1”峰会每年都会顺利召开，每次会晤都会通过一系列不断总结过去实践成就、明确未来合作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双方设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处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双方共同搭建了20多个政府间机制化交流平台，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经贸等方面（段飞舟，段光正，谢静，2018）。经过5年共建，中东欧16国逐步形成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现状与中国展开务实合作的模式。其中合作最紧密的国家以塞尔维亚、匈牙利为代表，两国力求加快与中国在经贸、投资、产业合作上的紧密度。比如塞尔维亚政府提出的“两扇门、四支柱”的外交政策，将欧盟、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并列为外交重点，塞中双方也不断由国际政治领域合作逐渐深入到包括经贸在内的全方位领域合作，塞尔维亚已经成为利用“16+1合作”框架内优惠贷款最多的国家。匈牙利政府也不断在强化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甚至还设立了特别委员会，专职负责对接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各类专项事务。越来越紧密的合作，以及不断根据自身战略所形成的针对性国别合作策略，让“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落到实处。

设施联通使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基础更加牢固。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设施联通，重点在于进一步构建沟通中东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物流网络畅通度。在该区域中部，设施联通的重点项目是匈塞铁路。2014年，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将共同建设以布达佩斯为起点，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为终点，并经过贝尔格莱德的匈塞铁路，该项目计划将成为中欧海路快线的重要基石，让中东欧广大内陆国家的商品可以经过比港直接运往全球各地，从而将中东欧核心区与“一带一路”南线通道联通起来，匈牙利借此成为中东欧国家中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交通枢纽。在该区域西部，设施联通的重点项目是“新‘琥珀’铁路货运走廊”。该走廊项目通过扩建连接布达佩斯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科佩尔港之间的铁路线和高速公路，构建从科佩尔港到波兰无水港的海陆运输对接走廊。该计划联通了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兰各国重要的工业中心，并计划建设起一套多式联运体系，让中东欧第一次建成由南到北贯穿全区的运输网络，该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在该区域东部，2016年塞尔维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中国等国家签署协议，达成了依托塞尔维亚贝尔麦克贸易中心、中国—中东欧班列、中欧直航航线，建设联通中东欧—中国的贸易和物流网络的协议。其他如黑山南北高速公路工程、塞尔维亚科斯托拉茨电站、北马其顿高速公路等项目，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资金融通提升了中国投资中东欧的便利性。第七次“16+1”领导人会晤上发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非亚纲要》明确提出了中国和中东欧双方“一带一路”建设上，在投融资、金融机构网络化布局、金融监管、金融科技等领域合作的方向。包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金融机构开发投融资新渠道、新工具；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在立陶宛成立“16+1”金融科技协调中心等项目，都标志着中国和中东欧在资金融通方面合作的不断深化。5年来，双方发挥多种金融工具的杠杆效应，合作签署了多个融资支持协定，综合运用专项贷款、亚欧行、丝路基金等工具降低资金融通难度。在资金融通合作上，匈牙利走在中东欧其他国家前列。2014年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成立，次年开设人民币清算中心，这是中国银行在欧元区以外开设的首个人民币清算中心。2016年匈牙利在华发行10亿元人民币债券，并顺利在伦敦上市。2017中国银行推出匈牙利弗林、人民币双币借记卡，这也是首张在欧洲发行的人民币银行卡。不断深入的资金融通，让中企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便利度与日俱增。

贸易畅通扩大了中东欧国家产业市场空间。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7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贸易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616亿美元，同比增长4.3%；中国方面的出口额437.4亿美元，同比增长3.8%；中东欧16国出口额149.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1%。取得这一成绩的同时，双方还开辟了形式多样的展会以促进贸易畅通，如中国—中东欧国家进出口商品展、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中东欧国家常年展等。通过这些展会，中东欧国家的出口中国商品种类大大丰富，捷克的啤酒和水晶，匈牙利的保健品、化妆品和巧克力，波兰的牛奶、奶粉和苹果汁纷纷在中国打开了销路。贸易畅通让中东欧国家的产业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

在“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的支撑下，中东欧16国的经济获得了更大的成长，传统制造产业得以激活，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高科技产业有了长足进步。

推动中东欧传统制造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中东欧传统制造业升级的作用。首先，大量中国投资为中东欧区域的产业升级注入了动力，2012—2017年，16国获得的中国投资从30亿美元增长到120亿美元，投资领域涉及机械化工、家电、新能源、金融、航空、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等行业。其次，中国协助中东欧区域建设了多个产业园区，包括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等，这些产业园区以当地龙头企业为核心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企业落户，在当地逐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载体。比如涵盖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三海港区合作”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产业集群投资快速发展，依托有条件的港区建设产业园区，极大地促进了中东欧国家中滨海国家产业集群的成长（刘锶，谢吉惠，苑生龙，2018）。再次，中国企业在投资设厂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企业的先进经营理念和优势产品，为当地传统制造业带来了新的活力，比如广西柳工收购波兰HSW公司工程机械业务单元，成立了柳工锐斯塔公司，一改该企业濒临破产的窘境，该公司成立4年后，累计贡献4.5亿元人民币的利税。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重新焕发了这个老资格国有钢厂的活力。同时中兴与华为也在每一个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在通信设备的制造和服务上为中东欧带来了技术更先进、运营更高效的产品和服务，在中东欧市场上，华为手机比苹果手机更加受到当地人民的青睐。

电子商务赋予中东欧国家新经济增长点。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十分迅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也展开了关于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的积极合作。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签订了电子商务合作倡议，倡议提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将在以往合作的基础上，基于国内法律、法规、政策，遵从国际规则和准则，开展电子商务领域合作，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共同把握电子商务带来的机遇……分享政策规划信息、分享管理经验、加强能力建设、推广最佳实践等，在公平竞争环境下进一步促进特色产品和服务的自由、安全和公平贸易。”在倡议精神的指引之下，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通过各种贸易展会，积极向中国市场引进中东欧国家的特色产品，为中东欧国家输送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成功架起便利的电子商务桥梁。目前，爱沙尼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家都已经开始了与中国电子商务方面的合作。2018年6月，“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跨境电商）对接会”举办，来自中东欧国家的257家展商带来了15大类1 000余种产品，其中匈牙利的橄榄油、波兰的琥珀、保加利亚的玫瑰制品等受到国内采购商的青睐，在本次对接会上达成了3 120万美元采购意向。

高科技产业合作推动双方经济结构进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不仅局限于传统制造业领域，双方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合作也与日俱增。中国收购当地高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尤其对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国的投资越来越多涉及科学研究、信息技术产业、机电产业等该国有一定竞争优势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如美的集团以45亿欧元收购库卡公司；比亚迪公司与保加利亚Bulmineral能源企业合作，共同从事电动大巴研发和生产，将纯电动大巴出口欧盟；在罗马尼亚，中国企业承建或直接投资了多个光伏、风能电站等新能源企业，同时中广核正就切尔纳沃德核电站3、4号机组项目与罗马尼亚合作公司商谈。高科技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正不断优化当地的经济结构，成为中东欧国家的新经济增长点。

中东欧16国作为传统的工业国，具有优良的人力资本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此为基础，其汽车产业、机械制造产业和电气电子产业拥有雄厚的实力。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双方持续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等方面的合作，努力改善当地的产业发展基础、为中国企业参与当地建设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双方努力下，中东欧国家凭借中国的雄厚资金支持、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逐步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并且在跨境电子商务、高科技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找到新经济增长点。目前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东欧地区已经成为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一体的高附加值产业区域，并且凭借其毗邻西欧市场的天然区位优势，成为连接亚欧两大活跃经济区域的重要通道。

独联体国家是在苏联解体后，各独立主权国家的协调组织。在“一带一路”框架中，独联体国家有7个成员，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同时鉴于蒙古国的经济基础几乎就是围绕苏联需求建立起来的，同时该国也是“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成员，因此本段将蒙古国与独联体成员一同分析。该区域的评估如表2-17所示。

表2-17　独联体的区域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独联体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业同维共建的路径如图2-7所示。

图2-7　独联体区域同维共建路径

独联体区域从苏联时期起经济发展水平就很高，工业基础较好。继承自苏联的多项优势，构建了独联体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独特的合作基础。

自然资源丰富。独联体国家普遍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俄罗斯最为丰富，其石油储量65亿吨，占全世界石油储量的12%～13%，天然气蕴藏量约为4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位。其他资源也非常丰富，木材蓄积量、铁蕴藏量世界第一，煤、铝蕴藏量世界第二，铀蕴藏量世界第七，黄金储藏量世界第四。白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拥有丰富的石油和伴生天然气，泥炭、褐煤、钾盐、黏土，以及贵金属和铁都是该国的主要矿产。蒙古国则拥有80多种矿产，主要蕴含铁、铜、钼、煤、锌、金、铅、钨、石油、油页岩等资源。此外，阿塞拜疆的石油资源和亚美尼亚的铜、金、铁，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

继承自苏联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独联体地区承接了苏联时期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普遍保持了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独联体区域最重要的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普及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25～64岁的俄罗斯人中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比例高达54%。与此同时，俄罗斯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其劳动力价格却并不是很高，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统计，俄罗斯人均国民月收入为950美元，远低于美国、欧洲、日本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但是必须注意，由于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未来该国很可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基于自然资源形成的资源加工产业。基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独联体国家目前普遍对资源型产业依赖度较高。以俄罗斯为例，2017年自然资源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80%，而蒙古国2017年该比重高达79.6%，格鲁吉亚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5.32%。

重工业是独联体区域的传统基础产业。苏联时期相对比较发达的重工业产业链使得独联体区域目前仍旧保持了比较优质的制造业产业链。其中俄罗斯的工业非常发达，以机械、钢铁、冶金、石油、天然气、煤炭、森林工业及化工等为主，但是其轻工业体系落后的状况多年没有改善。而白俄罗斯的制造业也是其支柱产业，运输车辆在白俄罗斯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为15%～18%，是其第一大出口产品门类；第二大门类为机电设备，占出口总额的12%～14%；第三则是化工产品，主要以化肥为主。该区域的一些较小国家也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比如阿塞拜疆凭借里海石油的优势，继承了苏联时期石油加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色冶金等产业分工，重工业体系非常发达，工业产值占其GDP的50%。

独联体国家是较早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之一，中国和独联体国家之间在政策沟通、资金融通和设施联通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5年来，独联体区域核心国家已经比较深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

积极的政策沟通巩固了双方合作基础。中国和以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国家在长期战略合作基础上，形成了“一带一路”和俄罗斯倡议的“欧亚联盟”战略的深度对接。在合作机制方面，中国和独联体国家之间形成了多层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平台，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大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等都成为中国和独联体国家的国家级政策沟通机制。而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框架下，中国和俄罗斯、蒙古国三方的地方政府间也建立了非常高效的地方政策沟通平台，其中，内蒙古与俄联邦5个自治区建立了地方政府间定期会晤机制，与蒙古国的13个地区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9个边疆区建立了友好关系。总体看来，中国与独联体区域及蒙古国的政策沟通指数都非常高，位居六大区域前列。良好的政策沟通为双方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资金融通方式创新给合作注入了动力。中国与独联体国家及蒙古国之间的大量合作是基于资本密集型的能源产业、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因此双方扩展了投资渠道、创新了金融服务方式，提升了融资能力。一方面，亚投行等国际间投融资机构发展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融资模式，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中国与独联体国家间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开发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创新了在独联体国家的金融服务模式，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开展的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外贸银行（VTB）签署120亿元人民币融资协议等，都在创新国内金融机构对独联体区域国家的服务能力。

设施联通逐步构建欧亚市场通道的北线物流能力。从中国东北和西北出发，经蒙古国和俄罗斯，通过白俄罗斯连接到中东欧区域，就形成了“一带一路”贯穿东亚和欧洲的北线通道。5年来，为了建设更畅通的北线通道，中国与独联体国家之间着力在铁路、公路、口岸、电力等方面进行了设施联通的积极建设。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框架下，北线设施联通的各个重大项目最早启动。在铁路建设方面，联通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滨洲铁路已经完成改造并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即将开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现代化改造即将展开，联通中蒙的白阿铁路、长白铁路也已经全线贯通。在以上铁路项目建设的支持下，截至2018年6月底，已经形成了从中国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到中东欧和西欧地区的7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9 000列，运送货物近80万标箱。在公路建设方面，联通中国与蒙古的公路建设是该区域的重点，目前中蒙之间已经开通了4条公路，同时中企承建的蒙古国内多个公路项目也开始启动，建成后将极大改善蒙古国西部的通行能力。在口岸建设方面，中蒙俄间已经建成了满洲里、二连浩特、甘其毛都和策克四大口岸，大大提升了北线公路物流的出境能力。在电力联通方面，中蒙俄之间已建成了10条输电线，有力地保障了北线通道的电力需求，同时中俄间还开展了电网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独联体国家与中国在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过程中，能源一直是合作的主轴，因此双方围绕能源展开了多项具体的合作计划。同时，从连接欧亚市场的角度，双方也在基础设施联通上做了非常多的布局。在此基础上，双方也开始了部分高科技产业的合作。

夯实资源深加工产业合作基础。在所有独联体国家中，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最多，2011年至2015年，俄罗斯接受的中国直接投资占所有独联体（含蒙古国）区域的92%左右。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和采矿等能源或自然资源产业，并且投资领域覆盖了从上游勘探到下游的加工。在上游的勘探领域，中石化集团通过购买西布尔公司股份开发两座油气田；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公司联合开展了价值5.5亿美元的石油联合勘探项目。在中游开采加工领域，丝路基金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Novatek）所合作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一期2017年正式投产，全部建成后年生产天然气能力将达到250亿立方米，其中约三分之一将运往中国。同年，中俄合作的世界最大的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正式开工，完工后年加工能力为天然气420亿立方米、氦气600万立方米，全部产品80%将运到中国。该项目也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在下游深加工领域，中俄合资的每年1 600万吨的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正在天津炼化厂紧张建设。

中国投资推动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和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通过共建产业园区、联合研发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等产业和技术合作平台，支持彼此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能合作，成效显著。双方在产能和高科技领域合作十分广泛，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航空、航天、核能、新材料、生物技术等屡有突破性进展，许多合作成果已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白俄罗斯在电子、微电子、光学和激光技术等方面具有全球性竞争力，在机器制造技术上也比较先进，双方在此基础上优势互补，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年产40万吨的纸浆和年产20万吨涂布白卡纸厂项目、斯拉夫钾肥项目等让一大批中资企业与白俄罗斯方面合作建厂扩能，让白俄罗斯产业结构更加多元。而以中白工业园、中俄乌苏里斯克经贸园为代表的产业园区为推动独联体国家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白工业园最为典型，截至2018年，该园区集聚了包括高端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大量企业投资设厂，企业来自美国、俄罗斯、奥地利、德国等国家，带来了众多新技术，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配套，为白俄罗斯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比如新筑股份与白俄罗斯机车厂合资的新企业生产超级电容器，将世界先进水平的超级电容器产品技术标准输出白俄罗斯，加快了白俄罗斯企业升级换代。

物流运输业发展建构了欧亚北线通道。除了能源合作和产能合作，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中俄2017年贸易额达到840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10倍；中白贸易额达到33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3倍。货物贸易激增也刺激了双方的物流运输业的对接：2018年大连交运集团和俄罗斯、蒙古国等沿线国家的节点城市通过签订物流战略合作协议，开通了“中蒙俄”跨境公路物流通道，该通道长3100公里，往返只需6天，比传统铁路和海运节省近4倍的运输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独联体也不断加强规则、标准的对接。首先是硬件标准体系对接，双方正在实施以统一标准共同建设跨境公路、铁路等国际运输通道硬件设施。其次是加强边境口岸的规则对接和信息共享机制建设，以强化“单一窗口”服务能力，避免多次重复检验，降低货物通关成本。最后，中国和独联体多方已经形成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的协调机制，大大提升了中国—独联体的物流便利性。

当然在与独联体国家及蒙古国的合作中，双方的合作不仅限于以上产业，其他如农业等所在国的开发短板，也纳入“一带一路”的合作轨道，比如中俄两国共同设立的“俄罗斯远东农工产业发展基金”就是服务于俄远东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但是总体看来，双方合作以能源、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以物流运输业为动力，已经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合作，在欧洲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同时正在逐步完善以俄罗斯、蒙古国和白俄罗斯为主干的欧亚北向通道。

南亚地区共有8个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在该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印度是该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拥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而其他国家基本上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纺织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化水平较低。该区域的指标体系评估如表2-18所示。

表2-18　南亚的区域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南亚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业共建的路径如图2-8所示。

图2-8　南亚区域同维共建路径

自然资源丰富。南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以矿物资源和农业资源为主。矿物资源中铁矿、锰矿、煤矿丰富，而南亚更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其经济作物。南亚地区拥有适宜农业发展的气候环境和土地资源，同时拥有广大的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风林。该地区盛产小麦、甘蔗、水稻、棉花、黄麻、油菜籽、茶叶等，黄麻、茶叶产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左右，稻米、甘蔗、棉花、橡胶等作物的产量在全球也居前列。

规模庞大的人口基数。南亚地区国家普遍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在南亚区域面积不到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已经突破了17亿。除印度外，巴基斯坦拥有1.91亿人口，孟加拉国人口达到1.65亿，斯里兰卡也有2200万人口，尼泊尔2300万。同时，以巴基斯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生育率非常高，儿童和青年在总体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这为南亚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之前，除印度之外的南亚区域国家普遍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优势出发，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为支柱产业的产业结构，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

自然资源基础上形成的初级产品加工业。在南亚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开始发展出以矿石采掘、矿产品初加工及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初级产品加工业。其中斯里兰卡是世界上最大的红茶生产基地，该国茶叶在欧洲市场广受欢迎，年产量达2.849亿公斤。而孟加拉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黄麻生产国、第一大黄麻出口国，其原麻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95%，黄麻制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65%。

基于人口优势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充沛的劳动力人口供应基础上，南亚区域的国家普遍以纺织业为支柱产业。其中巴基斯坦的最大工业部门为棉纺织业，吸纳了国内近1500万人就业，占该国制造业产值的46%，GDP的8.5%，出口总额的66%。斯里兰卡的工业体系中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制造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工业。孟加拉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该国的支柱产业。尼泊尔和马尔代夫则受制于地理环境，发展一直不是很理想（姚遥，贺先青，2018）。

该区域国家参加“一带一路”的积极度有所不同，巴基斯坦参与度最高，“中巴经济走廊”堪称“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孟加拉国也已经和“一带一路”有了比较深入的战略对接。而印度却在2018年的第五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中，再次婉拒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种态度无形中延缓了“一带一路”在南亚区域的建设。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总体态势就是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两国获得了积极拓展，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迂回前进。在这种比较复杂的区域政治环境背景下，“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推进形成了以政策充分沟通为背景、设施联通建设为基础、产能合作为主体的建设路径。

政策沟通形成了有效的双边协商机制。南亚区域的建设涵盖“六廊”中的两条：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中巴在双方早已形成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下，政策沟通非常顺畅。2015年中巴自贸区在北京举行第二阶段谈判，双方达成了大量共识，其中关键的成果就是《中巴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银行业服务议定书》当年正式生效，有效改善了投资巴基斯坦的环境，也为各种重大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孟加拉国方面，中孟双方以“中孟印缅经济走廊”为平台签署了《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协定》《孟中印缅跨境客货运输便利化协定》《孟中印缅贸易投资便利化协定》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确定了双方共建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同时中孟双方签署了多达27个双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海事合作等各个领域规范了彼此的行为。此外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自贸区谈判。总体看来，南亚区域的政策沟通呈现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谈判的特征。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宽了区域各国经济发展前景。南亚区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巴基斯坦为重点，兼顾协助改善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巴基斯坦的设施联通以“中巴经济走廊”贯通为主轴，中国正在全方位协助巴基斯坦的海、陆、信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升级，中巴联合建设了瓜达尔港、巴基斯坦南北纵向公路主干道、中巴跨境光缆等项目，致力于打造从中国喀喇昆仑口岸到印度洋的物流通道。中国和孟加拉国的设施联通以保障“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的“通路”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两国计划通过加强公路、铁路网络的联通，形成从昆明出发、经孟加拉国到印度洋深水港的国际交通线路；铁路方面，中企承建了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在公路方面，孟加拉国卡纳普里河底隧道项目也由中国公司承建，该项目将有效缩短吉达港机场到中国工业园时间。斯里兰卡方面，双方的基础设施合作以港口、机场建设为主。马尔代夫方面，2015年贯通马累、机场岛、胡鲁马累岛的中马友谊大桥项目正式开工，马尔代夫的大首都区由此初具雏形；中方承建的马累国际机场扩建和新国际机场项目也于2016年开工。整体上看，中国协助南亚区域国家进行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良好的交通和能源基础，拓宽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在良好的双边政策沟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之下，中国和南亚地区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科技和产能合作，中国凭借基建、电力、轨道交通、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方面的优势，嫁接到南亚国家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正在持续推动该地区的工业进程。

科技合作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农业科技企业目前已经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建立了联合实验站，与两国进行水稻品种的合作开发。该项目所推出的某水稻新品种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目前已经占领了当地50%的市场份额。而在斯里兰卡，由中斯双方政府推动建设的技术示范中心带头，通过培训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农业技术转移等手段，正在逐步带动当地传统种植园模式的农业现代化升级。

建设产业园区推动区域工业化进程。和其他“一带一路”区域的建设模式相似，中国和南亚各国的产能合作也以产业园区为基地逐步开展。这些产业园区将中国先进的招商、管理、经营理念引入到南亚，因地制宜地根据当地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选择合理的产业定位，以园区为核心打造产业集聚区，并和中国、东南亚、中东欧等区域的产业形成互补性的产业链，有力地推动了所在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孟加拉国，依托该国优势的农业资源和稀缺的电力资源，重点发展以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食品机械为主的农业、工业园区；在斯里兰卡，依托其海岛地理优势，以科伦坡港新城和汉班托塔港为核心，开发集海运、金融、物流等为主体产业的园区，建设这些港口区域的金融服务和航运服务能力，正逐步将斯里兰卡打造成印度洋的物流和金融枢纽；在巴基斯坦，以海尔—鲁巴工业园区和瓜达尔港自贸区为中心，推动巴基斯坦在物流、信息通信、家电、机械工程、皮革、纺织品等领域的产业升级。

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堪称整个“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双方不仅有着历史悠久、水准极高的政治互信程度，而且双方的民间往来更是紧密。在此基础上，中巴双方在2015年启动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计划通过建设公路、铁路、油气、光缆通道等基础设施，构建一条从喀什到瓜达尔港，全长3000公里的能源、国际贸易和产业合作走廊（陈天一，2018）。“中巴经济走廊”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核心区包括中国喀什、阿图什市、图木舒克市，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旁遮普省、信德省、吉尔吉特—巴尔蒂斯特一部分、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俾路支省，辐射区主要在中亚。巴基斯坦的评估如表2-19：

表2-19　巴基斯坦的产业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评分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巴基斯坦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业共建的路径如图2-9所示。

图2-9　巴基斯坦区域同维共建路径

中巴之间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就明确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包括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为重点，形成“1+4”的经济合作布局。其中瓜达尔港就是双方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试点和示范项目，一旦成功将推广到整个巴基斯坦的区域—产业价值链共建中。能源合作是双方的战略利益对接的重点，为整个“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奠定了双赢基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双方合作的最大动力。产业合作则是两国合作主要范畴，将在各个领域提升巴基斯坦的经济竞争力。

劳动力供应充足。巴基斯坦2017年人口达到了1.97亿，而且年龄结构非常年轻，低于25岁的青年人口占比超过60%，加上该国生育率高，未来该国充足的劳动力供应趋势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巴基斯坦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每月工资成本基本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综合看来，巴基斯坦的劳动力优势非常明显。

农业资源丰富。巴基斯坦气候非常适合种植水果，素有“东方果篮”之称，该国盛产香蕉、橘子、杧果、番石榴、桃子、葡萄、柿子等，其中，中国是最重要的进口国之一。巴基斯坦更重要的农业资源是棉花，它是世界第四大产棉国，棉花年产量超过1000万包。巴基斯坦棉花的最大优势是棉纤维粗，染色时上色快且均匀，不易掉色，可以节省大量染料成本和提高成品质量。

农业是经济基础。巴基斯坦的农业是该国的立国之本，虽然该国的农业产值在GDP中仅占20%的比重，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农业吸纳了该国45%的劳动力就业，远高于工业和服务业，农业发展水平对巴基斯坦的社会稳定意义重大。更为重要的是，该国制造业的支柱纺织业事实上是依托于该国棉花种植业而建立起来的，同时该国占GDP比重50%左右的服务业中，大量低端批发零售业的发展也是依赖于农产品的丰歉水平。据统计，该国农产品中除了56%用于直接消费外，其余都成为原材料进入加工业。因此农业以及衍生的农产品加工业，是该国的经济基础。

纺织业是制造业支柱。凭借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棉花资源，巴基斯坦建立起了涵盖制糖、造纸、烟草、制革、机器制造、化肥、水泥、电力、天然气、石油等产业的综合性制造业体系，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部门就是纺织业，而棉纺织业占纺织业总产值的3/4以上。目前该国的棉纺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全国拥有包括轧棉、纺纱、织布、面料、成衣在内的不同类型企业约3万家。近年来，该国纺织业已经在全球形成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界第二大布匹生产国和第三大棉纱生产国，同时还是毛巾和服装出口大国，年出口20.7亿件服装。棉纺业的高速发展导致该国棉纺织业对原料的需求非常高，每年棉花原料缺口近70万吨。

为了更好地推动“1+4”经济合作，双方在政策沟通、资金融通和设施联通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政策沟通畅通良好。为了更好地进行“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双方共同成立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联合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两国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组成，执行推动走廊发展任务。该委员会迄今为止召开了六次会议，并明确了早期项目在2017年前完成，中期项目在2020年完成，长期项目在2025年至2030年之间完成。

资金融通方面推进顺利。近年来双方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此促进双方的贸易、投资便利性，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吴喜龄、王晓敏，2018）。

设施联通成果显著。“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成果最为显著。在公路方面，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和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建设完成后，两个项目将联通为从喀什到瓜达尔港的公路干线，联通中国西北地区和印度洋，该公路与瓜达尔港结合，将大大缩短从波斯湾和中东地区抵达中国的物流时间，成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也将是中国和中亚国家通往印度洋出海口的交通干线。在铁路方面，南北贯通也正在紧张施工中，2015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承建了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ML1），为南北向巴基斯坦铁路干线的改造升级做好了准备。在航空方面，2015年中国国航首次开通了北京到伊斯兰堡的直飞航线，为了配合南北贯通的航线，双方已经完成了中巴经济走廊东部和西部配套公共发展项目的规划。在信息联通方面，由华为承建的全长820千米的中巴跨境光缆项目已经竣工，并和中国境内光缆连接，该项目南起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第，北至中巴两国边境红其拉甫口岸，目前初步测试已经具备开通条件。总体上，巴基斯坦在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上已经形成了南北贯通的格局。

以产业园区为基地推动巴制造业升级。中国和巴基斯坦双方在以产业园区为基地推进巴方制造业升级方面成效卓著。目前双方正式规划了29个产业园区。其中最重要的是海尔—鲁巴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合尔市。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中心，拉合尔是巴基斯坦工业中心，园区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很多家电、汽车、纺织、建材、化工企业落户，在巴基斯坦原本偏重纺织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中，新增了比较欠缺的附加价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中国企业的投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铁、上海电气、中国石油、中国南车、中兴通讯、北方国际、中材节能和河北钢铁等企业投资设厂，已经成为巴基斯坦重工业和高端制造业的骨干，在重塑该国产业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资企业在改善当地产业结构的同时，将增加就业、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带去先进的产品理念作为重要目标实施。以入驻海尔—鲁巴产业园的海尔公司为例，该公司凭借本土化创新，最大化地满足巴基斯坦消费者的需求，如根据当地炎热的气候条件，开发出快速制冷的冰箱和冰柜；考虑到巴基斯坦人喜欢使用毛毯等大件衣物，海尔扩大了洗衣机容量，并针对当地电压不稳的情况给洗衣机增添了“自动启动”功能，让洗衣机能够在恢复电力供应后自动工作，该品牌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家电品牌之一，类似海尔这样的中国企业，为该国如何按照现代营销理念组织产品设计和生产贡献了丰富经验。此外，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的管理理念遵循大量雇用当地劳动力的原则，只有技术人员由中国派驻。这样，不仅对巴方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更提升了当地的就业和劳动力素质。

能源建设为巴基斯坦的产业升级准备了充足动力。能源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的重点部分，这些能源项目的建设目标是向巴基斯坦提供9000兆瓦的电力，弥补该国的电力短缺。截至2018年，12个能源项目正在齐头并进，其中2015年卡西姆1320兆瓦煤电站开工，信德省塔尔煤电项目有望在2019年投入使用，卡洛特水电站也已经开工建设。未来到2020年前后，所有项目基本完工后将初步弥补巴基斯坦面临的能源缺口，使该国的电力供应能够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后对电力的需求。同时这些能源项目也将成为巴基斯坦的新经济增长点。

瓜达尔港建设进一步推动物流运输业发展。“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为巴基斯坦物流运输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巴基斯坦物流业发展迅速，2015年估值达307亿美元，在Agility新兴市场物流指数（emerging marketslogisticindex）中排名第25位，较上一年上升7位。这主要是由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大大改善了该国的交通运输能力，同时仓储物流园区的建设也提升了该国的物流服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巴基斯坦的物流运输业仅仅服务于中巴两国的货物和人员流通，一旦瓜达尔港建成并正常运营，该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标杆项目。该项目由港口、自由贸易区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港口由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管理运营，将扩建和改建连接港口和海岸线的高速公路、防波堤建设、锚地疏浚工程。目前港口各项工程基本完工，具备全作业能力。该港配套的自由贸易区已经于2016年正式奠基，将重点发展商贸物流、矿产加工和金融等产业。该港完全建成后，将连接中巴经济走廊内已建成和在建的铁路、公路、航空通道，实现从中国西北地区到印度洋的海陆贯通，成为新疆地区的出海口，打通中巴经济走廊面向印度洋、联通西亚石油产区和非洲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届时巴基斯坦将成为南亚乃至中东、非洲地区的货物中转点，物流业将得到极大发展。

综上所述，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无论从量还是质的层面都提升了巴基斯坦的经济竞争力，不仅“授人以鱼”，更是“授人以渔”，正逐步将巴基斯坦经济从以初级产品加工、纺织业为主，逐渐演变成以轻重工业结合为主、能源业发达、物流运输业辐射印度洋的更健康的产业结构，有力地推动了该国工业化进程，并且共同构建了一条全新的连接中亚内陆地区和印度洋的战略性商贸通道。“中巴经济走廊”初见成效，也引发了土耳其、伊朗、英国等国家参与经济走廊建设的兴趣。可见，“中巴经济走廊”为“一带一路”建设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南亚地区虽然总体政治环境比较复杂，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坚持以良好的双边政治沟通、持续协助所在国提升设施联通力度为措施，将产业园区建设作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根据当地资源条件、人口优势等要素禀赋特质，为该地区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在内的低层次产业结构注入新技术新产业，逐步完善其产业结构，加快其工业化进程。